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世界各地的許多其他記者一樣，我對播客節目《Serial》非常感興趣，尤其是當時我的工集中在冤假錯案上。所以當安東尼·德·弗里斯（Anthony De Vries）的故事出現在我的約翰內斯堡的辦公桌上時，我想這可能是一個可以讓我深挖的故事。
在我第一次見到安東尼的時候，他是一個40多歲的人，他因堅稱自己無罪而被判服刑17年。那是發生1994年一次光天化日之下的搶劫，距離南非第一次民主選舉不到一個月，最終導致兩名保安被殺。我用為期18個月的調查材料製作成為了一個由八個部分組成的系列播客——在2017年3月發布時，它是南非的第一個調查播客，隨後這檔播客也獲得了一個全國大獎，在以「南非特色」聞名的同時，也吸引了部分其他國家的聽眾。
我的背景是紙媒，但我在一檔科學廣播節目上做過一段時間，所以我知道一些關於音頻節目製作的基本知識。不過，做一檔調查播客是完全不同的經驗。下面是我在寫作、製作和編輯播客《不在場證明》（Alibi）時的一些經驗，以及一些關於如何避免犯同樣錯誤的建議。
1. 一切都在寫作中
社區電台的記者經常告訴我，他們進入電台是因為他們不想寫字。這是一個很常見但又很瘋狂的理由。紮實的寫作會讓你的音頻故事與眾不同，關鍵是要寫得非常簡潔，用一種適合你說話方式、又讓講述人目標清晰的結構寫出來。
你還需要提出你認為觀眾會問自己的問題，然後逗他們一起尋找答案。如果沒有這種交流，最有趣的故事都會變得平淡無奇。
在《不在場證明》中，我試圖解開安東尼是否在與搶劫有關的車裡，以及那輛車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犯罪。在披露每一個新的證據時，我們都在反覆回到這個問題上。
「他是無辜的還是有罪的？」這個核心問題串聯起了整個播客，這個冤假錯案的懸念是一種吸引聽眾注意力的有力方法。
在剪輯過程中，我刪除了大量的採訪、場景和人物，因為儘管我喜歡它們，但它們都是和主旨無關的。其中難以割捨的一處是到訪前法律和秩序部長阿德里安·弗洛克（Adriaan Vlok）家中的錄音。弗洛克曾在種族隔離政府任職，在那次搶劫案開始前的幾年，他曾批准了對安東尼曾遭受到的酷刑進行賠償。這是一集引人入勝的節目，我和弗洛克的狗辛巴（Simba）一起玩。這讓聽眾想知道後續將如何發展，因為它已經遠離了敘述者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如果你習慣紙媒的自由，你會發現在你轉向音頻製作的過程中，這種自由將被毫不客氣地限制。
我推薦你花五分鐘看播客節目《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中伊拉·格拉斯（Ira Glass）講述講故事的要素，尤其是針對音頻節目的。這篇刊登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的精彩文章。也對那些從紙媒轉向播客的人有一些重要的啟發。
2. 在場景中思考
1994年，一個在購物中心附近發生的現金搶劫案導致兩名保安被殺。圖：Paul McNally
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議是在場景中思考，這個建議在製作《不在場證明》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在你為採訪寫下問題之前，可以先想象什麼場景會支撐你的故事。為此，我需要感謝羅布·羅森塔爾（Rob Rosenthal）的播客《How Sound》。我對它很着迷，因為它教會了我很多東西，當轉移到不同的人或場景時，紙媒的處理是很靈活的，但在音頻節目中，每個地點和人物都需要被仔細地介紹，「場景」沒有捕捉到的信息很可能也不會被你的聽眾留意到。
例如，在我們參觀犯罪發生的購物中心之前，我試圖保留關於犯罪機制的論述。於是，我將發現彈孔和棄車逃逸的場景，放入了第四集中。在最早的版本中，我放入了更多信息，但如果沒有手推車的聲音，你就很難理解這一切發生在哪。音頻媒介在創造時間和空間感方面非常強大，但在傳遞密集信息方面效率低下——我意識到我需要儘可能地將二者結合起來。
3. 情緒很重要
我在製作《不在場證明》的時候錄了很多令人尷尬的聲音。這是因為你需要時間來學習如何用聲音最好地表達出不同的情感。
如果你想讓節目聽起來像是在和一小群人親密交談，而不是幾十個人，就要讓聽眾感受到你在某一刻想傳達的情感。想想斯皮爾伯格的一部電影，總有一個角色的反應體現了觀眾應該感受到的東西——你知道，就像在外星人中一樣，小男孩那張敬畏的臉處於畫面的中心，否則我們可能不確定對剛剛出現的外星人會有什麼感覺。
而這種情感就需要用聲音來調動，當你的聽眾開車、四處走動、洗碗時，你就是這樣透過聲音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的。
當我開始錄製旁白時，當出現情緒波動時，我會提高音量甚至發笑。就像我在描述第一次見到安東尼時的聲音，我本能地誇大這種情緒效果。
4. 保持聲音的一致性
保持錄音聲音的一致性比錄音質量更重要。在《不在場證明》中有一集，我可以聽到自己的聲音很緊（因為說話時間太長），我每次聽這一期的時候都讓我感到困擾。另一個問題是使用不同的麥克風（不是更差的麥克風，只是不同）錄出來的聲音也讓我很頭疼。我不得不強調每次錄音使用相同設備的重要性，並且在一天的同一時間要用相同的麥克風錄音。
這裡還有一個附帶的經驗，就是對播客中出現的技術錯誤放輕鬆一點，大多數人可能根本不會留意到；他們並不像你會一樣，來回聽了幾百遍錄音。
5. 第一集至關重要
老實說，當你聽其他播客時，你的興趣在哪裡減弱了，是什麼讓你堅持下來了。很多人會嘗試你的第一集，然後繼續前進。
播客聽得越多，可能對單個播客的注意力就會下降，那用什麼持續吸引聽眾呢？當我意識到《不在場證明》的第一集側重於犯罪場景設置，而沒有深入安東尼的角色以引起聽眾興趣時，我對《不在場證明》的劇本進行了重寫，並重新錄製了所有的配音。起初，我只是告訴觀眾，在他高中時期折磨過他的警察是如何在第二集結束時讓他被定罪的，但在最後的剪輯中，我把這些都移到了第一集。
一個違反這一準則的例子是《S-Town》，它一次性推出了全部節目，最大的轉折發生在兩集之後。這使得創作者可以忽略這一準則，而更將它們的七集節目當做一部小說來看。
下一個挑戰是懸崖勒馬。一旦你離故事太近，就會不確定適應聽眾的故事節奏，那麼每一集的結尾都都可能讓聽眾感到沮喪。我覺得最難寫的是這些地方。有一次，當我們發現安東尼可能在受傷原因上對我們撒謊時，我希望這一集結束。他告訴我們是被瓶子打上，而別人說是被子彈打傷的。這意味着我們必須要在這兩個重要信息間做出取捨，以產生最大的影響。但我還是克服了這種想法——我們需要這種讓讀者着迷的「噱頭」才是。
作案兇器：一把AK-47，據稱它當時在一輛正在行駛的汽車上被用來射殺保安。圖：Paul McNally
6. 沒錄到的聲音是不存在的
你應該養成在下車面對世界之前打開錄音機（甚至手機）的習慣。現在，當我在寫一個故事的時候，在開車的時候都會打開錄音，為我想要訴說自己的恐懼或焦慮做好準備。採訪結束的那一刻，你可以設置一個場景或給人營造一種感覺——無論是一個笑話或一個隨意的評論。
在《不在場證明》的第二集里，我的一個角色——安東尼的銀行劫匪哥哥——坐在輪椅上不停地尖叫，但我把這一點融入了對他的描述中。一旦聽者知道為什麼這會讓採訪心煩意亂，那麼他們就可以更加欣賞這個場景和故事。
7. 現實生活沒有結局……但人們還是期待有個結局
根據你的調查結果，可能會有幾種結局。要選擇哪種結局，你的決定至關重要。但是你可以通過設置不同的結局來「作弊」。儘早開始計劃一個「最壞」、“中等”和“最好”的結局。
在《不在犯罪現場》播出時，當我們等待確認播出日期時（這是在一家國家電台上播出的，也是以播客的形式）發生了一些事件：一名看押安東尼的老獄警證明他是無辜的，但另一名老警官又說他有罪，只是假釋出獄。所以我們有一個開放式結局，這可能也讓聽眾沒有一個肯定答案。
這種模糊性也可以很好地產生話題。一個明確的結局是找到並確認到真正的兇手，徹底赦免了安東尼，或者證明他有罪。雖然人們很可能會滿足於一個紙媒上的故事，揭露司法系統的腐敗（安東尼的案件顯然做到了），因為投入的時間和通過音頻建立的親密關係，聽眾可能希望得到安東尼無罪的結局。如果他是有罪的，那麼人們會忍不住問：這有什麼意義？
在播客創作中，你需要儘可能早地在調查中錄音，這樣在你發現故事不太行的時候，你就可以把一些內容刪去。在安東尼出庭作證之前，我刪掉了其他幾個可能的錯誤定罪的錄音，在我知道有故事之前，我就開始錄音，因為我想要記錄下來那些你無法重現的第一反應。
這是《不在場證明》的全部八集，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或 iTunes上收聽。
Paul McNally 是非營利機構非洲調查電台和公民正義網絡的創始人，也是社會企業“Volume”的共同創始人。他也是《街道：一個充滿警察、賄賂和毒販的世界》（The Street: Exposing a World of Cops, Bribes and Drug Dealers）的作者，他也是2016年尼曼獎學金獲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