澤康臣在2016年舉辦於尼泊爾的“亞洲調查報道大會”（Uncovering Asia Conference）上發言。照片來源：GIJN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與世界各地數百名成員密切合作。在其每月的「認識調查記者」（Meet the Investigators）系列文章中，ICIJ 與我們介紹了這些努力不懈的調查記者們。
本文主角是日本的調查記者澤康臣（Yasuomi Sawa），他是日本最大新聞媒體《共同通訊社》（Kyodo News）調查部門的資深記者，並且在東京的研究所教授調查報道。他也積極倡議開放資料及信息自由，最近正協助 ICIJ 將其文件搜尋平台 Datashare 翻譯為日文版。
你為何會進入新聞業，尤其還做調查報道？
我相信溝通、說故事及分享信息的力量能把世界變得更好。若這世界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必需要知道。
三十年前，我的大學朋友絕食抗議《國家保密法》草案。我幫他們發傳單給學校同學，但他們根本沒什麼興趣，不理會那些運動者，也不想拿傳單。當時是1980年代末期，日本正處於歡樂的泡沫經濟中。
但日本大報《朝日新聞》（也是 ICIJ 的成員）報道這場絕食抗議的那天，學生們卻開始索取傳單，顯示出對抗議行動的興趣了。我很震驚，不敢相信報紙上的一篇文章能造成這麼大的改變，對於新聞業的影響力我是又害怕又欽佩。
然而，我也意識到新聞業的另一個面向：我常因為新聞媒體沒有善盡職責而沮喪，他們太着重於讓當權者發聲，而不去傾聽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的意見。
我認為，新聞應該服務人民，尤其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當時我年輕，也很有企圖心，決定自己成為一名記者，致力讓新聞業重回正軌。
現在，30年過去了，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做得很好——也許還不夠吧，但我還是盡我全力做着。
最近你和同事在你主導的另一項調查中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能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澤康臣（中上）與ICIJ的亞洲合作夥伴開會討論 “醫療植入物檔案”（Implant Files ，2018年對於醫療器材的調查項目）。照片來源：ICIJ
我們追蹤了法院文件被任意銷毀的情形，這項調查揭露了日本法院處理法庭記錄的糟糕程度。一般情況下，法院在民事案件結案五年後會將其記錄銷毀。我們發現，在137個具代表性意義的案件中──包括與言論自由、平等相關的案件，以及其他被著名憲法案例書籍引用的案例──有118份記錄已經不可考了。雖然概述法院結論的最終判決書還在，但我們卻無法再仔細檢視整個過程。
我們的報道引起許多人關注，包括一名日本國會議員，也使法院遭受嚴厲批評。在新的文件歸檔流程建立以前，目前法院已經暫停銷毀法院文件了。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歷改變或強化了你處理調查報道的方式？
我的一位調查記者朋友日下部聰（Satoshi Kusakabe）曾說，當我們能用開放信息進行報道，我們就不需要依賴某人，也不需要刻意與消息來源保持良好的關係。
這番話使我大開眼界。使用開放信息不涉及與任何人互動，你可以清清白白地，不必禮貌地要求任何人為你開門，因為門已經對大眾開放了。由數據驅動的調查報道可說是解放了記者。
我在2015年開始搜集日本主要城市的移民兒童的入學率及居住情形的數據，藉由分析這些信息，我發現在學校註冊的學童人數與實際居住在當地的人數間有著驚人的差距。
我也發現絕大多數的移民兒童──超過1萬人──都被當地學校忽視了，學校並沒有像對本國兒童那樣，追蹤移民兒童的就學註冊情形。即使戶口登記數據可能因不少移民家庭在離開日本時並未告知當地政府而有偏差，但本國兒童與移民兒童間如此大的差距顯示，地方教育單位忽視了這些移民人口。
而除了使用數據來支持我的報道外，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材料是“人的元素”。
“報道一定要與人有關”，一位英國記者曾這麼對我說。他在一家小報擔任犯罪新聞相關的編輯，但他的話影響了我。從那之後，我便一直努力使我的故事更加人性化。
你在日本最知名的其中一所大學教授調查報道，什麼是你希望他們能在畢業後帶到新聞職場的？
我教他們實際進行調查報道，希望他們對獨立挖掘議題和運用自己的新聞感變得更有自信。在他們進入新聞業後，他們會被分配到一個負責的區域，可能是一個警察轄區或是某市政府。
在新聞的 5W 要素（何人、何時、何地、何事、為何）中，關鍵問題是“為何”？為什麼這個意外受傷的移民工人來到日本？為何這場離奇的車禍會發生？為什麼這個老人會因為偷一小塊食物被捕？這類故事背後可能有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今有企圖心的記者比較想用電子郵件或其他數位方式與人聯繫，而不是面對面交談。我在想這現象是否只存在於日本極度害羞的年輕一輩……這很容易沒錯，但我不認為這是了解人們的好方法。你看不到你的消息來源皺眉或微笑，聽不到他或她的語氣。你也可能失去建立彼此信任、與潛在吹哨人培養關係的寶貴機會。
日本的深度調查新聞業面臨什麼挑戰？
首先，日本缺乏開放數據的概念。日本有《信息公開法》（或稱 FOIA），但我不認為它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許多豁免條款削減了它的功能。幾年前，我試著調查私立大學極高的外國學生比率。許多日本私立學校都受到少子化影響，使一些學校試圖靠大規模的海外招生求生存。
當然，學校國際化是件好事——只要它們能好好教育學生。但假如學校的輟學率高得令人懷疑呢？學校有沒有可能只為了獲得一張外國簽證，而不教育學生？
我需要能說明輟學率的可信文檔，所以我通過 FOIA 申請查閱這些信息。但日本政府拒絕提供數據，稱這會“對大學造成不必要的損害”，這在日本法律是有豁免權的。我上訴，但還是輸了。他們為了大學的名聲選擇保護信息，而不是將它公開進行公平辯論。
第二個挑戰是日本新聞媒體過於重視“搶快”而不是深度報道。這意味着，為了搶即時，記者不得不依靠那些能讓他們立即獲得信息的來源。因此，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們有時會更在意是否與消息來源保持“良好關係”，而不是保有批判性。
日本的調查性新聞正在發展中，但速度不夠快。可能就像日本社會的其他部門一樣，這個國家的編輯有些保守，偏好選擇走安全的路吧。
日本最近通過了《國家保密法》等實際限制新聞自由的法律，這類法律會如何影響日本調查報道的質量？
我擔心《國家保密法》對調查報道有負面影響。雖然在一項保障條款中──即該法第22條規定，“其法律解釋不得擴張至侵犯公民基本人權”，以及“必須適當考量新聞自由”，因其“有助於保證公民的知情權”，但該法律並未對那些基於公眾利益提供機密的吹哨人給予特定協助。我負責國安及國防的同事便表示，他們的消息來源感到一種潛在的寒蟬效應。
但我個人認為，《個人信息保護法》（於2003年通過）對新聞自由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當時法律出台後，“保護個人信息”成為一個常見的詞彙，時常與隱私相混淆。現在，它就像一個用來逃避不利審查的萬用公式，遠遠超出了它的合法規範。
你擅長法院相關的報道，而您最大的戰役之一也與開放數據及公開法庭文件有關。當前的系統有什麼問題？
日本憲法規定“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判決應當公開宣布”。所以我們可以像在其他民主國家一樣去法庭觀審，法庭記錄也是公開的——但這都只是理論上。實際上，在日本，查閱法庭記錄受到極大限制。
民事案件記錄很快就會被銷毀，案件結案後，法院僅保留民事案件記錄五年。即使是五年內的法庭記錄，你也不能複印這些文件，除非你與該案件有特殊利益關係，例如，曾當事人簽訂商業合約。在這規定上，做記者沒什麼特權。
另一個問題是刑事法庭記錄不是由法院而是由檢察官保存和管理的。法律寫人民可以自由取得，但也有例外：在案件結案三年後，檢察官可以拒絕提供記者文件。
記者江川紹子（Shoko Egawa）曾針對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及其罪行（包括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進行了縝密報道而聞名，但連她都無法查閱涉及該教成員的死刑案件記錄。日本法庭就是用這個三年豁免條款拒絕了對該案了解最深的記者。
有一次，我獲得日本第一起因仇恨言論被定罪的案件查閱許可，但文件上的信息非常有限。幾乎所有的姓名都被刪除了，包括受害者的身分、他的家人、律師，甚至是犯罪者使用的互聯網業者。這讓我非常生氣。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三年前我和一些朋友——包括江川小姐——成立了一個名為“真·開放法庭計劃”（ほんとうの裁判公開プロジェクト，Real Open Court Project）的討論群組。我們對自己應該擁有什麼權利進行討論及研究，並與記者和法律專業人士分享我們的想法。
你最近發起的另一個倡議行動是J論壇（J-Forum），這是什麼？
J論壇，或稱新聞從業人員論壇（Journalism Practitioners’ Forum），是一個發展新聞技能及知識──尤其是調查報道相關──的活動。在美國“調查記者暨編輯協會”（IRE）及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等組織的促使下，我數十年的老友及 ICIJ 的成員奧山俊宏（Toshi Okuyama）興起了在日本舉辦這類會議的想法。
2018年於東京舉辦的“新聞從業人員論壇”。照片來源：ICIJ。
我們第一場年會辦在2017年5月的某個周末，共有8場會議和100名與會者。票很快就賣完了，讓我們非常驚訝。從那之後，越來越多來自日本各地的記者對J-Forum感興趣：第二年，我們有15場會議和250名與會者。2019年，已經有30場會議和370名與會者。現在 J-Forum 已經是國內最大的新聞盛會之一。
日本報紙的發行量位居全球之最，但不是因為他們的“大膽”或“具攻擊性”的新聞報道而聞名。當我住在日本時（2007年至2014年），我注意到所謂的傳統媒體傾向於自我審查，他們對企業廣告和政府壓力非常敏感。現在還是如此嗎？
我同意你的觀點，大致說來，日本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媒體。儘管傳統日報或電視台有這麼多精彩的報道，我還是相信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最近，讓政客下台的大多是八卦小報式的周刊，而不是日報或電視了。
在紙媒或電視台工作的人是很努力工作，但我想，有時候他們可能比較優雅吧。我們被教導要顧慮報道是否讓不該被關注的人覺得尷尬，這一切都源於日本人的“知恥”（meiwaku，漢字寫作“迷惑”）概念。在一個重視和諧的文化中，避免為他人帶來困擾是很重要的，它比炮火猛烈的新聞自由和令人不舒服的公開辯論更受日本人青睞。
我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保持敏感或禮貌，但我想引用《衛報》2015年7月23日的評論:“日本主流新聞界並不腐敗，但它太有禮貌了，就像它周圍的文化一樣……但禮貌也有可能轉變成對權力的那種無動於衷的尊重，而正是這種尊重讓醜聞泛濫。”
這種行為可能導致日本人民對媒體的不信任。媒體在這方面的責任是什麼？他們能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牛津大學的路透新聞學研究所2019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在48個國家中，日本的媒體信任分數是35分。這成績並不好，但最大的問題是，調查發現，記者對自己作為監督者角色的認知與觀眾對該角色的評價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儘管91%的記者表示監督政治領導者“極其重要”或“非常重要”，但只有17%的觀眾對我們的監督工作感到滿意。
因此，我們的補救方法應該很明確：我們需要更獨立、更尖銳的新聞報道，也就是更多的調查報道。
本文首發於ICIJ的網站上，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編譯轉載。
Scilla Alecci 是 ICIJ 的調查記者和視頻記者。她是 ICIJ 亞洲分部的負責人，負責協調 ICIJ 在亞洲的合作夥伴和成員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