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Mélodie Descoubes/Unsplash
當自由撰稿人黃雪琴對性侵案進行調查時，她常常和面前受害者說的第一句話是：「分享你的故事是一回事，對施害者公開做出指控是另一回事。」
中國的 #MeToo 運動推進了黃雪琴對中國頂尖大學中發生的性暴力案件。黃雪琴分享說，在調查性暴力案件中，記者與受訪者之間互相了解的過程至關重要。
「首先我會把我自己的經歷與她們分享，並解釋接下來我要如何進行調查，為什麼我想要和她們的朋友或同事交談。」黃雪琴在全球深度報道網主辦的關於調查性暴力的網絡研討會上分享說：「我也會將潛在的風險告訴她們，為報道發布後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
在黃雪琴看來，報道性暴力案件時，記者要與事件受害者（或者說倖存者）之間建立一種特殊的關係。對於記者來說，雙方的關係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但同時也要保持必要的客觀性，以獲得經核實的說法和證據，確保報道的真實性。
曾報道過多起性暴力案件的她表示，採訪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對受害者的指責和羞辱」——她從不問受害者為什麼不報警。相反，她會問是什麼阻礙了她們向當局求助。
黃雪琴強調，記者的公信力至關重要，「要儘可能多地採訪人：（當事人的）同事、家人，有可能的話，連被指控的人也要採訪。你的報道不應該是一面之詞……有很多細緻的工作要做，例如收集證據：照片、音頻、閉路電視影像，到事件發生的現場去看看等」，這些步驟都很重要。
她會和受訪者說：「我相信你，但當這一切被公開的時候，你還需要說服其他人也相信你。」
法國著名的調查媒體之一 Mediapart 中專門負責性別議題的編輯、法國調查記者 Lénaïg Bredoux 則表示，記者需要思考什麼樣的證據可以支持性暴力調查，而避免把這個話題寫得太難讀。
「直到今天有些記者還在說，對性暴力的調查是不可能的，因為找不到證據，」Bredoux指出，「這種想法是錯的。確實，你沒有（Word）文檔或 Excel 電子表格來作為『證據』，但你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文件：短信、電子郵件、WhatsApp 和 Instagram 信息。你有時還可以得到語音信息、日記、圖片來證明當事人們在案件發生前已經認識。」
當數字證據被刪除時，（Bredoux 說，過往許多性暴力案件中都會發生類似情況）記者可以通過接觸倖存者圈子裡的人來對事實進行再次還原。
「很多時候，受害者們已經把發生過的事情對某人說過：伴侶、家人、朋友、同事等等。」Bredoux 說：「即使看起來沒有人知道，受害者從未（將自己收到虐待的事）告訴過別人的情況也是非常少的。你可以找到受害者可能談及此事的對象，從這個方向找到相關的信息與線索。」
Bredoux 發表的報道當中包括對法國國民議會副議長丹尼斯·鮑平（Denis Baupin）的性騷擾調查，以及對法國電影導演呂克·貝松（Luc Besson）的性暴力調查。她說，找到多名受害者是很重要的，「當你有多於一位的受害者時，就會使故事變得可信，並最終形成一種可以再次使用的報道模式。」
她說，記者往往沒有對於自己的懷疑或看到的事情徵求男性證人的意見。「問題的關鍵不僅在於相關的女性應該說出來。她們自己會說話——只是我們聽得不夠。但這整件事也關乎男性：他們可以打破沉默，提供幫助。有時作為記者，我們不會想到去問他們。但根據我的經驗，他們往往可以成為很好的證人。」
她補充說，目擊者正在「把一些非常特殊的東西交到你的手上，其中包括了他們的生活、經歷以及曾遭受過的痛苦。」。她說，但即便如此，記者可以對受害者表示同情，但保持一定的距離也很重要，「你必須檢查每一個細節。你必須懷疑，你必須收集證據，這就是我們記者的工作。」
圖: Shamia Casiano/Pexels
Ashwaq Masoodi 也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經常報道發生在印度的性暴力案件。她認為，記者在報道中選擇的語言和措辭是至關重要的。
「性侵與性無關，它只與權力有關。」她在網絡研討會上說：「你不能使用非自願性行為這個詞。」相反，記者應該「詢問倖存者要如何選擇描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她們應該自己決定自己被如何描述，而不是由記者代為做出決定。」
一些性暴力的受害者——統計數字顯示，在絕大多數被公開報道的案件中，這些人都是女性——更喜歡使用「倖存者（survivor）」一詞，而非「受害者（victim）」。但根據個人的不同，人們也可能會傾向選擇不同的術語來解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Masoodi 在工作中還採訪過曾經實施過性暴力行為的男性。她稱，印度媒體對性暴力主題的報道傳統上都是以城市為中心的，而且抱有強烈偏見，「（人們）沉迷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強姦觀念，沉迷於認為危險的是陌生人。然而統計數據顯示，99%的案件都是熟人作案。」
Masoodi 提到，在2012年德里學生 Jyoti Singh 被輪姦後，印度就性侵犯罪頒布了一項極其進步的法律，但總體而言，這個國家仍然是一個危險的地方——每15分鐘就有一名婦女被強姦。她還補充說，印度針對女性的性暴力「涉及階級等級、種姓等級和榮譽。」
網絡研討會中涉及的最後一點，是關於在報道發表前後與受害者（倖存者）的持續接觸。對黃雪琴來說，獲得受訪者的同意（the question of consent）直到發表前的最後一刻都非常重要。
「她們想要多長時間考慮，我就給她們多少時間。」她說。「我把文章寫完後，按在手上不發表。等幾個星期再問受訪者：你準備好了嗎？這樣做正確嗎？我是否完全理解了你的意思？我做得對嗎？」
對 Bredoux 來說，記者對採訪對象的責任並不會隨着報道的完成而結束。「故事發表後，你必須跟進（她們的近況），」她說：「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因為到處都有能夠再次引起倖存者恐懼的事物：在政治上、在學校里、在大學裡。她們害怕是有道理的，性暴力是一個關乎支配和權力的問題，你必須將這一點銘記在心，並小心對待。」
延伸閱讀
Laura Dixon 目前是全球深度報道網助理編輯，她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在哥倫比亞、美國和墨西哥進行報道，她的作品曾發表於《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和《大西洋》等媒體。她也曾獲得 IWMF 和普利策中心的報道研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