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我们来找找一些“消失”了的人们。中国的15岁到18岁少年当中，约有40%在完成义务教育后上了中等职业学校，但人们总是讨论 985、211、留学、“鸡娃”、“内卷”，中职学生这个庞大的群体成为了“消失”的一群。
十多年前，梁卫星还是中学教师、新兴作家、民间思想者。然而，他后来不再走上讲台，不再写小说，远离了网络，仿佛是时代的发展与他格格不入。离经叛道的他是如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呢？
周玲（化名）曾经以“开大货车的小个子姑娘”形象走红于网络，予人印象是独立、坚强、对婚后生活有计划、对家暴绝不沉默。然而，记者从其他人的描述里，得到了故事的其他版本。采访期间，周玲宣布“退网”，删掉了短视频平台上的所有作品，更对记者断绝了联系。她真的打算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吗？全球深度报道网为你精选了10月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
出品：正面连接
丽蓉和她的小电动车。
中国的15岁到18岁少年当中，约有40%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没有上到高中，而是上了中等职业学校。近十五年，“中职”入学人数总计超过一个亿。然而，热门讨论总围绕着 985、211、留学、“鸡娃”、“内卷”等关键词，似乎上高中、上大学就是人生正道，很少有人谈论早早脱离这条轨迹的“中职”学生。这个庞大的群体成为了“消失”的一群，在生活中、在媒体上，他们的身影很少被看到、声音很少被听到。
不少人可能跟本篇作者一样，过往想象中职生活近似于人们口中的“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很社会”，也有脱离“应试教育”的自由、青春与浪漫。不过，通过跟几位“中职”学生的深度访谈，作者发现他们当中有人确实爱逃课，但从来不喝酒、不打架，也有人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
入学零门槛、放学不留作业，中职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地方。有受访学生形容，班上同学“就跟等死一样，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然而，他们毕业后依然需要面对竞争。进厂、送快递、卖奶茶？他们的路该怎么走下去？
在过去和未来，寻找一位消失的老师
出品：谷雨实验室
梁卫星
跟记者谈到梁卫星时，82岁的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先生慨叹：“那天你说想了解梁卫星，我大吃一惊。我以为他已经被遗忘了。”
如今的互联网，知道梁卫星的人确实寥寥无几，但十多年前可不是这样。彼时，他不仅是新兴作家，更被称为民间思想者群落中的一员。他最早在天涯论坛上饱有名气，还是关天茶舍的版主，那是早期天涯非常著名的杂评版块。在当年跟钱理群的书信来往中，梁卫星获钱教授赞誉为思想最深刻的中学教师，是钱教授“所期待、所呼唤的语文老师、中学老师、民间思想者、中国的知识分子”。
然而，当下距离梁卫星最后一次走上教学讲台已有五年，距离他出版唯一一本小说《成人之美兮》也有十年。他不再写小说，远离了网络；他有博客但不再更新，有微博但注销了，仿佛是时代的发展与他格格不入。如今在天涯上，还能看到一篇他人的评论《怀念在关天“自杀”的梁卫星兄》——所谓“自杀”，也是他销声匿迹的意思。离经叛道的梁卫星，是如何远离了互联网络、如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呢？
一个网红的入场与退场
出品： 冰点周刊
周玲在一家物流园卸货。
本篇采访进行到第18天时，采访对象周玲（化名）宣布“退网”，两天后删掉了短视频平台上的所有作品，后来更对记者断绝了联系。关于这一位网红的入场与退场，记者采访到的故事不止有两个版本。
周玲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的大山里，身高1.5米出头，却驾驶着16.5米长的半挂货车，又美又飒。2019年的“双十一”，电商公司选中周玲参与传播策划，由她代表物流这个维度中“生动、感人、真实的双十一故事”，微纪录片在微博上录得612万播放量，让周玲走红于网络。
在纪录片镜头前、网络直播间，甚至在记者面前，周玲叙述自己的经历，包括16岁时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卖给另一户人家做媳妇、在第一段婚姻里遭遇家暴、跟后来遇到的第二任丈夫程兴一起开货车，却因为养育孩子的问题而闹矛盾。
然而，这只是周玲的描述。通过接触周玲父亲、亲戚、程兴等人，记者得到了故事的不同版本，对周玲的感情也因此从初见时的“特别喜欢”，变得复杂而难以表达。记者如何还原“真实”？周玲真的要从网络退场、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了吗？
车祸：当一个顺丰同城骑手撞了一个送美团外卖的顺丰分拣员
出品：先生制造
河北廊坊，王保军家里。
2019年11月24日下午一时左右，在北京首都机场西侧、苏活小区西一门口前的机场东路，顺丰同城骑手刘红超骑着白色的豪爵铃木摩托车以六十码的速度下坡。他正打算去机场二号航站楼接两个单子，软件显示时间限制是二十分钟，他不想超时，所以有点着急。
同一时间，顺丰北京华北航空枢纽中转场的分拣员王保军正在机场东路上的一个红灯前等待。他骑着一辆普通的电瓶车，车上搁着一个黄色的“美团外卖”箱子。刘红超可能因为被路旁树木遮挡了视线，可能因为连续几个小时的驾驶让人疲惫，也可能因为速度确实太快，当时在他眼中，王保军只是一个模糊的黄色影子。
两人相撞，刘红超只有轻微擦伤，而没戴头盔的王保军当场陷入昏迷，后来更在医院动了开颅手术。这一场交通事故，因为涉及顺丰同城骑手和送美团外卖的顺丰分拣员，后续漫长的赔偿纠纷和法律诉讼，再一次揭示了骑手、快递公司、注册平台之间的关系，或者更正确地说，揭示了公司不想跟骑手有任何关系，以回避雇主责任保险、法律援助等责任。
一个父亲的选择：铤而走险自制药，还是等着孩子死去
出品：八点健闻
组氨酸铜制备完成，徐伟将残留的液体倒入培养皿做无菌检验。摄：陈鑫
每天晚上11点入睡前，铜离子最容易穿透血脑屏障。这个时候，两岁多的灏洋会被外婆抱在腿上，再由妈妈替他注射小瓶装的组氨酸铜。这样的情景，自去年9月以来已经重复了三百多次，而且这都是在私下进行的。这些小瓶蓝色液体都是由灏洋的爸爸徐伟自学、自测、自制的。
灏洋是遗传性铜缺乏疾病 Menkes 综合症患儿，也是云南首例 Menkes 综合症患儿。北京大学医学遗传学系副主任黄昱告诉八点健闻，该症几乎是他接触过的罕见病中人数最少的，一度认为全国只有个位数。
对于灏洋来说，组氨酸铜只能缓解症状。由于新冠疫情截断了境外就医拿药的渠道，组氨酸铜也成为了延长灏洋生命的唯一希望。若非如此，徐伟也许不会逼自己走上危险重重的自制药之路。
早在灏洋于北京求诊住院期间，徐伟在医院外的小旅馆投宿。研究了能够找到的所有资料后，徐伟认定这件事只能靠自己：“如果仅仅指望医生医院或者靠国家来关注重视到这个疾病，对于我孩子来说基本没有希望，第一，患病人数太少，没有药企愿意做；第二，时间周期太长，很多罕见病孩子根本没时间等。”在与这种全球都没有特效药的罕见病的斗争中，冒险才刚刚开始。
脸被偷走之后：无法可管的数位性暴力
出品：镜周刊
图：《镜周刊》
台湾有犯罪团伙开设 Telegram 群组，向数以千计的付费会员出售使用 Deepfake 软件制作的“换脸”不雅视频，被“偷脸”的大量受害者包括网红、政客，甚至官员。警方追查之下，发现嫌疑幕后主脑竟然是拥有百万订阅的知名 YouTuber “小玉”，消息轰动当地社会舆论。
“我要怎么证明那不是我？我走在路上、搭捷运，可能有一些陌生人，他看我或交头接耳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不是他们看过那个影片？觉得我是那样的女生？觉得我是很糟糕的人？”球球是被“偷脸”的受害者之一。作为 YouTuber，她去年遭遇过网络死亡威胁，然后是“换脸事件”。报案时，警方告诉她犯罪发生在网络，“很难查，别抱持希望”。直到“小玉”被捕，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现行法律足以制裁这一类新兴网络科技犯罪吗？
台湾《镜周刊》耗时半年，追踪这些不雅视频的社交及贩售平台，采访被“偷脸”的众多受害人，也咨询了传播、科技、网络安全、法律等多个领域的专家，详细探讨了数字性暴力、二次伤害、相关执法和司法漏洞等问题。
起底跨境电商Shein：3000亿估值“黑马”虚与实
出品：清流工作室
Shein 的广州公司。
广州企业 Shein（希音）原本是一家籍籍无名的跨境快时尚服装电商，近期突然频繁见诸中国内外媒体，更被形容为“中国版 ZARA”、“中国最神秘百亿美元公司”，乃至“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超越亚马逊”。然而，这些报道的措辞和文风出奇雷同，都提到 Shein 的“低调”、“神秘”，以及它近年爆发式增长的辉煌业绩。
网易深度报道团队清流工作室发现，中国内外媒体对 Shein 的估值和年收入有差距颇大的不同报道。就在今年6月，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指 Shein 估值高达300亿美元，年收入达到100亿美元。然而，清流工作室查询到两家 Shein 关联公司的营利情况，与传闻中的数据却极为悬殊。
清流工作室通过深度调查，注意到 Shein 自2014年融资前夕起，开始密集地对外并购、成立一批与自身业务相近甚至雷同的“竞品”。2015年到2018年间，Shein 成立了至少七个业务雷同的跨境电商女装品牌。另外，Shein 前期的一些“豪华股东”，如今也不知所踪。这家企业背后，到底是神话、还是泡沫？
“生死狂奔”：甘肃超级马拉松致21名选手死亡始末
出品：华尔街日报
2020年8月14日中国甘肃省白银市，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山路鸟瞰图。图：VCG via Getty Images
今年5月的一个下午，大风和冻雨席卷在中国西北部举行的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部分赛段，让参赛者措手不及。一些选手因为困惑和惊恐而掉头撤退，一些选手正在向山上的下一个打卡点出发，其余一些选手决定在原地等待救援。接下来的时间里，这条96公里的山路成为了现代体育史上最致命的赛道之一。
来自蒙古的冷锋突至，气温骤降到摄氏零下五度；阵风夹杂着冰雹，足以撕裂选手们的铝箔保温毯。从起跑线出发的172名参赛选手当中，最终有21人死亡。
几个月来，这场悲剧的伤亡规模让世界各地的跑圈人士倍感困惑。《华尔街日报》记者通过查阅官方调查结果、卫星数据，以及采访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还原了这场赛事组织有多么糟糕——即便明显存在危险时，赛事负责人在行动或沟通上也十分迟缓；即便在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选手们纷纷求救时，组织者也没有正式叫停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