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99年，21歲的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在東京街頭被人用刀刺死。警方最初宣布這是隨機砍人事件，但調查記者清水潔比警方更早發現了真相：女孩長期被前男友跟蹤騷擾，卻多次報警無效。
案發後，警方不僅不作為，還試圖掩蓋其瀆職的事實；而當時幾乎所有媒體都在着重報道受害者曾經在性風俗店打工。但清水潔並沒有被這些壓力所困，而在始終尋找真相，最終追查到重大嫌疑人的下落。這一系列報道直接推動了日本《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的出台。
事件發生之後，清水潔是如何找到突破角度，又是怎樣取得受害人遺屬信任的？做了幾十年記者的他，又是如何看待當今日本新聞業和記者的工作？最近，《時尚先生》的撰稿人殷晴就這些問題採訪了清水潔。
本文於6月29日首發於《先生製造》（微信公號 EsquireStudio），原標題是《像倉鼠一樣追蹤殺人犯》，作者殷晴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生，編輯為《時尚先生》報道副總監劉敏，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轉載。
《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簡體中文版封面。
清水潔把我們的碰頭地點定在了東京神保町的十字路口。這是兩條主幹路的交匯處，即便是在疫情之下，人流依然穿梭不斷。
我要尋找一個穿登山靴、像“白熊”一樣的大叔——這是以往的訪談文章對清水潔的描述。隔着一條馬路，儘管熙攘人群都戴着口罩，我還是一眼認出了他：63歲的清水潔和出鏡採訪時一樣，穿着普通的格子襯衫，胖胖的臉上全是汗珠。
1958年出生的清水潔是日本著名的調查記者，幾十年來一直緊追罪案和事故，做出的調查報道多次獲得新聞行業大獎，甚至變成了銷量超過30萬的熱門書。其中《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被譽為“記者的教科書”，今年年初中文版上市後，在中國也引發熱議，不斷加印。
1999年，21歲的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在東京街頭被人用刀刺死。警方最初宣布這是隨機砍人事件。清水潔當天臨時被叫去報道這則新聞，他當年40多歲，憑藉多年罪案報道經驗，很快比警方更早發現了真相：女孩長期被前男友跟蹤騷擾，卻多次報警無效，她在半年前就寫好了遺書，宣告若遭不測，兇手就是前男友。
但這不是一個暢快的破案故事。從第一天開始，清水潔就被嫌疑人的極端程度嚇到了，他在恐懼中開展採訪，找不到兇手線索，他用最笨的辦法挨家敲門、攔住三百多個女性路人詢問；發現嫌疑人動向後，他和同事在路口花幾天時間監視每個進入大樓的路人，逐個拍照，找線人驗證；因為不在主流媒體圈子，警察局永遠踢他的皮球；又因不能在警方追捕前公布嫌疑人，他還要跟主編爭取推後截稿日。每個岔路上他都選了最難的選項，有時候完全是無用功——比如他飛到北海道，以一個座機電話為線索追查兇手，花了幾天只查到一對年輕母子，最後發現是小孩子多次把電話號撥錯了。
在案件發布會上，警察花了大量篇幅描述死者詩織“黑色迷你裙”“普拉達的背包”“古馳的手錶”的着裝細節，後續報道里，媒體又把死者塑造成迷戀名牌的酒家女形象。清水潔的報道從未糾纏這些細節，他始終在尋找答案，最終追查到重大嫌疑人的下落，也揭露出警方的不作為，以及案發後掩蓋瀆職事實的行為。這一系列報道直接推動了日本《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的出台。
然而，正義並未大獲全勝，兇手畏罪自殺，警方也靠剪切記錄，消弭了不作為的責任。清水潔在書中不光顯示了執着的勇氣，也反覆記錄了自己的無助和束縛感，這種複雜的情緒，在二十年後仍然能讓中國讀者動容。
清水潔，圖片由他本人提供。
此次採訪涉及中日幾家出版機構，前後協調了一個月時間，6月11日，清水潔本人突然打來電話，把採訪約在了4小時後。我們急匆匆碰頭，在東京一家吵鬧的咖啡館裡，他回顧了自己跌宕起伏的職業經歷。清水潔的語速飛快，至少有普通人的1.5倍，這和他的工作內容一樣令人緊張——清水潔的代表作全都與殺人案有關。在一次又一次的漫長採訪中，他近乎執拗地跟犯人、跟警察、跟自己較勁，甚至萬里追兇追到了巴西。
但受害者家屬們卻總是願意把內心最脆弱的一面向他敞開，告訴他從未透露過的寶貴信息。我一直以為這是因為他的執著和不厭其煩，而這次面對面的採訪讓我意識到，對生命深刻而真誠的信念，才是清水潔身上最動人的溫柔力量。
在《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中，有一個看起來莫名其妙的閑筆：清水潔反覆記錄，自己如何在工作間歇，餵養自己的寵物小倉鼠。這隻倉鼠叫“之助”（Nosuke），是一隻認真吃葵花籽、努力奔跑、用盡最後一絲力氣也要爬到沙盆里如廁的小動物。
追蹤桶川事件，一共花去了三個月時間。倉鼠之助在期間壽終正寢。
採訪當晚回到家中，我重看清水潔的名片，才驚訝地發現，20年過去了，清水潔的郵箱和推特賬號，使用的都是“Nosuke”這個名字。
生命，我應該報道的就是這個
先生製造：桶川殺人事件發生後，大部分媒體都被警方放出的消息引導，認為是隨機殺人事件。為什麼你從一開始就對警方的說法抱有懷疑？
清水潔：現在的日本媒體已經不會對警方的發表照單全收了，也會質疑，也會批評。走到如今這一步花了很長時間，而變化的契機可以說就是桶川事件。
桶川事件之前我已經做過不少事件報道，偶爾也會聽人說，“警察當初要是再認真一點兒也就不會發生這樣的案子了”。以前聽到這些話，我也並不會覺得“警察可真是太過分了”，畢竟警察們也很忙嘛，每天那麼多突發事件，不可能總是投入全部警力。要說有什麼責任，那也是更根本的制度層面的問題，是國家和政治家們的責任。
可是桶川事件不一樣。我就認準了一點：豬野詩織此前正式向警方報案，稱前男友誹謗她的名譽。警方受理了她的提告狀，也就是說已經承認這是一起案件了，但之後卻幾乎沒有進行調查——這是桶川事件和其它案件最根本的不同。
先生製造：當時幾乎所有媒體都在着重報道受害者的私生活，而您為什麼從一開始就排除了這個報道方向？
清水潔：那天我趕到現場的時候，面對的並不是一起跟蹤狂事件，而是殺人案。我以前也報道過很多殺人案，想法一直只有一個：世上沒有任何理由值得一個人被殺害。
如果這只是一起跟蹤狂事件，老實說，我可能也會想“這女孩兒的裙子是不是太短了？是不是打扮得太花哨了？”當然不是說打扮得花哨就活該遇到色狼，而是說為了盡量避開色狼，還是普通一點的打扮比較保險。
可是，打扮得花哨、收了別人的禮物、喜歡奢侈品，這些能成為被殺的理由嗎？這可是一起殺人案啊。在我的心裡，這一點一直非常明確。
對所有人來說，生命都是最重要的。所有人都是赤條條來到這世上，名字、衣服、學校、房子、學歷、工作、家人，所有這些都是後來才得到的。到了最後，還是要一個人面對死亡，被扔進火里燒成灰，赤條條地走。除了生命以外，所有東西都是後來才獲得的。就算家產在火災里全被燒光了，就算被公司解僱了，只要還有一條命在，失去的東西總還能再爭取回來。唯獨生命不能。唯獨生命是一旦失去就無法挽回的。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只做事關人命的報道。事件，事故，災害，戰爭，醫療。
先生製造：是什麼時候決定只做和人命有關的報道的？
清水潔：剛開始當記者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了。不過二、三十歲的時候沒得選擇，整天乾的都是雜誌社安排的工作。我從年輕的時候就在日本各地採訪各種事件，但也做了不少明星緋聞呀棒球之類的報道，還曝光過一個大八卦呢！不過一點兒成就感也沒有。那時候就經常想，我的人生就要花在這些八卦新聞上了嗎？我真正想乾的到底是什麼呢？
1985年發生了日本航空123號航班墜機事件，遇難者有520人。墜機發生在夜裡，第二天早上我趕到現場時以為全員都遇難了，沒想到居然還有4位倖存者。給這4個人拍照的時候，我感動壞了，眼淚不停地流。死了那麼多人，竟然還有人能活下來，真是太厲害了！那是1985年8月的事情。類似的體驗，之後也遇到過好幾次。
桶川事件發生在1999年10月，2000年《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出台，我以為事情已經就此結束了。可是2001年11月，我自己的女兒因為事故去世了。我從來沒想到這麼不幸的事情居然會發生在自己身上。葬禮的時候，豬野詩織的父母也來了，給了我很大安慰。那時候我就確信了：生命，我應該報道的就是這個。除了生命，失去什麼都不值得恐懼。
案發當天的命案現場
約訪的機會只有10秒鐘
先生製造：事件發生之後，您怎麼採訪遺屬？怎麼才能取得對方的信任？
清水潔：媒體所能做的，歸根結底就是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換句話說，事件報道對於被害人和遺屬們來說其實毫無幫助。這一點非常可悲，但事實就是如此。媒體是社會公器，不是某一個人的私人武器。
有的受害者家屬不需要解釋那麼多就願意接受採訪，但有些家屬會說，“為什麼我已經這麼痛苦了還要拋頭露面？”“回答了這些問題也換不回我女兒啊！”
這個時候我就會告訴他們：您說得很對，對於逝者來說，採訪於事無補。那為什麼還要做呢？就是為了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無論我寫了什麼，無論家屬們再怎麼哭泣，逝者都不會再回到我們身邊了，這實在是非常殘酷的事實。可是，我們可以防止別人也經歷同樣的痛苦。您可能會覺得，憑什麼就我家這麼不幸？為什麼要為別人的幸福而拿我去獻祭呢？如果您這麼想，我也非常理解。如果您覺得，雖然我的經歷可能會對別人有幫助，但我就是不願意接受採訪，那我尊重您的選擇。
先生製造：這麼說了之後還會有人拒絕您嗎？
清水潔：基本上沒有。
先生製造：就您所知，其他的記者也會這樣和遺屬溝通嗎？
清水潔：大概沒什麼人會這麼說吧。參加各種講座呀培訓，我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清水先生您總能說服受害者家屬？”
其實對於受訪者來說，我們這些記者都是突然來訪的陌生人。大部分普通人不會想“這個人是NHK的，所以可以信任；那個人是《產經新聞》的，所以我不要回答他”，這是熟悉媒體的人才會有的想法。普通人的想法是：我能不能信任面前的這個人，接受採訪會不會給自己惹麻煩？如果不盡量消除對方的這種顧慮，之後的溝通肯定會很困難。
我經常會問年輕記者，如果周日一大早你睡得正香的時候，突然有陌生人來按你家門鈴，“不好意思，我是某某報紙的記者，您家附近發生了一起事件”，接下來他要說什麼你才會願意再多聽兩句？作為按門鈴的那一方，我們總是要不停設想站在門裡面的那個人的心情。機會只有10秒，所以我平時一直在練習，一直在思考人們喜歡什麼、討厭什麼、要說什麼才能得到對方的回應。
先生製造：怎麼練習呢？
清水潔：只能是不停積累經驗了。就好像咱們現在說了十幾分鐘話，我已經大概知道你想要問什麼了。約採訪的時候，我會想到你的截稿日期比較近了，所以特意為了這個採訪臨時改了今天的日程，還特意找了一個對你來說比較方便的採訪地點。要想工作順利，就得這樣不斷考慮對方的心情，盡量快地捕捉到對方的需求。這和新聞專業沒什麼關係。我要是干推銷，估計也是個頂好的推銷員。
現場上空，前方為桶川站
先生製造：那您按門鈴的時候會怎麼說呢？
清水潔：我會先不停地道歉。“真的是太抱歉了。在這個時間突然打擾您，而且是為了我們單方面的工作，實在是，哎呀，真是太對不起了。如果您知道些什麼的話，能不能稍微告訴我一點兒呢？我想您的話肯定會對社會有貢獻，肯定能幫上什麼人的忙。”最重要的是讓對方意識到接受採訪對他自己也有好處。
先生製造：採訪結束之後，您還會和受害者家屬保持聯繫嗎？
清水潔：採訪之後我們常常會變成朋友。比如豬野詩織忌日的時候，我會買啤酒去她家，和豬野夫婦一起喝一杯。
我還做過一個北關東連續幼女誘拐事件的報道，受害者中有一位叫松田真實的小朋友。真實去世後，她媽媽又生下了兩個弟弟，我有時會和他們家一起去迪士尼樂園玩兒，還一起去箱根泡過溫泉。
我因為這些事件報道拿過不少獎，獎金就用來請受害者家屬們吃飯或者旅遊。剛才我說報道並不能對遺屬們有什麼幫助，但我也總是在想，能不能儘力給他們一些回報？除非對方不願意再聯繫，否則我不會覺得採訪結束了對方就跟我毫無關係。
剛才說到的北關東連續幼女誘拐事件，受害者一共有5個人。我開始調查的時候，事件已經過去了十幾二十年，家屬們的心都已經死了，拒絕所有採訪。我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找出來，花了好大力氣一個一個地說服，最終所有遺屬都接受了採訪。在此之前遺屬們彼此完全不認識，採訪之後大家都成了朋友，還一起聚餐過呢。
被帶往上尾署的久保田祥史
互聯網摧毀了“記者俱樂部”
先生製造：您這麼多次先於警方找到兇手，又這麼多次指出日本警界內部的問題，警察們怎麼看您？
清水潔：警界領導們都覺得我是個極品，大壞蛋。“怎麼才能收拾這傢伙一下！”“只要我還在這個職位上，決不會給這人提供任何消息！”
不過，也經常會有年輕警察給我寫信。“看了您的書，實在是太感動了。”“搜查工作只做到這種程度，作為警察真覺得丟臉。”那些年輕警員、把警察工作視為榮譽、珍惜這個職業的人們會理解我的工作。可是等到他們的職位越坐越高，往往也會被現實束縛住。
記者們也是一樣。年輕記者和想要當記者的學生們特別願意聽我說話，而那些加入了記者俱樂部的老記者們就會覺得我是個麻煩的大叔。不過，等到他們退出俱樂部，晉陞到了部長、局長之類的高級管理層，往往又會來聯繫我，“能不能給我們這兒的年輕記者上上課？”挺好笑的。
先生製造：日本長期存在“記者俱樂部”制度，只吸納電視台、大報社等主流媒體加入，官方只對俱樂部成員公開信息，像您因為不在俱樂部內，很難直接採訪到一手信息。很多日本記者也公開批評這項制度，但為什麼十幾年來一直沒有根本改變？
清水潔：這項制度最開始是為了方便記者的。像首相官邸這種機構，無論個別記者多麼努力都很難約到採訪，所以才要十幾家媒體聯合起來，就像是集體防衛吧。政府不敢把所有媒體都搞成敵人，所以不得不接受採訪或者是舉辦新聞發布會。記者俱樂部至今還是有這個功能，這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媒體們也的確可以通過警察記者俱樂部、國會記者俱樂部等等這些團體來監督公權力。
然而，記者俱樂部的成員們平時要不斷地和政府機構做各種交涉工作，非常繁瑣。有時候為了準備一場新聞發布會，被指定為幹事的幾家新聞社需要籌備好幾個月。如果沒有加入俱樂部的自由記者這時候突然跑過來說“我也要參加發布會”，對方當然會很惱火，覺得你平時什麼都不幹就想直接來竊取勞動果實？另一方面，在自由記者們看來，公權力是在面向所有媒體發言，憑什麼要受你們的把持？雙方的想法其實是兩條平行線，誰也沒法理解對方，因此總是摩擦和衝突不斷。
先生製造：記者不能既加入俱樂部同時又寫批評日本政府的文章嗎？
清水潔：的確是沒有明文規定說俱樂部的成員不能在外面自由採訪。問題在於記者們的懶惰，只敢寫官方正式發表的東西。這也是因為，如果寫出來的東西和發表內容不同，可能會遭到報復。
《北海道新聞》的記者高田昌幸寫過一本書，名字叫《真實：報紙向警察下跪之日》，裡面就寫了報社是怎麼受到報復的。高田和他的同事們揭露了北海道警察偽造發票、濫用公費，因此獲得了新聞協會獎。但之後北海道警察就開始打壓他們的報社，比如警察署的記者俱樂部發布消息時總是故意漏過《北海道新聞》。這樣的事情發生多了，報社的其他同事也開始有怨言，指責高田“你自己是拿了獎了，我們可是快被搞死了，天天被人罵，天天落後於別的報社”。警察後來還指控《北海道新聞》的函館分社不當使用營業資金，進行了強制搜查。最後報社社長終於頂不住壓力，不許再發批評警方的報道。高田帶領的報道團隊全員辭職，四散到了全國各地，他自己回到了故鄉四國。
先生製造：在日本，供職媒體的領導會要求記者加入各個俱樂部嗎？
清水潔：拿我現在供職的日本電視台來說吧，電視台作為一個企業，加入了幾乎所有的記者俱樂部，這叫作“加盟社”。電視台里又分為政治部、經濟部、社會部等等，各部的部長會決定自己的部門裡有幾位記者需要加入各種俱樂部。偶爾也會有人自願做這項工作，但大部分都是部長指派的。
其實記者俱樂部制度這兩年正在走向崩潰，最主要的原因是互聯網的影響。如果只報道記者俱樂部發表的內容，所有媒體的內容都會大同小異，也就不會有讀者願意為內容付費。為了吸引付費讀者，現在的很多媒體都只在俱樂部里安排一個人，剩下的記者都派到外面去採訪。這樣的變化大概是從一年多前開始的，軌道轉變得非常突然。記者俱樂部制度與其說是敗給了外界的批判，不如說是正在自然走向滅亡。
先生製造：現在日本的年輕人似乎已經不大看報紙和電視了？
清水潔：對。年輕人主要通過手機獲取信息，看的也都是和自己有關的新聞，比如什麼時候開始打疫苗呀，奧運會到底開不開之類的。至於政治呀經濟之類的話題，年輕人會覺得太麻煩了，沒有興趣。
日本的電視台是按分鐘計算收視率的。只要一放美食節目、搞笑綜藝、首相新聞發布會直播，收視率就會直線上升，所以電視台老是播這樣的內容。
要是讓我說，這就是國民水平的問題。只要國民水平不提升，現狀就只能是這樣。真是悲哀。站在媒體從業者的立場，我覺得這是教育的問題。我們應該從小就教育孩子“無聊的新聞節目看了也是白看”、“電視台也有歷史節目哦，也有紀錄片哦”。辦法其實就這麼簡單。
記者的工作，當然痛苦了！
先生製造：《FOCUS》停刊後您選擇去電視台工作，是看中了電視的影響力嗎？
清水潔：這是原因之一。《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的開頭也寫了，我討厭周刊的工作，那是實話，是真心討厭。
《FOCUS》停刊之後，好多電視台都邀請我去工作，日本電視台其實是最後一家。他們的社會部部長和副部長人很有趣，跟我說，“清水先生你來吧！來我們這兒干你想乾的事！”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當年最熱衷於報道豬野詩織私生活的就是這個日本電視台！就是他們一個勁兒地渲染詩織曾經在性風俗店打工。更過分的是，詩織的媽媽曾經給各媒體打電話，要求他們不要濫用詩織的照片，而日本電視台的人居然回答說“不用照片的話，您能給我們什麼好處呢？能安排個獨家專訪嗎？”豬野夫妻跟我說起這件事時一直哭個不停，當時我還想“這是個什麼公司啊？真是太過分了！”
所以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從內部給他們來個大改造吧！2001年11月，我通過了日本電視台的入職考試。那年我44歲。
入台半年之後，我多少有了點發言權，就搞了一個報道倫理的學習會。那天會場里來了兩百多記者，我把豬野夫妻也請來了，跟他們說“今天你們就把日本電視台干過的壞事都說個遍”！他們說完之後，當年參與報道的記者、攝影師們都哭了，一直跟豬野夫妻道歉。
從那兒之後，我一直在日本電視台負責記者的培訓工作，幹了19年。記者手冊也重寫了一遍。直到現在，我每月還在給新記者上課。
先生製造：您會覺得記者這個工作很痛苦嗎？
清水潔：當然會覺得啦！成天成天地蹲點，在大太陽底下暴晒。我乾的凈是這樣的工作。
有些報道的成果是肉眼可見的，就像桶川事件，最直接的成果就是《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的出台。但這樣的情況其實是極少數。
2011年時日本發生了大海嘯，兩萬多人遇難。那時候的報道毫無意義嗎？從地震發生到海嘯來臨，中間大概有30分鐘時間。那30分鐘里，NHK和各個民間電視台不停地播報海嘯預警，那些家裡還沒斷電、碰巧正開着電視的人們，正是因為看到熟悉的播音員一直大喊“快跑”才來得及逃到山上避難。遇難的兩萬人非常不幸，但可能有幾十萬、幾百萬人正是因為媒體的及時報道才幸免於難。我們媒體不能自己表揚自己，說“我們救了幾百萬人的命”，但記者們心裡要明白自己工作的價值。
平時也是如此。即便是普通的美食節目，可能也會有人因此而帶家人品嘗到了美味。對於那些住院患者來說，在病床上看到有趣的旅遊紀錄片或是搞笑節目，可能是一天中唯一能暢快大笑的瞬間。媒體雖然有很多很多問題，經常被批評，但記者們要明白，我們的工作也有有價值的部分。
記者這個職業，乍看之下是索取者，但最後我們的工作其實是給予，是給世間提供有益的信息，讓社會變得更好。當然，現實情況是完不成採訪就會被編輯部臭罵一頓。所以你心裡要明白，我干這些不僅僅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是為了社會公益。沒有這種堅定的信念，記者的工作就會變得非常痛苦。
先生製造：您會建議現在的年輕人讀新聞系嗎？
清水潔：如果這個人對媒體現狀一無所知，只是單純覺得“我想當記者”，那我會儘力勸退他，告訴他記者其實只是公司的一個職員，媒體是個論資排輩的地方。
如果這個人了解了媒體行業的實際情況之後還是想干記者，那我會說，來吧！把一切推翻重來！加油干！
那些把壽司職人當成理想的人，期待的是研究出美味的菜單、看到顧客把美食送進嘴裡時的笑臉，但職人每天99%的工作其實就是不停地捏啊捏啊捏。現在我每年可以做一個自己喜歡的紀錄片。不是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也不是什麼也做不了。很多人說媒體是垃圾，但我總覺得我們還是能有所作為的。只要有力氣，我們能做的就還有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