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记者一样，我对播客节目《Serial》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当时我的工集中在冤假错案上。所以当安东尼·德·弗里斯（Anthony De Vries）的故事出现在我的约翰内斯堡的办公桌上时，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可以让我深挖的故事。
在我第一次见到安东尼的时候，他是一个40多岁的人，他因坚称自己无罪而被判服刑17年。那是发生1994年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距离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不到一个月，最终导致两名保安被杀。我用为期18个月的调查材料制作成为了一个由八个部分组成的系列播客——在2017年3月发布时，它是南非的第一个调查播客，随后这档播客也获得了一个全国大奖，在以「南非特色」闻名的同时，也吸引了部分其他国家的听众。
我的背景是纸媒，但我在一档科学广播节目上做过一段时间，所以我知道一些关于音频节目制作的基本知识。不过，做一档调查播客是完全不同的经验。下面是我在写作、制作和编辑播客《不在场证明》（Alibi）时的一些经验，以及一些关于如何避免犯同样错误的建议。
1. 一切都在写作中
社区电台的记者经常告诉我，他们进入电台是因为他们不想写字。这是一个很常见但又很疯狂的理由。扎实的写作会让你的音频故事与众不同，关键是要写得非常简洁，用一种适合你说话方式、又让讲述人目标清晰的结构写出来。
你还需要提出你认为观众会问自己的问题，然后逗他们一起寻找答案。如果没有这种交流，最有趣的故事都会变得平淡无奇。
在《不在场证明》中，我试图解开安东尼是否在与抢劫有关的车里，以及那辆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犯罪。在披露每一个新的证据时，我们都在反复回到这个问题上。
「他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这个核心问题串联起了整个播客，这个冤假错案的悬念是一种吸引听众注意力的有力方法。
在剪辑过程中，我删除了大量的采访、场景和人物，因为尽管我喜欢它们，但它们都是和主旨无关的。其中难以割舍的一处是到访前法律和秩序部长阿德里安·弗洛克（Adriaan Vlok）家中的录音。弗洛克曾在种族隔离政府任职，在那次抢劫案开始前的几年，他曾批准了对安东尼曾遭受到的酷刑进行赔偿。这是一集引人入胜的节目，我和弗洛克的狗辛巴（Simba）一起玩。这让听众想知道后续将如何发展，因为它已经远离了叙述者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如果你习惯纸媒的自由，你会发现在你转向音频制作的过程中，这种自由将被毫不客气地限制。
我推荐你花五分钟看播客节目《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中伊拉·格拉斯（Ira Glass）讲述讲故事的要素，尤其是针对音频节目的。这篇刊登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的精彩文章。也对那些从纸媒转向播客的人有一些重要的启发。
2. 在场景中思考
1994年，一个在购物中心附近发生的现金抢劫案导致两名保安被杀。图：Paul McNally
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是在场景中思考，这个建议在制作《不在场证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你为采访写下问题之前，可以先想象什么场景会支撑你的故事。为此，我需要感谢罗布·罗森塔尔（Rob Rosenthal）的播客《How Sound》。我对它很着迷，因为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当转移到不同的人或场景时，纸媒的处理是很灵活的，但在音频节目中，每个地点和人物都需要被仔细地介绍，「场景」没有捕捉到的信息很可能也不会被你的听众留意到。
例如，在我们参观犯罪发生的购物中心之前，我试图保留关于犯罪机制的论述。于是，我将发现弹孔和弃车逃逸的场景，放入了第四集中。在最早的版本中，我放入了更多信息，但如果没有手推车的声音，你就很难理解这一切发生在哪。音频媒介在创造时间和空间感方面非常强大，但在传递密集信息方面效率低下——我意识到我需要尽可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
3. 情绪很重要
我在制作《不在场证明》的时候录了很多令人尴尬的声音。这是因为你需要时间来学习如何用声音最好地表达出不同的情感。
如果你想让节目听起来像是在和一小群人亲密交谈，而不是几十个人，就要让听众感受到你在某一刻想传达的情感。想想斯皮尔伯格的一部电影，总有一个角色的反应体现了观众应该感受到的东西——你知道，就像在外星人中一样，小男孩那张敬畏的脸处于画面的中心，否则我们可能不确定对刚刚出现的外星人会有什么感觉。
而这种情感就需要用声音来调动，当你的听众开车、四处走动、洗碗时，你就是这样透过声音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的。
当我开始录制旁白时，当出现情绪波动时，我会提高音量甚至发笑。就像我在描述第一次见到安东尼时的声音，我本能地夸大这种情绪效果。
4. 保持声音的一致性
保持录音声音的一致性比录音质量更重要。在《不在场证明》中有一集，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很紧（因为说话时间太长），我每次听这一期的时候都让我感到困扰。另一个问题是使用不同的麦克风（不是更差的麦克风，只是不同）录出来的声音也让我很头疼。我不得不强调每次录音使用相同设备的重要性，并且在一天的同一时间要用相同的麦克风录音。
这里还有一个附带的经验，就是对播客中出现的技术错误放轻松一点，大多数人可能根本不会留意到；他们并不像你会一样，来回听了几百遍录音。
5. 第一集至关重要
老实说，当你听其他播客时，你的兴趣在哪里减弱了，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了。很多人会尝试你的第一集，然后继续前进。
播客听得越多，可能对单个播客的注意力就会下降，那用什么持续吸引听众呢？当我意识到《不在场证明》的第一集侧重于犯罪场景设置，而没有深入安东尼的角色以引起听众兴趣时，我对《不在场证明》的剧本进行了重写，并重新录制了所有的配音。起初，我只是告诉观众，在他高中时期折磨过他的警察是如何在第二集结束时让他被定罪的，但在最后的剪辑中，我把这些都移到了第一集。
一个违反这一准则的例子是《S-Town》，它一次性推出了全部节目，最大的转折发生在两集之后。这使得创作者可以忽略这一准则，而更将它们的七集节目当做一部小说来看。
下一个挑战是悬崖勒马。一旦你离故事太近，就会不确定适应听众的故事节奏，那么每一集的结尾都都可能让听众感到沮丧。我觉得最难写的是这些地方。有一次，当我们发现安东尼可能在受伤原因上对我们撒谎时，我希望这一集结束。他告诉我们是被瓶子打上，而别人说是被子弹打伤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个重要信息间做出取舍，以产生最大的影响。但我还是克服了这种想法——我们需要这种让读者着迷的「噱头」才是。
作案凶器：一把AK-47，据称它当时在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上被用来射杀保安。图：Paul McNally
6. 没录到的声音是不存在的
你应该养成在下车面对世界之前打开录音机（甚至手机）的习惯。现在，当我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打开录音，为我想要诉说自己的恐惧或焦虑做好准备。采访结束的那一刻，你可以设置一个场景或给人营造一种感觉——无论是一个笑话或一个随意的评论。
在《不在场证明》的第二集里，我的一个角色——安东尼的银行劫匪哥哥——坐在轮椅上不停地尖叫，但我把这一点融入了对他的描述中。一旦听者知道为什么这会让采访心烦意乱，那么他们就可以更加欣赏这个场景和故事。
7. 现实生活没有结局……但人们还是期待有个结局
根据你的调查结果，可能会有几种结局。要选择哪种结局，你的决定至关重要。但是你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结局来「作弊」。尽早开始计划一个「最坏」、“中等”和“最好”的结局。
在《不在犯罪现场》播出时，当我们等待确认播出日期时（这是在一家国家电台上播出的，也是以播客的形式）发生了一些事件：一名看押安东尼的老狱警证明他是无辜的，但另一名老警官又说他有罪，只是假释出狱。所以我们有一个开放式结局，这可能也让听众没有一个肯定答案。
这种模糊性也可以很好地产生话题。一个明确的结局是找到并确认到真正的凶手，彻底赦免了安东尼，或者证明他有罪。虽然人们很可能会满足于一个纸媒上的故事，揭露司法系统的腐败（安东尼的案件显然做到了），因为投入的时间和通过音频建立的亲密关系，听众可能希望得到安东尼无罪的结局。如果他是有罪的，那么人们会忍不住问：这有什么意义？
在播客创作中，你需要尽可能早地在调查中录音，这样在你发现故事不太行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些内容删去。在安东尼出庭作证之前，我删掉了其他几个可能的错误定罪的录音，在我知道有故事之前，我就开始录音，因为我想要记录下来那些你无法重现的第一反应。
这是《不在场证明》的全部八集，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或 iTunes上收听。
Paul McNally 是非营利机构非洲调查电台和公民正义网络的创始人，也是社会企业“Volume”的共同创始人。他也是《街道：一个充满警察、贿赂和毒贩的世界》（The Street: Exposing a World of Cops, Bribes and Drug Dealers）的作者，他也是2016年尼曼奖学金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