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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就本文内容，《拉美新闻评论》（LatAm Journalism Review）曾向墨西哥“国家透明度与公共信息中心”（INAI）提出访问请求，惟文章截稿前未有获得中心回复。
大概二十年前，墨西哥在总统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推动下实行《信息透明及获取法》。经过多次重要修订，该部法律的约束对象持续扩大，如今墨西哥的政党、工会等实体都必须回应信息申索要求。
与此同时，墨西哥一直是“毒品战争”的战场。这场战争于2006年拉开帷幕，至今造成超过六万人失踪。2006年至2019年间，全国各地合共发现超过3600个怀疑与“禁毒战争”有关的隐蔽无名坟墓。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墨西哥是全球最危险的国家之一。记者要调查该国日益猖獗的贩毒活动、以及其衍生的有罪不罚风气，就必须检阅涉及贩毒集团、犯罪组织、安全部队、政客的调查结果及信息资料，不只采访报道是一大挑战，过程中还要面临生命危险。
面对这种两难困局，墨西哥记者正利用公共信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保障，揭示黑暗的毒品贩运世界，同时监察政府打击贩毒活动的成效。这种方法，可以展示出官方论述与信息数据之间的矛盾，可以揭露当局如何包庇谋杀案罪犯，也可以描绘出关于毒贩的图像。尽管不必然有效，但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方法还可以避免亲身采访报道的风险。
线上杂志《拉美新闻评论》（LatAm Journalism Review，LJR）跟三位墨西哥调查记者聊过，她们都曾经应用申索所得的信息，就贩毒活动及政府“禁毒战争”进行调查报道。
揭示有罪不罚的风气
“通过申索信息，记者可以监督政府当局。”佐拉达・加列戈斯（Zorayda Gallegos）告诉《拉美新闻评论》。她谈到之前做过的其中一些调查，借助了申索所得的司法档案；《禁毒战争的又一次失败》（The Other Failure of the War on Drugs）是其中之一，该项调查报道揭示了墨西哥当局的情报漏洞。
墨西哥记者佐拉达・加列戈斯在调查项目《禁毒战争的又一次失败》中，以司法档案作为关键信源材料。
费利佩・卡尔德隆（Felipe Calderón）在任墨西哥总统的2006年至2012年间，当局以“优先目标”（priority targets）来称呼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继任总统的2012年至2018年间，当局改用“头号通缉犯”（most wanted）这个称呼。这些犯罪分子占地为王，其中一些恶名昭彰，例如绰号“矮子古斯曼”的华金・古斯曼・洛埃拉（Joaquín Guzmán Loera），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犯罪集团骨干。
关于这些“头号通缉犯”，佐拉达・加列戈斯有一系列的疑问：这些人分别隶属于哪一个集团？这些集团背后又由谁在操控？他们的势力范围遍及哪些区域？带着这些疑问，她向当局申索信息，但申请遭到否决。于是，她向法定机构“国家透明度与公共信息中心”（INAI）提出上诉，挑战当局的决定。
在 INAI 的协助下，佐拉达・加列戈斯好不容易跨过了第一道关卡，获得了她想要的一些信息，但立即遇到了新的难题。她想要知道这些“头号通缉犯”遭遇了什么，当中有多少人被判刑；然而，当局再一次驳回她的信息申索要求，她只好再度诉诸 INAI。
“最终，他们只告诉我其中有多少人遭受了不可复核的终极裁决。这是我能获得的最多信息。”佐拉达・加列戈斯表示。
在这漫长的信息申索过程以外，佐拉达・加列戈斯还用到了一些数字工具，例如法律资源网站 Buho Legal 及 Poder Judicial Virtual，以至政府网站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of Files 及 Official Gazette of the Federation。通过这些工具，她了解到司法机构就此类案件的操作方式，以至一些案例的定罪内容。
通过这项调查，佐拉达・加列戈斯证实了官方论述与信息资料的矛盾之处。“当他们关掉摄像镜头，当他们停止对外公布那些犯罪分子所经过的刑事程序，许多犯罪分子不消几个月就获得释放，而当局的理由一般都是证据不足。”佐拉达・加列戈斯说。
她还提到，其中一些犯罪分子因管有枪支等严重罪名而被拘留，但不到两、三年便已获释，部分人甚至获准以社区服务来代替监禁，更早重获自由。
除了这一项调查，佐拉达・加列戈斯还曾经就其他数项调查提出信息申索。在调查项目《墨西哥反洗钱的失败斗争》（The Failed Fight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 in Mexico）中，她揭示了检察官办公室在12年间调查了5228起涉及犯罪集团的洗钱案，结果成功争取法官定罪判刑的却只有16名犯人。
为毒枭们拍下信息快照
Animal Político 的团队在调查项目《毒枭数据》中借助申索所得信息，以图像形式展示了墨西哥全国各地的贩毒集团。
墨西哥独立网媒 Animal Político 编辑塔尼娅・蒙塔尔沃（Tania Montalvo）所领导的团队，在处理调查项目《毒枭数据》（Narco Data）的过程中，同样借助申索所得的信息资料，印证了贩毒活动的存在及规模。
蒙塔尔沃的团队此前启动了一个名为“猎犬行动”（El Sabueso）的事实核查项目，整理过去四十年来的犯罪集团资料，并以信息快照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她对《拉美新闻评论》谈及项目起源，提到当时各州州长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管辖的城市已经杜绝有组织犯罪、或者有组织犯罪率显著下跌。这让她感到惊奇，想要知道州长们的说法到底建基于什么信息证据。调查之下，她发现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真实状况，实在有太多虚假信息和混乱数据，而州长们的说法显然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持。
2016年，蒙塔尔沃首次向涅托当局申索关于有组织犯罪的信息。后来，她不断扩大搜索范围，信息申索对象包括墨西哥不同的联邦机构、地方政府当局，甚至还咨询了美国的驻地情报机关。
综合各方回复的信息，蒙塔尔沃确认了有组织犯罪的情况远较当局所承认的要严重。除了申索所得信息，蒙塔尔沃在事实核查、文件研究、国家安全专家咨询、检方公开信息搜集等各方面的经验也大派用场。最终，Animal Político 成功制作出一幅墨西哥有组织罪案地图。
蒙塔尔沃意识到，身处首都墨西哥城与身处地方的记者，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险。另外，通过申索信息，以至在报道中巨细无遗地罗列文件内容、叙述专家访谈，可以大大减低调查报道团队所面临的风险。
对公共舆论来说，《毒枭数据》提出了议题，让公众注意到有组织犯罪的规模远较墨西哥政府所声称的要大。对 Animal Político 来说，项目开启了团队的跨领域工作体验，参与其中的包括记者、程序员、设计师等。这种协作方式，成就了团队后来的另一项著名调查报道项目《大师级骗局》（La Estafa Maestra）。
为受害者做调查报道
过去二十年间，墨西哥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侵犯人权的行为也随之持续增长。为了从谋杀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角度调查这个问题，一个记者团队开展了名为《在墨西哥杀人：有罪不罚保证》（Matar en México: Impunidad garantizada）的联合调查项目。项目由 Animal Político 协调进行，调查新闻网站《Juárez 真相》（La Verdad Juárez）的联合创始人罗西奥・加列戈斯（Rocío Gallegos）参与其中。
由 Animal Politico 协调的一项调查项目，利用墨西哥司法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审视了该国对谋杀案件悬而不决的普遍现象。
为了这项调查，团队采访检察官和法官，并且提出信息申索，以便了解相关的司法程序。罗西奥・加列戈斯对《拉美新闻评论》表示，团队要求取得的都是官方信息，因此都是“安全的信息资源”。她形容，信息申索有如将放大镜对准那些理论上应该寻求和执行公义的人。
罗西奥・加列戈斯提到信息申索作为工具的另一个好处：“你可以要求访问执法调查的信息，还有司法系统听证会。这些听证会都是公开举行的，而且司法机构会作视频和音频记录。”
团队研究了众多谋杀案件的执法调查和检控程序，揭示了墨西哥的现实状况——每一百起谋杀案件当中，只有五起成功对犯人判处监禁刑罚。
罗西奥・加列戈斯强调，她们每次成功申索信息之后，必然会进行数据比对、咨询采访等跟进步骤，并且在报道中呈现她们对这些信息的分析。
关于调查报道贩毒活动时，信息申索是否也能作为安全工具，罗西奥・加列戈斯这样回答：“或许，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面比较坚固的盾牌，但你无法规避所有风险。”
“你检视数据和阅读法律条文，采访法官和检控官，他们都宣称——是的，公义确实存在。然而，当你审视一切信息后，可能会发现就只有那么一个嫌疑犯因涉及谋杀罪名而被扣查，开庭时案子也迅速审结。”罗西奥・加列戈斯一边解释，一边分享团队的数据比对结果。凭借这些结果，团队确认了墨西哥谋杀案件有罪不罚风气的严重程度。
信息申索的技巧
三位记者都认同在申索取得信息之后，有必要咨询学者等其他意见来源，以协助理解相关议题。蒙塔尔沃解释：“通过咨询其他信源，我们可以对申索取得的信息进行‘翻译’，用更加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这些信息。”
蒙塔尔沃还分享到，了解每一项透明法律的条款能够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信息库里有哪些数据，信息能怎样被申索，以及哪些机构有公开信息的义务，都是非常有用的。
在这一点上，蒙塔尔沃和佐拉达・加列戈斯的看法一致。佐拉达・加列戈斯认为信息申索的重点，不仅在于知道申索什么，也在于知道如何申索。她提到，当局经常会否认数据存在，或者声称他们没有相关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锲而不舍地提出申索，还需要具备一项关键技能——组织能力。进行《禁毒战争的又一次失败》调查项目期间，她便制作了一个时间年表，用来定位相关重要事件的发生时序。
佐拉达・加列戈斯谈到，在现任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治下，墨西哥政府当局最经常以“信息不存在”来回应申索要求。有鉴于此，她会用另一种方式提出申索：先去了解政府部门的架构，确认哪个部门掌握相关信息。即便申索依然被驳回，她也可以更好地提出复核上诉。
佐拉达・加列戈斯和蒙塔尔沃不约而同地谈到，她们在申索信息过程中遇到的一道难题——当局明明在几年前给出过某个领域的信息答案，后来却突然否认掌握该个领域的信息数据。有时候，即便之前的信息是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公开场合发布，当局依然会声称相关信息不曾存在，借此回避申索要求。
因为这些障碍，蒙塔尔沃最近都不能使用过往曾经奏效的方法，来更新《毒枭数据》项目的信息：“检察官办公室彻底否认他们拥有那些数据。”
罗西奥・加列戈斯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她解释，新冠疫情的确迫使一些申索审批程序停摆，但更多的是当局和机构拒绝履行公开信息的义务，刻意回避申索要求。“你需要学习如何为申索要求作出辩护，如何跟这些机构斗智斗勇。这确实让人很累，同时阻碍信息透明系统应用的推广。”
This 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Knight Center’s Lati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and is reproduced here with permission.
本文首发于《拉美新闻评论》，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翻译转载
Priscila Hernández Flores 是一名墨西哥记者，她曾获得西班牙国王新闻奖和奥尔特加·加塞特新闻奖等。她是边境记者和博客中心的社区协调员，并为墨西哥的 Nexos 杂志报道残疾人的相关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