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拉賈斯坦邦的一家政府醫院的新冠肺炎病房裡，病人們正在接受治療，由於病例激增導致氧氣和床位短缺。圖片:Shutterstock，Sumit Saraswat
印度記者迪陳·翁木（Dichen Ongmu）離開了她在印度東北部錫金邦的家，以避免她姐姐的新生兒感染新冠。她也剪掉了自己的長髮，方便每天晚上消毒；不僅如此，她還歸還了政府的新冠獎勵，因為她認為她的一些同事拿了不該拿的獎勵。
另一位在印度首都德里的記者，在深愛的奶奶的健康狀況突然惡化時，只能通過網絡與奶奶做最後的告別。即使這樣，她還是按時發表了自己的報道。她的家人知道，即使她很渴望在奶奶生命的最後時刻陪伴她，她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工作。
從今年5月至7月，在印度第二波疫情逐漸消退的時候，來自印度30個邦的40名女性記者進行了一次在線會議。她們在會上講述了自己報道這場大流行病的經歷，展示出了很高的職業精神。她們中，許多人冒着被感染的風險，進入設備簡陋的醫院，採訪那些遭遇至親面臨生命危險的故事；還有人冒險進入村莊，尋找因無知或醫療資源匱乏或缺少交通工具而死亡的人。還有一些記者，在火葬場清點屍體時遭到各種威脅。
其中一些記者甚至做了許多職責之外的事，利用自己的記者特權在第二波疫情期間幫助處理緊急求救電話，並在深夜和當地官員和醫院進行協調。她們中，有人因為無法幫到所有的求救的人，而感到內疚的睡不着覺。
“姐妹會”（GatherSisters）是一個總部位於德里的女性主義團體。她們發起了一個叫“她所知道的時刻”（The Moment, As She Knows It）的口述史項目，記錄下印度女性記者所見到的疫情。項目最開始時，很多人只是衝著一個熟悉的名字來參與一下看看。但不久，人們就在每個工作日下午七點準時登錄，不願意錯過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印度記者在“姐妹會”（GatherSisters）項目上討論她們的新冠疫情期間的經歷。
最開始會議關注的焦點是新冠疫情，但是“姐妹會”的組織者蒂蒂亞·夏爾馬（Tithiya Sharma）和參與者們的提問，使長達一小時的討論最終涵蓋了印度各邦女性所遇到的問題。
很明顯，這些年輕的記者們已經從女性的角度看待事件了。在她們的敘述中，有一條貫穿其中的主線，即是前線的社會醫療工作者被忽視。
魯奇卡·卡納（Ruchika M. Khanna）來自與巴基斯坦接壤的旁遮普地區的《印度論壇報》（The Tribune’s）。她講述了疫情和封鎖給女性帶來的雙重負擔：不僅要照顧家庭，還要應對突然失業的丈夫。她還談到了當時正在進行的農民抗議活動造成很多女性被迫留在家中，照顧家庭和田地。
喬蒂·亞達夫（Jyoti Yadav）來自《印刷品》（The Print）（這是一份印度的在線報紙，專註新聞和分析性報道）。對她來說，這次疫情中最重要的一個故事之一來自一位移民勞工孕婦。她的丈夫想要回家——不管她是否會在途中分娩。亞達夫努力確保了這名女性最終可以在醫院分娩，但當亞達夫跑出去告訴丈夫，母親和孩子都很健康時，丈夫因為聽到生的是女兒後就大哭了起來。
來自克什米爾地區的自由撰稿人庫拉圖蘭·雷巴（Quratulain Rehbar）介紹說，2019年8月印度憲法第370條被廢除，該地區已經不再享有特殊的地位，疫情使本就處于軍事封鎖地區的女性狀況更加惡化。她說，在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女性害怕搭乘過往車輛，而不得不步行數英里去醫院。在克什米爾，即使是去附近的警察局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不斷變化的政治局勢——包括該地區的婦女委員會被解散——意味着被困在家中面臨家庭暴力的女性在當地沒有任何求助渠道。
在線上互動的環節，記者們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其中很多人雖然入行不到十年，但已經報道了印度最邊緣化的社區。例如，來自《新印度快報》的克里提卡·斯里尼瓦桑（Krithika Srinivasan）講述了泰米爾納德邦的部落女孩在進入大學時面臨的困難。來自印度東部賈坎德邦的自由撰稿人塔庫爾（Chhandosree Thakur）在對話中談論到了“獵巫”，並提出了“我們都是女巫”（Hum sab daayan hain）的口號，同時解釋說，很多女性在“獵巫”中被殺害，是因為那些男人覬覦她們所擁有的土地。
來自《報童》（Prakhar Samachar）的恰蒂斯加爾部落記者，揭露了印度安全部隊在巴斯塔地區對部落人民持續犯下的暴行，以及非部落出身的官員對待部落女性的公開歧視。
在比哈爾邦，兩名資深調查記者揭露了一個地獄般的世界：有少女在那裡被賣給陌生人結婚，這些陌生人後來又逼迫她們去賣淫；在那裡，為避免送嫁妝，還有年輕的男子綁架並被迫結婚。“比哈爾人的生活是最艱辛的，”她們苦澀地說。
為被看見而努力
其他記者還討論了她們在印度不同地區報道時面臨的挑戰，有些挑戰發生在疫情之前。
不被男性官僚和政客認真對待是一種職業傷害。女記者們會從官員那裡收到諸如這樣的一些回復：“不要用愚蠢的問題來煩我”和“你不會明白的，就這樣吧”。 伊拉姆·西迪克（Iram Siddique）來自《印度快報》（The Indian Express），她辭去了在孟買相對舒適的記者工作，去到了一無所知的中央邦，在那裡成為了一名特約記者。在採訪中，一位資深的政客曾詢問她的年紀，並嘲笑她對這個邦缺乏了解。
來自安得拉邦的迪普西·巴蒂尼（Deepthi Bathini）和《印刷品》的里希卡·薩達姆（Rishika Sadam）講述了在新聞發布會上，作為唯一的女性，想要被看見是多麼的困難。喬蒂·亞達夫在比哈爾邦受到年輕移工的嘲笑，而巴蒂尼在報道政治集會時曾被扔塑料水袋。
儘管如此，與比哈爾邦的記者們相比，大城市年輕女記者還是有不少“特權”。前者不僅要平衡家庭和辦公室的生活，還要與不安全的公共交通工具作鬥爭。她們的男性同事讓她們翻譯他們的報告，卻同時對她們深夜出現在辦公室而感到不滿（“我們當時應該在家”一名記者說），在這樣的環境中，要證明自己有能力進行調查性報道的壓力巨大。
印度聯合通訊社（United News of India）的拉傑尼·尚卡爾（Rajni Shankar）說，這些記者迎接了挑戰，儘管她們在精神健康上付出了巨大代價。喬蒂·亞達夫克服了一個更大的障礙，她回到哈里亞納邦，成為一名穿着牛仔褲、帶着手機的記者，採訪那些禁止女孩穿牛仔褲和使用手機的人。
有趣的是，亞達夫節目的一位固定聽眾是來自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的活動人士塔希拉·阿卜杜拉（Tahira Abdullah）。她非但沒有覺得難以認同報道的內容，反而“感覺就像在自己家一樣，因為可悲的是，這一切都太熟悉了——重男輕女的態度，性騷擾，產生了一種跨國的姐妹情誼。”
當“姐妹會”構思這個網絡研討會系列時，印度的第二波疫情正處於頂峰。由於確信政府不會有任何問責，該組織決定從她們可以信任的目擊者那裡了解真相。考慮到她們的關係網，要找到一個多樣化的記者組合併不難，唯一的衡量標準是她們都具有“反駁不實說法的洞察力和勇氣”。
組織者蒂奇婭·夏爾馬說，這個系列網絡研討會讓她覺得，現在對於印度的女性記者來說是個危險的時刻。
這個故事最早發表在《新聞洗衣房》（Newslaundry）上，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編譯轉載
Jyoti Punwani 是一名常駐孟買的自由撰稿人，她的報道和分析發表包括《印度時報》、《印度快報》、《印度教徒報》、《德干先驅報》等媒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