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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就本文內容，《拉美新聞評論》（LatAm Journalism Review）曾向墨西哥“國家透明度與公共信息中心”（INAI）提出訪問請求，惟文章截稿前未有獲得中心回復。
大概二十年前，墨西哥在總統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推動下實行《信息透明及獲取法》。經過多次重要修訂，該部法律的約束對象持續擴大，如今墨西哥的政黨、工會等實體都必須回應信息申索要求。
與此同時，墨西哥一直是“毒品戰爭”的戰場。這場戰爭於2006年拉開帷幕，至今造成超過六萬人失蹤。2006年至2019年間，全國各地合共發現超過3600個懷疑與“禁毒戰爭”有關的隱蔽無名墳墓。
對新聞工作者來說，墨西哥是全球最危險的國家之一。記者要調查該國日益猖獗的販毒活動、以及其衍生的有罪不罰風氣，就必須檢閱涉及販毒集團、犯罪組織、安全部隊、政客的調查結果及信息資料，不只採訪報道是一大挑戰，過程中還要面臨生命危險。
面對這種兩難困局，墨西哥記者正利用公共信息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和保障，揭示黑暗的毒品販運世界，同時監察政府打擊販毒活動的成效。這種方法，可以展示出官方論述與信息數據之間的矛盾，可以揭露當局如何包庇謀殺案罪犯，也可以描繪出關於毒販的圖像。儘管不必然有效，但至少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方法還可以避免親身採訪報道的風險。
線上雜誌《拉美新聞評論》（LatAm Journalism Review，LJR）跟三位墨西哥調查記者聊過，她們都曾經應用申索所得的信息，就販毒活動及政府“禁毒戰爭”進行調查報道。
揭示有罪不罰的風氣
“通過申索信息，記者可以監督政府當局。”佐拉達・加列戈斯（Zorayda Gallegos）告訴《拉美新聞評論》。她談到之前做過的其中一些調查，藉助了申索所得的司法檔案；《禁毒戰爭的又一次失敗》（The Other Failure of the War on Drugs）是其中之一，該項調查報道揭示了墨西哥當局的情報漏洞。
墨西哥記者佐拉達・加列戈斯在調查項目《禁毒戰爭的又一次失敗》中，以司法檔案作為關鍵信源材料。
費利佩・卡爾德隆（Felipe Calderón）在任墨西哥總統的2006年至2012年間，當局以“優先目標”（priority targets）來稱呼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繼任總統的2012年至2018年間，當局改用“頭號通緝犯”（most wanted）這個稱呼。這些犯罪分子佔地為王，其中一些惡名昭彰，例如綽號“矮子古斯曼”的華金・古斯曼・洛埃拉（Joaquín Guzmán Loera），也有一些鮮為人知的犯罪集團骨幹。
關於這些“頭號通緝犯”，佐拉達・加列戈斯有一系列的疑問：這些人分別隸屬於哪一個集團？這些集團背後又由誰在操控？他們的勢力範圍遍及哪些區域？帶着這些疑問，她向當局申索信息，但申請遭到否決。於是，她向法定機構“國家透明度與公共信息中心”（INAI）提出上訴，挑戰當局的決定。
在 INAI 的協助下，佐拉達・加列戈斯好不容易跨過了第一道關卡，獲得了她想要的一些信息，但立即遇到了新的難題。她想要知道這些“頭號通緝犯”遭遇了什麼，當中有多少人被判刑；然而，當局再一次駁回她的信息申索要求，她只好再度訴諸 INAI。
“最終，他們只告訴我其中有多少人遭受了不可複核的終極裁決。這是我能獲得的最多信息。”佐拉達・加列戈斯表示。
在這漫長的信息申索過程以外，佐拉達・加列戈斯還用到了一些數字工具，例如法律資源網站 Buho Legal 及 Poder Judicial Virtual，以至政府網站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of Files 及 Official Gazette of the Federation。通過這些工具，她了解到司法機構就此類案件的操作方式，以至一些案例的定罪內容。
通過這項調查，佐拉達・加列戈斯證實了官方論述與信息資料的矛盾之處。“當他們關掉攝像鏡頭，當他們停止對外公布那些犯罪分子所經過的刑事程序，許多犯罪分子不消幾個月就獲得釋放，而當局的理由一般都是證據不足。”佐拉達・加列戈斯說。
她還提到，其中一些犯罪分子因管有槍支等嚴重罪名而被拘留，但不到兩、三年便已獲釋，部分人甚至獲准以社區服務來代替監禁，更早重獲自由。
除了這一項調查，佐拉達・加列戈斯還曾經就其他數項調查提出信息申索。在調查項目《墨西哥反洗錢的失敗鬥爭》（The Failed Fight Against Money Laundering in Mexico）中，她揭示了檢察官辦公室在12年間調查了5228起涉及犯罪集團的洗錢案，結果成功爭取法官定罪判刑的卻只有16名犯人。
為毒梟們拍下信息快照
Animal Político 的團隊在調查項目《毒梟數據》中藉助申索所得信息，以圖像形式展示了墨西哥全國各地的販毒集團。
墨西哥獨立網媒 Animal Político 編輯塔尼婭・蒙塔爾沃（Tania Montalvo）所領導的團隊，在處理調查項目《毒梟數據》（Narco Data）的過程中，同樣藉助申索所得的信息資料，印證了販毒活動的存在及規模。
蒙塔爾沃的團隊此前啟動了一個名為“獵犬行動”（El Sabueso）的事實核查項目，整理過去四十年來的犯罪集團資料，並以信息快照的形式呈現給讀者。她對《拉美新聞評論》談及項目起源，提到當時各州州長言之鑿鑿地宣稱，自己管轄的城市已經杜絕有組織犯罪、或者有組織犯罪率顯著下跌。這讓她感到驚奇，想要知道州長們的說法到底建基於什麼信息證據。調查之下，她發現關於有組織犯罪的真實狀況，實在有太多虛假信息和混亂數據，而州長們的說法顯然沒有足夠的信息支持。
2016年，蒙塔爾沃首次向涅托當局申索關於有組織犯罪的信息。後來，她不斷擴大搜索範圍，信息申索對象包括墨西哥不同的聯邦機構、地方政府當局，甚至還諮詢了美國的駐地情報機關。
綜合各方回復的信息，蒙塔爾沃確認了有組織犯罪的情況遠較當局所承認的要嚴重。除了申索所得信息，蒙塔爾沃在事實核查、文件研究、國家安全專家諮詢、檢方公開信息搜集等各方面的經驗也大派用場。最終，Animal Político 成功製作出一幅墨西哥有組織罪案地圖。
蒙塔爾沃意識到，身處首都墨西哥城與身處地方的記者，面臨著不同程度的危險。另外，通過申索信息，以至在報道中巨細無遺地羅列文件內容、敘述專家訪談，可以大大減低調查報道團隊所面臨的風險。
對公共輿論來說，《毒梟數據》提出了議題，讓公眾注意到有組織犯罪的規模遠較墨西哥政府所聲稱的要大。對 Animal Político 來說，項目開啟了團隊的跨領域工作體驗，參與其中的包括記者、程序員、設計師等。這種協作方式，成就了團隊後來的另一項著名調查報道項目《大師級騙局》（La Estafa Maestra）。
為受害者做調查報道
過去二十年間，墨西哥的暴力事件不斷增加，侵犯人權的行為也隨之持續增長。為了從謀殺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角度調查這個問題，一個記者團隊開展了名為《在墨西哥殺人：有罪不罰保證》（Matar en México: Impunidad garantizada）的聯合調查項目。項目由 Animal Político 協調進行，調查新聞網站《Juárez 真相》（La Verdad Juárez）的聯合創始人羅西奧・加列戈斯（Rocío Gallegos）參與其中。
由 Animal Politico 協調的一項調查項目，利用墨西哥司法系統所提供的信息，審視了該國對謀殺案件懸而不決的普遍現象。
為了這項調查，團隊採訪檢察官和法官，並且提出信息申索，以便了解相關的司法程序。羅西奧・加列戈斯對《拉美新聞評論》表示，團隊要求取得的都是官方信息，因此都是“安全的信息資源”。她形容，信息申索有如將放大鏡對準那些理論上應該尋求和執行公義的人。
羅西奧・加列戈斯提到信息申索作為工具的另一個好處：“你可以要求訪問執法調查的信息，還有司法系統聽證會。這些聽證會都是公開舉行的，而且司法機構會作視頻和音頻記錄。”
團隊研究了眾多謀殺案件的執法調查和檢控程序，揭示了墨西哥的現實狀況——每一百起謀殺案件當中，只有五起成功對犯人判處監禁刑罰。
羅西奧・加列戈斯強調，她們每次成功申索信息之後，必然會進行數據比對、諮詢採訪等跟進步驟，並且在報道中呈現她們對這些信息的分析。
關於調查報道販毒活動時，信息申索是否也能作為安全工具，羅西奧・加列戈斯這樣回答：“或許，你可以把它當成一面比較堅固的盾牌，但你無法規避所有風險。”
“你檢視數據和閱讀法律條文，採訪法官和檢控官，他們都宣稱——是的，公義確實存在。然而，當你審視一切信息後，可能會發現就只有那麼一個嫌疑犯因涉及謀殺罪名而被扣查，開庭時案子也迅速審結。”羅西奧・加列戈斯一邊解釋，一邊分享團隊的數據比對結果。憑藉這些結果，團隊確認了墨西哥謀殺案件有罪不罰風氣的嚴重程度。
信息申索的技巧
三位記者都認同在申索取得信息之後，有必要諮詢學者等其他意見來源，以協助理解相關議題。蒙塔爾沃解釋：“通過諮詢其他信源，我們可以對申索取得的信息進行‘翻譯’，用更加貼近人們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現這些信息。”
蒙塔爾沃還分享到，了解每一項透明法律的條款能夠做什麼、以及不能做什麼，信息庫里有哪些數據，信息能怎樣被申索，以及哪些機構有公開信息的義務，都是非常有用的。
在這一點上，蒙塔爾沃和佐拉達・加列戈斯的看法一致。佐拉達・加列戈斯認為信息申索的重點，不僅在於知道申索什麼，也在於知道如何申索。她提到，當局經常會否認數據存在，或者聲稱他們沒有相關信息。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鍥而不捨地提出申索，還需要具備一項關鍵技能——組織能力。進行《禁毒戰爭的又一次失敗》調查項目期間，她便製作了一個時間年表，用來定位相關重要事件的發生時序。
佐拉達・加列戈斯談到，在現任總統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治下，墨西哥政府當局最經常以“信息不存在”來回應申索要求。有鑒於此，她會用另一種方式提出申索：先去了解政府部門的架構，確認哪個部門掌握相關信息。即便申索依然被駁回，她也可以更好地提出複核上訴。
佐拉達・加列戈斯和蒙塔爾沃不約而同地談到，她們在申索信息過程中遇到的一道難題——當局明明在幾年前給出過某個領域的信息答案，後來卻突然否認掌握該個領域的信息數據。有時候，即便之前的信息是通過新聞發布會等公開場合發布，當局依然會聲稱相關信息不曾存在，藉此迴避申索要求。
因為這些障礙，蒙塔爾沃最近都不能使用過往曾經奏效的方法，來更新《毒梟數據》項目的信息：“檢察官辦公室徹底否認他們擁有那些數據。”
羅西奧・加列戈斯也有過類似的遭遇。她解釋，新冠疫情的確迫使一些申索審批程序停擺，但更多的是當局和機構拒絕履行公開信息的義務，刻意迴避申索要求。“你需要學習如何為申索要求作出辯護，如何跟這些機構鬥智斗勇。這確實讓人很累，同時阻礙信息透明系統應用的推廣。”
This 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Knight Center’s Latin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and is reproduced here with permission.
本文首發於《拉美新聞評論》，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翻譯轉載
Priscila Hernández Flores 是一名墨西哥記者，她曾獲得西班牙國王新聞獎和奧爾特加·加塞特新聞獎等。她是邊境記者和博客中心的社區協調員，並為墨西哥的 Nexos 雜誌報道殘疾人的相關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