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25年里，我進行過最艱難的報道，是採訪一些性虐待和性剝削的受害人，她們作為暴力、災難和衝突的受害者之後還會被當權者二次傷害。
例如說，一個年僅12歲的海地女孩被迫與聯合國維和人員發生性關係以換取食物；一個南蘇丹母親據稱在女兒面前被聯合國維和人員輪姦；一個斯里蘭卡學生告訴我，他被警察雞姦得很嚴重，導致現在上廁所都很困難。
這些故事如此艱難的原因之一是，這些受害者沒有一個人獲得公義或賠償。
在過去18個月里，新人道主義新聞社（The New Humanitarian）和湯森路透社基金會採訪了70多位女性，她們表示，在2018至2020年剛果民主共和國（DRC）爆發埃博拉疫情期間，一些世界知名組織的援助人員通過向她們提供工作，以換取性服務。
另外，有超過40名女性聲稱自己遭到自稱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工作人員的性剝削或性侵犯。其中一名女性稱自己被強姦，另一名在墮胎後死亡。
因為我們的工作，這些救援組織已經啟動了內部調查程序，英國國際發展委員會（UK’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呼籲政府打擊那些接收政府資助的同時、又被指控參與性剝削的組織，一些救援組織也開始招募更多遏制性剝削的工作人員。
一個調查性剝削醜聞的獨立委員會已於2020年10月份成立，調查涉及世衛組織的44項指控。然而直到今年5月，調查人員才要求我們幫助他們進行調查。
我們正在與該委員會討論調查事宜，但最近也有其他調查人員詢問我們為什麼還沒有和他們分享這些受害人的詳細資料。
“你們沒有做任何事情來幫助這些女性，”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最近和我說，之前我曾就一項調查採訪過他。“如果你們真的想幫忙，就會通過分享信息來協助調查人員。你們這樣做比什麼都不做還更糟糕。”
我和他一樣沮喪，但是記者不是敵人。
作為記者，我們的角色是報道準確、公正的信息，作為一家人道主義新聞社，我們的角色是幫助生活在危機中的人們放大他們的聲音。
但我們的職責也包括保護女性的隱私——出於從個人安全到社區內歧視風險等各種原因——並尊重這些女性自己的決定權。
作為記者，我們的工作不是強迫這些女性與他人分享被性剝削的細節，尤其是當我們不能告訴她們在公義和援助方面可以期待有些什麼樣的期待，或是調查將如何進行的時候。
然而，我們要確保她們被性剝削的事被寫入報告，並讓她們與能促成行動的當地人權組織取得聯繫。我們還要確保她們知道，如果願意分享自己的聯繫方式，我們會隨時都會準備好幫助她們。
但到目前為止，這些被性剝削的女性們都還是不願意的。
我們是如何工作的？
在過去五年對性虐待的報道中，從執法官員到援助人員，每個人都無數次地問我，作為記者，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來幫助受害者。我們會否會與聯合國和其他調查人員共享聯繫信息？我們會帶着嫌疑犯的名字去警察局嗎？我們會否遊說政府來推動這些案件解決？如果受害者面臨威脅，我們會幫助他們重新安置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們會幫助這些受害者講述她們的故事，並使人們對這種情況有更廣泛的認識。
採訪受害者通常需要幾個小時、幾天，甚至有時候幾周時間——其中一些人告訴我們不應該把她們稱作“倖存者”。
但在我們出發進行報道之前——甚至在我們還不知道自己的方法是否奏效之前——我們就計劃好如何進行採訪，以確保潛在受害者的安全。
我們的報道團隊中有足夠多的女性嗎？我們需要哪些語言？我們可以在哪裡進行小心的採訪？我們如何幫助受害女性接受採訪？當她們講述被虐待的痛苦細節時，我們怎樣做才能避免增加她們的痛苦？
一到那裡，我們就花時間讓傾聽她們分享自己的經歷，我們還會詢問她們是否允許我們與調查人員或其他能夠提供幫助的人（例如當地的婦女協會）分享她們的詳細信息。
即使她們拒絕，我們也會確保我們知道如何在未來聯繫到她們。這意味着在電話號碼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要額外詢問她們朋友或家人的號碼，或者開車按路線多走幾遍，以確保我們記住地標，以備需要時再次去拜訪。
獨立調查
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地圖。圖：Shutterstock
在去年9月發表的第一份調查報告期間，除了詢問她們是否願意與聯合國機構、非政府組織或剛果衛生部分享她們的詳細信息時，我們還告訴了她們當地的一個婦女權益組織SOFEPADI。
最近，我們獲知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剛組成。直到今年五月，調查人員才開始着手調查。
雖然我們準備好再次聯繫受害者，看看她們是否改變了與調查人員共享信息的想法——在剛果進行採訪花費不菲，而且由於最近導致數百人死亡的暴力事件激增，受埃博拉影響的省份現在處於戒嚴狀態——但我們需要更多的信息。
根據專家建議，這些是我們向委員會提出的一些問題（用英語和法語），受害人在分享自己被性侵細節之前，也可能會問到這些問題。
- 調查採用的方法是什麼？
- 你們有多少調查人員，他們說什麼語言？
- 你們會與世衛組織或其他聯合國調查人員分享這些女性的詳細信息嗎？
- 如果這些女性同意分享施害者的姓名，你們將如何處理這些信息，以確保她們的安全？（在剛果，被告可以在法庭上與原告對質，沒有國家證人保護制度）。
- 這些女性可以從委員會的報告中期待一些什麼？
這些受害女性不是孩子。她們知道她們面臨的風險——報復、污名化、家庭暴力等等，她們也看到性虐待受害者獲得正義或賠償是多麼的罕見，尤其是在剛果。
我同意她們的顧慮。
在近幾年的報道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些聯合國調查是如何被搞砸的，或者需要幾年才能得出結論。受害者也經常名譽掃地，親子鑒定申請被擱置，當局也經常選擇不起訴案件。
例如，一名剛果女孩據稱在2017年被一名在聯合國維和特派團服役的英國人強姦。儘管據報道聯合國證實了這一說法，但剛果當局選擇不起訴此案。
英國國家犯罪署本可以接手這個案子，但最終也放棄了，而因為該機構不受《信息自由法》的約束，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原因。
剛果當局曾信誓旦旦說，會調查我們調查中出現的指控，但人權部長安德烈·利特·阿塞比（André Lite Asebea）在5月早些時候表示，“調查沒有進展”。
除了對聲稱為世衛組織工作的男性的44項指控之外，73名女性中有10名都指控了來自剛果衛生部的男性，這是數量第二高的指控。
負責青年和暴力侵害女性問題的剛果特別顧問尚塔爾·盧野·穆洛普（Chantal Yelu Mulop），在我們的第一份調查報告公布後不久，就安排了一次 Zoom 會議，會議的目的顯然是聽取更多的指控，因為其中一些可能構成刑事犯罪。
最終，剛果政府沒有人響應號召，也沒有人給出任何解釋。我們試着跟進，但從那之後就沒有他們的消息了。
其他一些救援團體也受到了這些女性的指控。
再次被曝醜聞的樂施會對其在剛果的業務展開了獨立調查。吹哨人指控樂施會高級職員性剝削、欺凌和腐敗。在我們的調查中，一名婦女稱自己被一名樂施會工作人員強姦。
樂施會表示正在向這名婦女提供援助，但即使是這個案件也引發了歸責問題：被指控的施害者或者樂施會應該對此負責嗎？
與此同時，聯合國內部監督事務廳（UN’s Office of Internal Oversight Services）正在調查分別針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國際移民組織（IOM）的單獨索賠。
其他被點名的非政府組織——醫療慈善機構 ALIMA、國際救援委員會（IRC）和國際醫療團（IMC）——也表示，他們已經開始內部調查了針對自己機構的工作人員的指控。但他們還沒有發起獨立調查。
延伸閱讀
Paisley Dodds 新人道主義新聞社的調查編輯。她在美聯社工作了20多年。近年來，她調查了涉及聯合國維和人員在海地、中非共和國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濫用職權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