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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进行调查报道时，往往会向学者征求一两句分析和评价，既为扩充报道内容的背景脉略，也为节省采访经费。无论是有关次原子粒子最新发现的报道，还是调查离岸计划时的核数工作，专家学者的话仿佛为报道内容盖下印章，认证记者的分析切中了议题重点。另一方面，媒体出版物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报道引用了专家的话，也能把普罗大众带进相关专业学术领域。
可是，假如新闻编辑室从一开始就有一位学者，而且让他拥有一张象征式的记者证，让他在调查过程中有着跟编辑同等的发言权，情况又会如何呢？
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记者罗伯特・克里布（Rob Cribb）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吉纳维芙・勒巴伦（Genevieve LeBaron）所采用的正是这种合作模式。此前，他们合作进行了一项为期十个月的调查报道，揭示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各地制衣工人的权益。
这项调查报道刊载于报章头版，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并附有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研究成果。报道探讨新冠疫情截断制衣业供应链之下，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四个国家的工人如何面对愈来愈严峻的财务及劳工安全问题。
克里布访问了其中一些工人，了解到他们遭遇暴力、性侵及失业的故事；这些访问建基于勒巴伦及其研究员同侪，对四国工人所进行的合共1140份问卷调查。这次合作，不仅为了呈现工人们所处的恶劣工作环境，还揭示了工厂管理层在领取新冠疫情救济金的同时，却没有为工人提供较佳的环境和待遇，也没有为工人建起经济安全网。如果不是结合了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力量，这种类型的报道根本不可能实现。
谢菲尔德大学研究团队的调查问卷，由两个研究中心和一个劳工权益组织参与合作拟定。它们共同创建了一个原始数据库，从中选定以哪些国家、哪个行业的工人及其他持份者作为问卷调查对象，以求得到最具代表性的调查结果。
新闻故事则诞生自问卷调查。问卷受访者跟谢菲尔德大学团队交流期间，会被问到是否愿意接受克里布的访问，为新闻故事提供记者所需要的答案。以下是克里布与愿意接受采访的工人和研究人员交谈后，在报道中提到的重点：
- 据研究人员估计，因新冠疫情而取消的订单，导致全球制衣工人蒙受总值49亿至73亿美元的工资损失。
- 接受问卷调查的工人当中，有145位在疫情之下被解雇，其中近八成人尚未收足他们应得的遣散费，超过三分之二人一无所获。
- 一名二十多岁的埃塞俄比亚女性提到，她目击有不只一位同事被经理攻击、扇耳光或推撞：“我们有提出投诉，但无人愿意聆听，更遑论提供帮助。”
- 拉梅什（Ramesh）在印度当制衣工人，他从十二岁开始工作，目前年过四旬，是三名孩子的父亲。疫情爆发以来，他的收入直线下跌，欠缺政府支援之下，他根本无力应付住屋开支，孩子今年的学费仍然未能支付。
- 一名埃塞俄比亚制衣工人提到，她的基本日薪为25比尔，即大概0.57美元。假如她能达到工厂的生产要求，即每名工人每日生产1400件 T 恤，当日就可以额外获得7比尔，即大概0.16美元。大多数日子里，她只能带着0.73美元回家；即便是生产力最高的那么几天，能赚到0.82美金已经是她的极限。
这项合作由全球记者中心（GRC）资助。全球报道中心是一个非营利新闻机构，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为基地，宗旨是促进记者和学者合作进行调查报道。
全球记者中心创始人兼行政总监彼得・克雷恩（Peter Klein）认为，改善记者和学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可以让新闻业变得更好。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记者和学者都带进新闻编辑室，安排他们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克雷恩解释：“他们能够更紧密地合作，就调查方法、成果预期、成功标准等进行交流。”
从根本来说，记者和学者在做相似的工作，包括钻研文件、处理数据和进行访谈。然而，他们的工作节奏，以及对于成功的标准可能大相径庭。全球记者中心尝试通过资助这一类合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充当大使，在两者的鸿沟之上搭建桥梁。
列巴伦和克里布分别从学者和记者的角度，复盘了这个关于制衣业供应链的调查报道项目。他们都认为，项目反映了双方合作模式的成功。以下，是他们提到的一些理据：
扩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普罗大众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某些议题的影响。相关的抽象学术成果对大众来说太难理解。假如把深奥的学术研究和浅白的新闻信息相结合，则有机会将大众跟该个学术专业领域连结起来。
- 勒巴伦：“我想，这篇调查报道会跟标准的媒体报道有点不一样。很多时候，读者看传统报道就只看标题和一点点内容，但这篇调查报道记述了许多丰富的故事，并且附有学术研究的关键成果。”
- 克里布：“这种合作提升了团队的脑激荡能力，当然有利于报道新闻故事。作为记者，我们得到了更多信息数据，学会了以新的角度和观点来看待我们所写的议题。”
符合伦理道德标准：记者和学者各自受到机构和专业的伦理道德约束，两者合作可以产出更好的报道。
- 勒巴伦：“我们的研究会经过学术道德评审，因此我们更能取得工人的信任。当我们提到有记者正跟我们合作，询问工人是否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们才会乐意受访。另外，我们一直有跟在当地从事劳工权益的组织人员合作，因此工人和记者都不用从大老远的地方跑来进行访谈。”
- 克里布：“尽管记者和学者各自的工作，大部分建基于同一批基础资料和数据，但双方都可以独立自主地掌控各自的工作成果。作为记者，我们独立地进行采访，从金融财政、政府责任等角度切入新闻故事，而这些并非学者的研究焦点。”
增加知识资源：学者可以就报道的方向和范围提出建议，并且从一开始就分享有价值的数据。这些学术数据若由记者自行收集，必然是昂贵又耗时。在学者的协助下，记者也能了解到如何产出更具影响力、甚至能促成变革的新闻故事。
- 勒巴伦：“我希望，以真正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方式来讲述这些故事，能够引起外界更大的反应，特别是促使企业和政府采取切实行动，协助这些工人摆脱经济困境。”
- 克里布：“对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的工人进行问卷调查，这是学者们能够做到的事；相反，由于缺乏资源和在地联系，我们作为记者无法办到。在合作过程中，记者和学者分别从两个角度汇集信息，各自编写新闻故事和研究报告，最终整合成为一篇调查报道，发挥最大的协同作用，同时双方均能获益。”
对于勒巴伦来说，她的研究成果可以借助《多伦多星报》传播予更多的读者，从而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报道记述了一些工人的声音，向普罗大众分享了工人的故事；勒巴伦认为以这种方式呈现工人的遭遇，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她期望这篇调查报道能够促使制衣业供应链的负责人多加注意工人处境，并且承担更多责任。
而对于克里布来说，当新闻机构没有向一些国家派驻记者、也没有在当地的合作伙伴，甚至碰上新冠疫情让全球各地实施封锁及旅游限制，要寻找当地消息来源就变得难上加难。跟谢菲尔德大学研究团队合作，让克里布有机会接触他原本无从获取的信源。
了解记者怎样进行调查，也为勒巴伦开辟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她表示，由于一项研究的每个阶段环环相扣、互相补足，下一次她会更早邀请记者参与。与此同时，克里布也认识到学者能为新闻报道所作出的贡献。他表示：“我认为这种协作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种模式会愈来愈流行。”
作为资助者，克雷恩指出要促成这一类合作关系，并不需要大量资金。事实上，从社区到城市，还有不少大学和新闻编辑室可以探讨如何展开合作，探索尚未被开发的巨大潜力。
学者该如何寻找记者作为合作伙伴呢？克雷恩建议他们多参加新闻发布会，结交跟他们研究领域重合的记者。另外，学者可以与新闻学院的研究生展开合作，还可以联系较小型出版物的编辑采主。
谈到记者该怎样寻找学者合作，克雷恩建议他们使用 Google Scholar 一类开源工具，找到对相关新闻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搜罗由学者撰写的专栏文章，以至参加学术会议。
“我们常见两位记者展开合作，或者两位学者联手进行研究。”克雷恩表示：“既然如此，记者和学者合力进行调查报道，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Katarina Sabados 是一名住在温哥华的记者，曾担任 OCCRP 的研究员，目前在《加拿大国家观察员》（Canada’s National Observer）报道气候问题，并在全球报告中心报道供应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