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Mélodie Descoubes/Unsplash
当自由撰稿人黄雪琴对性侵案进行调查时，她常常和面前受害者说的第一句话是：「分享你的故事是一回事，对施害者公开做出指控是另一回事。」
中国的 #MeToo 运动推进了黄雪琴对中国顶尖大学中发生的性暴力案件。黄雪琴分享说，在调查性暴力案件中，记者与受访者之间互相了解的过程至关重要。
「首先我会把我自己的经历与她们分享，并解释接下来我要如何进行调查，为什么我想要和她们的朋友或同事交谈。」黄雪琴在全球深度报道网主办的关于调查性暴力的网络研讨会上分享说：「我也会将潜在的风险告诉她们，为报道发布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在黄雪琴看来，报道性暴力案件时，记者要与事件受害者（或者说幸存者）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对于记者来说，双方的关系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但同时也要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获得经核实的说法和证据，确保报道的真实性。
曾报道过多起性暴力案件的她表示，采访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对受害者的指责和羞辱」——她从不问受害者为什么不报警。相反，她会问是什么阻碍了她们向当局求助。
黄雪琴强调，记者的公信力至关重要，「要尽可能多地采访人：（当事人的）同事、家人，有可能的话，连被指控的人也要采访。你的报道不应该是一面之词……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例如收集证据：照片、音频、闭路电视影像，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去看看等」，这些步骤都很重要。
她会和受访者说：「我相信你，但当这一切被公开的时候，你还需要说服其他人也相信你。」
法国著名的调查媒体之一 Mediapart 中专门负责性别议题的编辑、法国调查记者 Lénaïg Bredoux 则表示，记者需要思考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支持性暴力调查，而避免把这个话题写得太难读。
「直到今天有些记者还在说，对性暴力的调查是不可能的，因为找不到证据，」Bredoux指出，「这种想法是错的。确实，你没有（Word）文档或 Excel 电子表格来作为『证据』，但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文件：短信、电子邮件、WhatsApp 和 Instagram 信息。你有时还可以得到语音信息、日记、图片来证明当事人们在案件发生前已经认识。」
当数字证据被删除时，（Bredoux 说，过往许多性暴力案件中都会发生类似情况）记者可以通过接触幸存者圈子里的人来对事实进行再次还原。
「很多时候，受害者们已经把发生过的事情对某人说过：伴侣、家人、朋友、同事等等。」Bredoux 说：「即使看起来没有人知道，受害者从未（将自己收到虐待的事）告诉过别人的情况也是非常少的。你可以找到受害者可能谈及此事的对象，从这个方向找到相关的信息与线索。」
Bredoux 发表的报道当中包括对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丹尼斯·鲍平（Denis Baupin）的性骚扰调查，以及对法国电影导演吕克·贝松（Luc Besson）的性暴力调查。她说，找到多名受害者是很重要的，「当你有多于一位的受害者时，就会使故事变得可信，并最终形成一种可以再次使用的报道模式。」
她说，记者往往没有对于自己的怀疑或看到的事情征求男性证人的意见。「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相关的女性应该说出来。她们自己会说话——只是我们听得不够。但这整件事也关乎男性：他们可以打破沉默，提供帮助。有时作为记者，我们不会想到去问他们。但根据我的经验，他们往往可以成为很好的证人。」
她补充说，目击者正在「把一些非常特殊的东西交到你的手上，其中包括了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曾遭受过的痛苦。」。她说，但即便如此，记者可以对受害者表示同情，但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很重要，「你必须检查每一个细节。你必须怀疑，你必须收集证据，这就是我们记者的工作。」
图: Shamia Casiano/Pexels
Ashwaq Masoodi 也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经常报道发生在印度的性暴力案件。她认为，记者在报道中选择的语言和措辞是至关重要的。
「性侵与性无关，它只与权力有关。」她在网络研讨会上说：「你不能使用非自愿性行为这个词。」相反，记者应该「询问幸存者要如何选择描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她们应该自己决定自己被如何描述，而不是由记者代为做出决定。」
一些性暴力的受害者——统计数字显示，在绝大多数被公开报道的案件中，这些人都是女性——更喜欢使用「幸存者（survivor）」一词，而非「受害者（victim）」。但根据个人的不同，人们也可能会倾向选择不同的术语来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Masoodi 在工作中还采访过曾经实施过性暴力行为的男性。她称，印度媒体对性暴力主题的报道传统上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而且抱有强烈偏见，「（人们）沉迷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强奸观念，沉迷于认为危险的是陌生人。然而统计数据显示，99%的案件都是熟人作案。」
Masoodi 提到，在2012年德里学生 Jyoti Singh 被轮奸后，印度就性侵犯罪颁布了一项极其进步的法律，但总体而言，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每15分钟就有一名妇女被强奸。她还补充说，印度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涉及阶级等级、种姓等级和荣誉。」
网络研讨会中涉及的最后一点，是关于在报道发表前后与受害者（幸存者）的持续接触。对黄雪琴来说，获得受访者的同意（the question of consent）直到发表前的最后一刻都非常重要。
「她们想要多长时间考虑，我就给她们多少时间。」她说。「我把文章写完后，按在手上不发表。等几个星期再问受访者：你准备好了吗？这样做正确吗？我是否完全理解了你的意思？我做得对吗？」
对 Bredoux 来说，记者对采访对象的责任并不会随着报道的完成而结束。「故事发表后，你必须跟进（她们的近况），」她说：「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因为到处都有能够再次引起幸存者恐惧的事物：在政治上、在学校里、在大学里。她们害怕是有道理的，性暴力是一个关乎支配和权力的问题，你必须将这一点铭记在心，并小心对待。」
延伸阅读
Laura Dixon 目前是全球深度报道网助理编辑，她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在哥伦比亚、美国和墨西哥进行报道，她的作品曾发表于《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和《大西洋》等媒体。她也曾获得 IWMF 和普利策中心的报道研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