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現場的警方記錄照片。照片來源：瑞典警方。
當瑞典檢方在6月的記者會上宣布，由於已有“合理的證據”可確定兇手身份，將結束這場耗時30年的瑞典首相遇刺案調查時，記者托馬斯·彼得森（Thomas Pettersson）的電話開始頻繁響起。
兩年前，彼得森發表了一篇雜誌文章及一本書，介紹他自己對1986年社會民主黨人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遇刺案的調查。過程中，他確定了兇手是一位名為斯蒂格·恩斯特倫（Stig Engström）的平面設計師，其工作地點就在犯罪現場附近。而當瑞典檢方結束長達兩小時的記者會後，瑞典媒體稱記者會內容就像是彼得森那本書的濃縮版。
事實上，檢察官和彼得森基於幾乎相同的理由得出了相同結論——這也是為什麼彼得森接到來自國內外媒體的電話，希望他對此事發表看法。
當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通過電話聯繫上彼得森時，他正在瑞典西南部哥德堡（Gothenburg）的家中為修改他的書《難以想像的兇手》（The Unlikely Murderer）而努力着，該書於10月再版，彼得森也剛賣出了該書的電影版權。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講述了一個人儘管讓當局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卻從制度的縫隙中成功地脫罪”，彼得森表示。
那麼，一名自由撰稿人是如何贏過警方自己的調查的呢？畢竟，帕爾梅案調查的範圍如此之廣，甚至還被拿來與1963年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遇刺和1988年洛克比空難的調查相提並論。
彼得森關於奧爾夫·帕爾梅遇刺案的書。圖片來源：Offside Press
當總理遭槍殺
讓我們首先簡要回溯1986年2月28日的那個夜晚。當時是晚上11點21分，時任總理奧爾夫·帕爾梅，在和妻子利絲貝·帕爾梅（Lisbeth Palme）從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一家電影院走回家時被槍殺。這對夫婦才剛告別了兒子和他的女朋友，而由於帕爾梅在當天稍早就讓他的保安小組先行解散，當有人從後面近距離開槍射殺他時，他們並沒有防備。第二顆子彈擦過利絲貝的背部，而後兇手從一段狹窄的樓梯逃離了現場。
在謀殺案發生後的幾十年里，關於誰是兇手眾說紛紜。例如，警方曾逮捕一名酗酒及吸毒的嫌犯克里斯德·彼得森（Christer Pettersson），他在1989年被判謀殺罪，但由於沒有證據能證明他的動機，後來被上訴法院釋放。
還有一種稱作“南非連結”（the South African connection）的理論，認為這樁槍殺案是為了報復帕爾梅對種族隔離政權的批評，而導致1997年庫爾德工人黨（PKK）的12名成員遭審問，但並沒有任何人被捕。另一條線索則將調查人員導向恩斯特倫，他因自己任職的保險公司而被稱作“斯堪迪亞人”（the Skandia man），也是一名早期證人，於2000年過世。
然而，直到托馬斯·彼得森協助提供了有關恩斯特倫的關鍵信息，並針對為何在1986年那個寒冷的夜晚，恩斯特倫是那名槍手發表自己的見解後，警方才真正開始警方才開始認真追查恩斯特倫這條線索。
彼得森自己對這起謀殺案的調查始於2006年，但他花了一年才將焦點放在恩斯特倫身上。“當時沒有其他人在追蹤這條線”，彼得森說，“恩斯特倫在警方的調查或其他記者的報道中都不顯眼，所以我不擔心有人比我搶先做出這篇有潛力的報道。”
事實上，彼得森將花12年時間一邊追蹤這條線索，一邊做其他有支薪的自由撰稿人工作。“總的來說，我每年大約花一個月的時間在這上面，而我的工作基本上經歷了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通過閱讀官方調查、書籍和新聞報導來了解案件的概況。在第二階段，我決定專註於犯罪現場本身，這也是我開始關注恩斯特倫的時候，他在我看來很醒目，因為他對媒體和警方的陳述與其他證人的陳述相矛盾，也不符合謀殺當晚已知事件的發生過程。
“當我進入第三階段的時候，我猜想這起謀殺不是場一人行動，於是開始尋找各種可疑組織的參與蹤跡。但到了第四階段，我真的很想了解恩斯特倫，並站在他的角度設想整個事件。雖然他已經去世了，但藉由與他的同事、朋友及鄰居交談，我開始了解他是誰以及他的潛在動機是什麼。在這一階段，我發現了他的一個鄰居持有武器，這是一個關鍵的發現，幫助我相信恩斯特羅姆有專門知識和能力獨自完成那場命案。”
“至於第五階段，我們可以說它仍在進行中，因為我現在正試圖更深入地研究恩斯特倫的人格，並去理解為什麼他在犯案後，為了誤導警方，做出我認為是錯誤的陳述。”
彼得森說，在做這個報道的12年里，其他記者和一群“調查愛好者”慷慨地與他分享各種知識和見解。他還接觸了兩個大型的州委員會，提供了他的研究的基本框架。
“豐富的可用材料當然是一種資產，但有時也是一個問題”，彼得森說，“一部分是因為有太多的東西需要篩選，另一部分是因為我必須‘自我盤問’，以免被材料所誤導。”
讓不同的消息來源對彼得森敞開心門，包括恩斯特倫的前妻、老鄰居和同事，是推進這個報道的關鍵。那麼彼得森是如何讓他們願意開口的呢？
“建立信任非常重要，因為他們都知道我認為恩斯特倫可能是兇手。對我有利的一點是，他的前妻態度非常開放，她和其他幾個關鍵消息來源並不厭倦與記者或警察交談，因為根本沒人找過他們。”
“有一個缺點是，我住在哥德堡，不能經常與這些在斯德哥爾摩的消息來源們見面（距離近300英里）。通過電話建立信任要困難得多，但我確實設法經營了這些關係。有一件事要記住，把最難的問題留到最後，這樣就不會有使消息來源不高興和失去他們信任的風險。”
搜羅大量資料
彼得森在調查這個事件時提到了另外兩個關鍵的轉捩點。一個是當他可以在網絡上獲取大量檔案時。“起初，我只能從哥德堡跑到斯德哥爾摩警察總部，在一名吸煙警官的監視下讀文件。如今，線上獲取這些信息只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第二個轉捩點出現在2012年，當時彼得森聯繫上出版社 Filter 的主編馬蒂亞斯·葛蘭森（Mattias Gransson）。該出版社最後在2018年出版了彼得森的報道。
“當托馬斯找上我時，已有無數名記者和業餘調查人員已經對帕爾梅遇刺案生產了一大堆報道”，葛蘭森說，“但托馬斯的實證調查方法使他特別出眾。”
葛蘭森繼續說道：“托馬斯在2012年給我看的，事實上與檢察官克里斯特·彼得森（Krister Petersson）在八年後的記者會上呈現的內容相似：那是重返犯罪現場、專註於當晚誰在那所做出的根本觀察，而不是陷入那些實際上根本無法立足於犯罪現場的複雜陰謀論中。”
“我也認同托馬斯假定警方沒法得出調查結果不是因為案件太複雜，而是因為調查打從一開始就受到那些無能的人所干涉”，葛蘭森解釋。“我參與過80年代發生的其他重大事件，共通特點都顯示當局的無能。這並沒有讓我感到驚訝。”
儘管如此，Filter 還是花了六年時間才出版彼得森的報道。“我們列了一份清單，並都同意在報道出版前必須要解出並確認清單上待定的事項”，葛蘭森說。“比如，找出恩斯特倫知道用槍而且能取得槍的證據。我們直到2018年的春天才將清單上的項目全部確認完畢。在那之前，我向湯瑪斯提供一些經濟上的資助及資源，但直到我們決定出版報道，我們才能保證他能獲得報酬。”
報道發表後，彼得森和 Filter 面臨一波批評，葛蘭森早有預期，為此他們還對於如何應對媒體攻擊訂了一個計劃。
“例如，我們在網絡上公布了所有資料，讓一切都清楚透明”，葛蘭森表示。“當然，調查報道比的不是受歡迎程度。如果你的工作沒有讓某地方的某人感到不安，那麼你可能沒有做好你的工作！儘管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名自由撰稿人是很辛苦的。身為他的編輯，我能夠跟他一起面對媒體。”
這份耗時又辛苦的工作終於在2019年有了豐碩的成果。彼得森榮獲瑞典最具聲望的新聞獎項“金鏟獎”（the Guldspaden），由瑞典的調查記者協會 Graveande Journalister 所頒發。
至於警方的官方調查則在2020年6月10日正式結束。於2017年接手調查的主任檢察官克里斯特·彼得森表示：“在我看來，斯蒂格·恩斯特倫毫無疑問地是兇手。”
“由於此人已經死亡，我無法對他提出任何告訴，但我已決定終止調查”，他說。“我的評估是，在經過34年後，我們很難相信任何進一步的調查會有任何進展。我相信我們已經達到原先預期的程度。”
彼得森獲得金鏟獎。圖片來源：瑞典調查記者協會
瑞典調查記者協會主席福爾德·尤塞菲（Fouad Youcefi）表示，他相信“每一個閱讀了報道、然後聽了帕爾梅遇刺案調查記者會的調查記者都被激勵了。信任一個人的報道是很重要的，有一個願意相信並給予支持的編輯也是。”
尤塞菲補充，在瑞典作為一名自由撰稿人，從事大型的調查工作會面臨很龐大的挑戰。“任何嘗試過的人都知道，光是報一個可行的題目就需要多少時間和精力，所以我們需要勇敢的編輯，願意跟撰稿人一起發展選題。”
儘管如此，彼得森本人認為自己也受益於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如果我有正職工作，就很難抽出時間來寫這麼耗時的故事。作為一名自由撰稿人意味著我很彈性，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會長期從事這項工作。”
Nathalie Rothschild 是斯德哥爾摩的一名自由文字及電台記者。她的報道曾在英國廣播公司和瑞典國家電台播出，文章可見於《華爾街日報》、《外交政策》、《大西洋》、《衛報》、《國土報》和《時尚》。她的作品請見此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