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Shutterstock
記者進行調查報道時，往往會向學者徵求一兩句分析和評價，既為擴充報道內容的背景脈略，也為節省採訪經費。無論是有關次原子粒子最新發現的報道，還是調查離岸計劃時的核數工作，專家學者的話彷彿為報道內容蓋下印章，認證記者的分析切中了議題重點。另一方面，媒體出版物擁有更廣大的讀者群，報道引用了專家的話，也能把普羅大眾帶進相關專業學術領域。
可是，假如新聞編輯室從一開始就有一位學者，而且讓他擁有一張象徵式的記者證，讓他在調查過程中有着跟編輯同等的發言權，情況又會如何呢？
加拿大《多倫多星報》記者羅伯特・克裡布（Rob Cribb）與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吉納維芙・勒巴倫（Genevieve LeBaron）所採用的正是這種合作模式。此前，他們合作進行了一項為期十個月的調查報道，揭示新冠疫情如何影響全球各地制衣工人的權益。
這項調查報道刊載於報章頭版，內容共分為三個部分，並附有經過同行評審的學術研究成果。報道探討新冠疫情截斷制衣業供應鏈之下，印度、埃塞俄比亞等四個國家的工人如何面對愈來愈嚴峻的財務及勞工安全問題。
克裡布訪問了其中一些工人，了解到他們遭遇暴力、性侵及失業的故事；這些訪問建基於勒巴倫及其研究員同儕，對四國工人所進行的合共1140份問卷調查。這次合作，不僅為了呈現工人們所處的惡劣工作環境，還揭示了工廠管理層在領取新冠疫情救濟金的同時，卻沒有為工人提供較佳的環境和待遇，也沒有為工人建起經濟安全網。如果不是結合了新聞界和學術界的力量，這種類型的報道根本不可能實現。
謝菲爾德大學研究團隊的調查問卷，由兩個研究中心和一個勞工權益組織參與合作擬定。它們共同創建了一個原始數據庫，從中選定以哪些國家、哪個行業的工人及其他持份者作為問卷調查對象，以求得到最具代表性的調查結果。
新聞故事則誕生自問卷調查。問卷受訪者跟謝菲爾德大學團隊交流期間，會被問到是否願意接受克裡布的訪問，為新聞故事提供記者所需要的答案。以下是克裡布與願意接受採訪的工人和研究人員交談後，在報道中提到的重點：
- 據研究人員估計，因新冠疫情而取消的訂單，導致全球制衣工人蒙受總值49億至73億美元的工資損失。
- 接受問卷調查的工人當中，有145位在疫情之下被解僱，其中近八成人尚未收足他們應得的遣散費，超過三分之二人一無所獲。
- 一名二十多歲的埃塞俄比亞女性提到，她目擊有不只一位同事被經理攻擊、扇耳光或推撞：“我們有提出投訴，但無人願意聆聽，更遑論提供幫助。”
- 拉梅什（Ramesh）在印度當制衣工人，他從十二歲開始工作，目前年過四旬，是三名孩子的父親。疫情爆發以來，他的收入直線下跌，欠缺政府支援之下，他根本無力應付住屋開支，孩子今年的學費仍然未能支付。
- 一名埃塞俄比亞制衣工人提到，她的基本日薪為25比爾，即大概0.57美元。假如她能達到工廠的生產要求，即每名工人每日生產1400件 T 恤，當日就可以額外獲得7比爾，即大概0.16美元。大多數日子裡，她只能帶着0.73美元回家；即便是生產力最高的那麼幾天，能賺到0.82美金已經是她的極限。
這項合作由全球記者中心（GRC）資助。全球報道中心是一個非營利新聞機構，以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為基地，宗旨是促進記者和學者合作進行調查報道。
全球記者中心創始人兼行政總監彼得・克雷恩（Peter Klein）認為，改善記者和學者之間的互動方式，可以讓新聞業變得更好。
“我們從一開始就把記者和學者都帶進新聞編輯室，安排他們作為平等的合作夥伴。”克雷恩解釋：“他們能夠更緊密地合作，就調查方法、成果預期、成功標準等進行交流。”
從根本來說，記者和學者在做相似的工作，包括鑽研文件、處理數據和進行訪談。然而，他們的工作節奏，以及對於成功的標準可能大相徑庭。全球記者中心嘗試通過資助這一類合作，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充當大使，在兩者的鴻溝之上搭建橋樑。
列巴倫和克裡布分別從學者和記者的角度，復盤了這個關於制衣業供應鏈的調查報道項目。他們都認為，項目反映了雙方合作模式的成功。以下，是他們提到的一些理據：
擴展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普羅大眾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地受到某些議題的影響。相關的抽象學術成果對大眾來說太難理解。假如把深奧的學術研究和淺白的新聞信息相結合，則有機會將大眾跟該個學術專業領域連結起來。
- 勒巴倫：“我想，這篇調查報道會跟標準的媒體報道有點不一樣。很多時候，讀者看傳統報道就只看標題和一點點內容，但這篇調查報道記述了許多豐富的故事，並且附有學術研究的關鍵成果。”
- 克裡布：“這種合作提升了團隊的腦激蕩能力，當然有利於報道新聞故事。作為記者，我們得到了更多信息數據，學會了以新的角度和觀點來看待我們所寫的議題。”
符合倫理道德標準：記者和學者各自受到機構和專業的倫理道德約束，兩者合作可以產出更好的報道。
- 勒巴倫：“我們的研究會經過學術道德評審，因此我們更能取得工人的信任。當我們提到有記者正跟我們合作，詢問工人是否願意接受記者採訪時，他們才會樂意受訪。另外，我們一直有跟在當地從事勞工權益的組織人員合作，因此工人和記者都不用從大老遠的地方跑來進行訪談。”
- 克裡布：“儘管記者和學者各自的工作，大部分建基於同一批基礎資料和數據，但雙方都可以獨立自主地掌控各自的工作成果。作為記者，我們獨立地進行採訪，從金融財政、政府責任等角度切入新聞故事，而這些並非學者的研究焦點。”
增加知識資源：學者可以就報道的方向和範圍提出建議，並且從一開始就分享有價值的數據。這些學術數據若由記者自行收集，必然是昂貴又耗時。在學者的協助下，記者也能了解到如何產出更具影響力、甚至能促成變革的新聞故事。
- 勒巴倫：“我希望，以真正融入大眾日常生活的方式來講述這些故事，能夠引起外界更大的反應，特別是促使企業和政府採取切實行動，協助這些工人擺脫經濟困境。”
- 克裡布：“對世界各地貧窮國家的工人進行問卷調查，這是學者們能夠做到的事；相反，由於缺乏資源和在地聯繫，我們作為記者無法辦到。在合作過程中，記者和學者分別從兩個角度彙集信息，各自編寫新聞故事和研究報告，最終整合成為一篇調查報道，發揮最大的協同作用，同時雙方均能獲益。”
對於勒巴倫來說，她的研究成果可以藉助《多倫多星報》傳播予更多的讀者，從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報道記述了一些工人的聲音，向普羅大眾分享了工人的故事；勒巴倫認為以這種方式呈現工人的遭遇，更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她期望這篇調查報道能夠促使制衣業供應鏈的負責人多加註意工人處境，並且承擔更多責任。
而對於克裡布來說，當新聞機構沒有向一些國家派駐記者、也沒有在當地的合作夥伴，甚至碰上新冠疫情讓全球各地實施封鎖及旅遊限制，要尋找當地消息來源就變得難上加難。跟謝菲爾德大學研究團隊合作，讓克裡布有機會接觸他原本無從獲取的信源。
了解記者怎樣進行調查，也為勒巴倫開闢了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性。她表示，由於一項研究的每個階段環環相扣、互相補足，下一次她會更早邀請記者參與。與此同時，克裡布也認識到學者能為新聞報道所作出的貢獻。他表示：“我認為這種協作模式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這種模式會愈來愈流行。”
作為資助者，克雷恩指出要促成這一類合作關係，並不需要大量資金。事實上，從社區到城市，還有不少大學和新聞編輯室可以探討如何展開合作，探索尚未被開發的巨大潛力。
學者該如何尋找記者作為合作夥伴呢？克雷恩建議他們多參加新聞發布會，結交跟他們研究領域重合的記者。另外，學者可以與新聞學院的研究生展開合作，還可以聯繫較小型出版物的編輯采主。
談到記者該怎樣尋找學者合作，克雷恩建議他們使用 Google Scholar 一類開源工具，找到對相關新聞議題素有研究的學者、搜羅由學者撰寫的專欄文章，以至參加學術會議。
“我們常見兩位記者展開合作，或者兩位學者聯手進行研究。”克雷恩表示：“既然如此，記者和學者合力進行調查報道，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Katarina Sabados 是一名住在溫哥華的記者，曾擔任 OCCRP 的研究員，目前在《加拿大國家觀察員》（Canada’s National Observer）報道氣候問題，並在全球報告中心報道供應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