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格努斯（右二）與同僚在挪威 SUJO 的辦公室。圖：Zulfikar Fahmy
2009年，挪威記者馬格努斯（Per Christian Magnus）到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新聞學研究院舉辦的調查報道課程中受到了啟發——研究院與美國大型傳媒機構合作，為學生提供實習和發表原創調查報道的機會，指導他們進入調查記者的行業。
“我們的學生畢業時，一隻手握着碩士學位，另一隻手握着普利策獎。”課程創始人兼《60分鐘》前監製褒曼（Lowell Bergman）當日的這番介紹，讓馬格努斯茅塞頓開。自此，馬格努斯決心要將這套教學與實踐的模型帶回挪威。
將近十年過去，馬格努斯終於達成目標。2018年，挪威卑爾根大學成立“調查新聞中心”（SUJO），初創時只招收到四名研究生，短短數年已經增加到超過30人。SUJO 與挪威一些頂尖報章和廣播公司建立合作關係，學生在第一個學期修習指定的課程作業，隨後三個學期則專註於原創調查報道。過去三十年來擔任記者、編輯、紀錄片製片人的馬格努斯，如今是 SUJO 的負責人。
2019年5月，挪威《世道報》（Verdens Gang）一連兩天以頭版刊登一項調查報道，引爆了全國對老人自殺這個社會禁忌話題的熱烈討論。這篇報道既是 SUJO 首批研究生胡塞比（Johanna Magdalena Husebye）花一年完成的“課堂作業”，也成為了“批判與調查新聞基金會”（SKUP）的獎項提名作品。該獎項向來被譽為挪威的普利策獎，提名標誌着 SUJO 的起步相當不錯。
愈來愈多大學將資源投放於調查新聞的教學與實踐。去年10月，全球深度報道網的大家庭增添了二十個新成員，其中包括六個成立不久的學術中心，SUJO 是其中之一。這一批學術中心由北美延伸至北歐，而事實上調查新聞的教學與實踐模式早已走得更遠：南非金山大學於2008年已經成立調查中心，哥倫比亞洛斯安第斯大學也在2011年啟動同類項目，而日本早稻田大學的調查中心則在2016年投入運作。
在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研究機構“法證建築學”（Forensic Architecture）自2010年成立至今產出數十篇調查報道，揭示智利政府如何使用催淚瓦斯鎮壓示威者，揭發棕櫚油巨頭 Korindo 集團在印尼西巴布亞省蓄意焚燒雨林。
全球深度報道網估計，目前有近半數成員跟學術機構建立了某種聯繫，除了教學與實踐模式，還有租用辦公場所、推行學生實習計劃、獲取直接資助等。
以大學為基地的調查中心正以倍速增加，這種趨勢的背景脈絡值得探討。
胡塞比是卑爾根大學 SUJO 首批招收的學生之一，她發表的一篇報道獲得“批判與調查新聞基金會”（SKUP）的獎項提名。圖：Ole Alexander Saue
大學作為調查報道的避風港
一般人看來，大學可能並非從事調查報道的合適場所。當代學術界經常給人們高度專業化、精雕細琢，甚至孤高的印象，跟需要滿足公眾利益迫切需求的新聞報道格格不入。然而，支持以大學作為調查報道基地的人們認為，高等教育機構可以在當代新聞媒體領域發揮兩個關鍵作用：其一，在新聞編輯室缺少培訓計劃的情況下，培育下一代的調查記者；其二，在報刊紛紛削減資源、甚至關門大吉時，支持成本高昂且複雜的調查報道。
“大學為從事高風險、高難度的調查報道提供了避風港。”南非金山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全球深度報道網董事會成員安東・哈勃（Anton Harber）說道。
美國西北大學是最早展開調查新聞學術實驗的高等學府之一，新聞學院於1990年代啟動“麥迪爾無罪項目”（Medill Innocence Project），讓師生合力調查和報道伊利諾伊州的冤假錯案。受此啟發，哈勃將類似的模型帶返南非約翰內斯堡，在金山大學新聞學院之下創辦“金山大學司法正義項目”（WJP）。WJP 專門調查當地司法體系的爭議裁決，至今協助最少兩名男子推翻錯誤的謀殺定罪及無期徒刑。
近數十年來，《郵政衛報》（Mail & Guardian）的政治及調查報道公信力在南非皆屬首屈一指。作為該報的聯合創始人，哈勃卻認為在傳統媒體、尤其是在南非，很難展開長期調查報道：“調查司法案件需要時間，還需要高瞻遠矚。WJP 為這類長期調查創造了空間。”
雖然 WJP 職員偶爾會指導金山大學的學生，不過項目的成立初衷是調查新聞機構，產出自家調查報道。要形容的話，大概就是以大學為基地的“馬歇爾項目”（Marshall Project）。
另一邊廂，挪威 SUJO 不以傳媒機構的方式運作、沒有發表自家報道，而專註於教學培訓——教導學生調查新聞的基礎知識及理論，然後為學生搭線，讓他們與知名媒體合作。此外，中心還會舉辦出版工作坊，幫助在職記者提升調查能力，協助他們一步一步完成複雜的調查報道。
教學與實踐的協作模式
印第安納大學的“阿諾德中心”創始總監約翰斯頓發表講話，席間除了中心職員和學生，還有《60分鐘》資深記者佩利（Scott Pelley）圖：印第安納大學媒體學院。
南非 WJP 與挪威 SUJO 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運作模式，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的調查新聞研究所（IIJ）和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阿諾德調查新聞中心”（Arnolt Center）則選擇兼顧兩者——既是教學培訓中心，也是全國性新聞編輯室。兩家機構均會與媒體合作，讓研究學生和專業記者聯手調查及發表報道。
阿諾德中心正與格雷電視台（Gray Television）和甘尼特報業集團（Gannett）合作進行六個項目，前者在美國擁有近150個訊號發射站，後者發行《今日美國》（USA Today）等約250份日報。阿諾德中心創始總監約翰斯頓（Kathleen Johnston）談到，中心未來還會跟更多的機構合作，包括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及馬里蘭大學開辦課程的“霍華德調查新聞中心”（Howard Center）。
約翰斯頓早年在印第安納大學畢業，先後在 CNN 及 CBS 擔任調查新聞製作人。自2019年返回母校創辦阿諾德中心以來，她一直擔任學生的導師和編輯。不過，她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中心的新聞編輯室，完全交由學生來統籌營運。
至於 IIJ，他們近期正與加拿大另外12家大學機構及7間法語或英語媒體攜手合作，領導一項追蹤全國新冠病毒感染個案的數據項目。此前，康考迪亞大學與其他夥伴大學已經產出多項深度調查，包括探討加拿大“第一民族”土著居住地的水資源危機、令社會極度憂慮的飲用水含鉛量問題，以至揭示石油及天然氣企業怎樣操弄權力。
桑塔格（Patti Sonntag）早年畢業於康考迪亞大學，後來在《紐約時報》擔任編輯超過十年。談到2018年返回母校創辦 IIJ 原因，她解釋：“我感覺到，隨着媒體工業日漸衰落，提供準確信息的重責有可能落在大學機構身上。在加拿大一些主要城市，大學出版物已有能力跟地方報章或新聞機構競爭。”
贊助機構的獲得與流失
科羅內爾（Sheila Coronel）於2006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成立“史塔比爾調查新聞中心”（Stabile Center），開拓以調查新聞作為專業的課程。她指出，這個課程範疇其實誕生已久，但直到2008年，新聞行業的傳統商業模式受金融海嘯衝擊而崩潰，才成為這個範疇得以普及的契機。
附屬於大學的新聞調查中心，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得資金。受惠於印第安納大學校友阿諾德（Michael Arnolt）的600萬美元捐助，阿諾德中心得以成立及維持運作。阿諾德早年畢業於新聞學系，現在是成功的商人。
此前，SUJO 每年自“挪威言論自由基金會”（Fritt Ord Foundation）及儲備銀行 Sparebanken Vest 獲取合共41萬美元捐款，另外自卑爾根大學獲取17萬美元補助金。雖然外來捐款協議將於今年結束，SUJO 有信心通過為媒體在職記者舉辦工作坊，以相關收費填補捐款損失。
加拿大 IIJ 早前贏得 Google 新聞倡議計劃（GNI）創新挑戰賽的資金，款項將用於建立一個新聞協作及信息共享數據庫。IIJ 還從啟東文化教育基金會（Inspirit Foundation）獲得了11萬美元捐款，該筆款項用於聘用一名調查記者。同樣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全球記者中心”（GRC）贏得了加拿大社會及人文科學協會（SSHRC）和加拿大衛生研究院（CIHR）的創新支援資金，同時獲得一些大型基金會的支持。
然而，調查中心發表的某些調查報道，可能會觸發大學與贊助機構之間的緊張關係。
哥倫比亞大學曾經發生這樣的一個事例——2007年，移動網絡運營商威訊無線（Verizon）正資助該所大學的“第一修正案早餐”系列講座。然而，史塔比爾中心學生與《時代聯盟報》（Times Union）記者合作調查“911事件”後威訊無線所獲得的聯邦緊急援助，相關報道令威訊無線甚為不滿。
至今，科羅內爾仍然記得當天與威訊無線發言人的漫長對話——對方非常不滿，質疑大學為何容許學生處理這樣的報道。最終，威訊無線終止資助講座，而且沒有給予太多解釋，甚至拒絕回應查詢。
2013年，由共和黨控制的威斯康星州議會試圖以大學撥款作為籌碼，迫令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解除與調查新聞中心“威斯康星觀察”（Wisconsin Watch）的聯繫，據報原因在於中心抱持自由主義傾向。
學術與報道之間的衝突
除了獲取資金的渠道和方法，大學調查中心還有其他不同之處。阿諾德中心的章程訂明，印第安納大學校方對中心的報道沒有審查權和決策權。相反，南非 WJP 會跟大學新聞學系討論報道，發表某些爭議調查之前也會通報大學律師團隊。
哈勃認為這種做法是公道的，畢竟校方從未事先審查 WJP 的調查和報道，而且校方承諾一旦報道掀起訴訟，他們會在法庭上為項目據理力爭。另一邊廂，阿諾德中心的約翰斯頓提到，印第安納大學同樣有向中心提供法律支援。
受訪者不約而同地告訴全球深度報道網，附屬於大學的其中一個好處是能夠享受大型機構的支援。規模較小的獨立媒體經常要面對肆意提告，大學附屬背景則可以對這類原告起到震懾作用。此外，傳媒公信力近年時常受到外界質疑，大學附屬背景則賦予了記者一定的學術地位。
不過，這種附屬關係有時候也令人頗為頭痛。哈勃形容那是一場“學術與實踐之間的拉鋸戰”，例如大學校方會要求 WJP 在招聘記者時，必須符合學校招聘教職員及行政人員的薪酬架構。“這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組織，它本來就不為從事調查報道而成立。”哈勃續道：“情況很複雜，但我們總算找到了解決辦法。”
約翰斯頓認為，任何組織都有自己的“聖牛”——即不容外界質疑的底線，印第安納大學也不例外，因此阿諾德中心能夠維持獨立自主實屬難能可貴。馬格努斯指出，卑爾根大學一直十分支持 SUJO，但他預料 SUJO 終有一天受到大學內部政治鬥爭的阻礙。“我們今年將迎來一位新校長，我將會有一位新上司。”馬格努斯續道：“那種日子終究會來臨。畢竟，大學都以幕後權斗而聞名。”
持續壯大的大學調查項目
《早稻田紀事報》創始人兼總編輯渡邊周（左）與團隊正埋首於調查報道。圖: 早稻田紀事報
對於《早稻田紀事報》（Waseda Chronicle）說，上述問題太難解決。2018年，這個位於東京的調查新聞機構跟早稻田大學切斷所有聯繫，目前已經改名為 Tansa，標誌着機構已跟大學分道揚鑣。
“我一直以為《早稻田紀事報》會永遠隸屬於早稻田大學。大學設立調查新聞機構，這在理念上似乎是件很棒的事情。”《早稻田紀事報》創始人兼總編輯渡邊周認為，高等學府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對公眾抱持開放態度，以及致力發展新聞專業的教學和實踐。“然而事情實行起來，似乎無法達到那種崇高的理想。”通過該報外語記者吉斯伯特（Annelise Giseburt）的翻譯，渡邊對全球深度報道網慨嘆。
渡邊指出，《早稻田紀事報》在名義上由早稻田大學主辦，卻從未獲得校方的實質支持。該報向校方租用辦公場所，付出租金卻按商業市場價格計算，而大學規條也限制了該報募集外界捐款的能力。雖然項目獲得新聞學院時任院長的個人支持，但始終得不到大學的體制支援。
聽了其他大學調查中心的成就，尤其是阿諾德中心那套既能保持高度自主、也能獲得資助的運作模式，吉斯伯特笑言：“我們應該搬到印第安納州去！”
對於以大學作為基地的調查項目，約翰斯頓認為發展前景樂觀。“當傳統報章和其他媒體陷於困窘，阿諾德中心、霍華德中心一類機構將能填補空缺。”她表示：“現在或許不是時候，我們仍然是杯水車薪，但正持續壯大。”
Olivier Holmey 是住在倫敦的記者兼翻譯。他的作品曾發表在《泰晤士報》（The Times）、《私家偵探》（Private Eye）、《尼曼新聞實驗室》（Nieman Lab）等媒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