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发于《中国记者》的微信公众号（zhongguojizhe2021），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
做调查性深度报道是中青报冰点周刊的日常，可一年下来亩产不算高，成为千万级阅读量的“超级稻”也不多。说到底，调查性深度报道是有相当门槛的。
调查性深度报道硬、阔，需要一个人知识结构、性格、认知、人生阅历、调查事实内核能力等的综合素质，是析出溶质后的结晶物。它需要呈现复杂、准确和逻辑。
调查性深度报道投入的人力物力多，时间成本高，是当下的奢侈品。调查性深度报道也是最容易“炸”、最容易破圈的新闻样态，有的记者“一战成名”。但我们又总说，记者的名字永远在作品后面，不要抱着功利的想法写稿。
一、寻找调查性深度报道切口如同开罐头最初的那一丝缝隙
重大的突发事件，不在这次讨论范围内，因为采编同行几乎不会有判断差异，大家都会扑，当然，同题竞争也有高下。这里我想讨论的是，现象观察类的调查性深度报道怎么做。
我们经常有点儿“野心”，希望读者从稿子里读懂中国。但我们又很清楚，读故事是读者期待的，就像肯尼斯·伯克说的：“故事是人生必需的设备。”宏大要藏在具体入微里。所以，寻找深度报道的角度，找切口、怎样启开罐头的那一丝缝隙很重要。
比如冰点周刊的《深圳正在告别断指》这个报道，不仅不是热新闻，甚至是冷的、慢的，用了十多年缓慢长成的新闻。美国《时代周刊》曾将中国工人群体作为封面人物，意喻世界工厂的手。然而，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手外科医生清楚，那些被视为力量象征的手掌在机器下面到底有多么脆弱。2005年，珠三角地区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4万根。一个外科大夫在10年间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引起外国同行的惊叹。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出这样“丰富”的病例。但随着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珠三角的中低端产业向中西部、东南亚转移，珠三角正在告别断指。一个医院先后更名三次，从“手外科”到“创伤外科”，再到“外科”。只有地图还记得，它曾是“手外科医院”。
记者调研对象有外科大夫、工伤工人、专家等，中间密密穿插着宏观的经济数据、工伤降低数据等，这样文章有两条暗线：经济这个无形的大手、机器倾轧的一根根血肉模糊的断指。文章的主题当然是向上的，中国正在改变，经济在转型，劳动者被尊重。
用断指呈现20年中国经济的变迁是我们找到理解中国的一个切口。事后证明，我们在别的主题采访中，也会时不时遇到“断指”，“断指”成了隐喻。记者采写《当网红，打工是不可能的》时，看到这样的资料，在直播中，一个网红做出三根指头冲天的手势，问网友，“这是什么意思？”屏幕上弹出一条条“摇滚”“耍酷”等回答。这个网红不断摇头。他说，其实在厂里待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想表达的是手指被机器压断了。就他的观察，在以前的工厂，断指是比较普遍的，他的身边有朋友缺了好几根指头。
两次前后相差好些年、不相干的采访，却让断指的“痛”还在延展。时间证明这个选题是立得住的。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我们写《没有高铁的“高铁村”》，一个距最近的火车站也有100多公里的西部偏远乡村，有70%的劳动力劳作在像毛细血管般的铁路线上，他们把中国的铁路一寸寸延长。一趟列车通过隧道只要两分钟，可村民要在这里工作整整3年。靠“吃铁路”一点点变富的这个集镇，也从最初的“一”字形的街道逐渐扩展为“之”字形，直到现在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方形。高铁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标志，在这个大背景里写一群修铁路致富的村民，是我们给当下中国的一种解读。这里面看起来都在写一张张面孔，可我们更想让读者读懂，我们为什么记录这些面孔。这些面孔与中国GDP有关，又似乎不太相关。很多时候，深度报道不呈现标准答案，它让你思考。
1998年，几个年轻人在刚开通的铁路边合影。（《没有高铁的高铁村》，受访者供图）
我们一直想写年轻人创业的事，中关村创业大街就是这样野心勃勃的街道，在它周围，滴滴曾度过最初的艰难时刻，知乎在800米外诞生；它见过百度如何风光上市，也目睹退小黄车押金的队伍有多长。创业最红火时，里面的一台桌子能注册4家企业。
可几年下来，这条街怎样了？我们发现那个修家谱的、曾被认为和这条街的互联网气质格格不入、被驱赶的手工传统产业，走了，又回来了，它成了这条街最“长寿”的钉子户，而高谈阔论表示“修什么家谱，我们要创造家谱”的一些创业者离场。
我们想写一个主题：这条街的临时和永恒。浮躁地追风、来来往往求快钱的发财梦是临时的，只有内心有引力不畏失败的创业者精神才是永恒。这个新时代穿旧衫的修家谱老板就像风雨里的锚，尽管他的企业也飘摇不定。说到底，稿子希望探讨企业家精神。这是一个百年话题。
有的选题，它像一层层涂抹的油画，有底色的，不能只看到最外面的形，我们最在乎的是最远最深的那层底。
冰点有位前辈说：所有的写作都是写背景。这句话也正好回答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写这篇稿子。
我们经常开玩笑：让你笔下的人成为有背景的人。
他再小也有来头。所以说，往小了写，是切口小、写个体，往大了写，是写时代背景、写社会属性。看起来，我们总是在找一个个的点，写一个个的人，其实，我们在写大时代、大中国。
巴尔扎克说：艺术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这句话用在优质的深度报道上，也合适。
二、把情绪放在事实下面，复调采写增强报道广度
首先是写出复杂感，人物在光谱里呈现。
比如《不能呼吸的村庄》，这个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一个女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
医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两种职业。打点滴的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木工作坊里的电锯声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声响，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们的寿材也需要木匠4年才能做完。
一个尘肺病人的妻子站在家门口。（《不能呼吸的村庄》）
这是五官打开式调研，记者看到了丛林般吊瓶的诊所，听到打造寿材的电锯声，他甚至观察一个不敢感冒的尘肺病人怎样“追太阳生活”，他的凳子跟着太阳行走的弧度一点点挪动。他观察离不开制氧机的人，他们的生活半径，只是一条几米长的橡胶管。因为发热，制氧机每隔几十分钟都要暂停工作5分钟，这时他们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烧开的热水壶上，用水蒸气代替氧气，因为“热气能把喉咙里的痰化开。”
记者白描了很多场面。但记者不局限在写尘肺病人的状态，还写了他们复杂的心理。就算生命垂危，人也有攀比和抱怨：有人病情没有自己严重，却从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人在山下买了房子，但还享受低保；有人给他们送了制氧机，就我没有……
这样的真实感、人性的幽微，丝毫没有削弱文章人道立场的力道。稿子出来后，我们接到了很多好心人和机构的电话，很快这个村所有尘肺病家庭都得到了制氧机。
我们常常低估读者对真实的接受度。复杂的真实才是新闻的生命力。
面对复杂，我们尤其要写作克制，把熔浆样的情绪放在事实下面，别动不动就泪流满面。不煽情，慎用形容词，修辞多走一步就可能翻车。我们也少用套话，雷鸣般、雪片样，这样的表达毫无语言质感，写事实就好。
其次，海量的采访，复调写作能增强调查性深度报道的广度。
《你不知道的北京地铁》是一篇多个讲述者视角的稿子。这里呈现了城市向下的繁荣，有的地铁司机一天要喝11包咖啡，每天要重复960多次手势动作。一名巡道工每个月都会磨破5双棉袜，每年要检查12万个铁轨零件。早晚高峰时，车站广播员要把一句话重复1800多次。在1号线，正计时的数字每跳动1秒，就会有300多人上不了车。
平均每月都会有20多只鞋、70多个背包玩偶挂件掉落在客流最大的西二旗站台下面的道床上。一位老太太曾经这样形容乘客在西二旗下车的场面：“高峰时车门一打开，地铁就像‘哗’地吐了一样。”
早高峰时的西二旗地铁站。实习生 杨子怡/摄
每天零点后，北京的地铁隧道里都会有200多个工种、超过1000名工人在同时忙碌。
随便举例几段，就能看出信息的密度。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讲述者，不同的个人经历，但一个个的点，互相补充，集合式地构成地铁全景。
我们知道辐射状蜘蛛网，纵线无粘性，横线有，蜘蛛本身行动也会受到粘液影响，它们在网上移动时，会避免踩到带有粘液的横丝线。记者写稿时，就像蜘蛛织网，编织素材，但这些平行的讲述者，不具备天然的树状逻辑线，呈现更散。这时候就需要记者有强结构线，把握住来去自如的蛛网纵线，司机、扳道工、保安、站长、乘客等横线再一点点编织到纵线上。
王天挺的《北京零点后》、盖·特力斯的《猎奇之旅》都是这种“信息密恐稿”，读这类稿子，就像进了一张网，掉进了人堆里。它不同于前面的那种强逻辑推进的深度报道，而是有信息的天罗地网之感，这种360度视角感是我理解的另一种报道深度。这类稿可能不承担表达复杂这个功能，但它自有魅力，也很奢侈。
我们这一行是靠受访者慈悲，赐予讲述过活的。但我们经常遇到，我们让采访对象开了口，讲了很多真话，那不利他的真话，要不要呈现，呈现到什么度？
这确实是经常困扰我们的良心难题。劳伦斯·赖特以长达5年的研究与数百次采访为基础，还原了导致美国911一系列事件的《巨塔杀机》，他有一段话：最有价值的谈话都是在记者与消息来源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信任之后。这种关系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信任与友谊往往相伴而来。消息是极具诱惑力的，记者则想要知道消息；而他知道得越多，对消息来源也就越感兴趣。在人类的天性中，被人理解这种渴望的强大力量罕有其匹；如果没有它，新闻业就不会存在。然而，因分享秘密和吐露深切情感而生的亲近之意，会让人相应地产生一种友好的保护欲，而记者不是总能提供这种保护。在采访时我会把录音机放在显眼的地方，以此来提醒自己和采访对象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最终的读者。
在调查性深度报道中，要尊重复杂感，遵循受访人第一原则。前面提到的《当网红，打工是不可能的》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记者在广西天天和这群网红泡在一起，下河摸鱼，半夜撸串，采访在生活中无痕进行，拿到了很多料。等到记者最后要走时，一个人还说：“啊，你要走了，采访不是还没开始吗？”后来，我们也反思，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式采访，会不会影响文章的客观性。记者也采访到了他们很多不堪的一面，但最后过滤掉了这些，更多呈现了他们阳光的一面。她的解释是，她理解这群人，一点儿都不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比人家高级、优越，他们拍视频显示出的想象力比我们强多了。
广西的网红塘红乡F8合影。（《三炮们不想打工了》，受访者供图）
面对素材，在容易网暴的今天，多留些余地，话说七分，保护采访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重大公共利益面前，满足读者需求是第一原则。
所以，真相是相对的，新闻事实的规范是绝对的。
三、海量调研，让你的脚带你抵达问题最深处
一个记者接到一个调查性选题，他是怎样一步步推进，从可能是假问题，到证实是真问题，怎样在黑暗的采访隧道里，多一铲子，实现由零到万，最后抵达稿子越来越开阔。
我们剖析一个完整案例。
一位新记者接到了线索：一些小女孩跳舞下腰时可能伤害脊髓，造成了终身残疾。
这不是独家线索，媒体已经有报道，但多局限于个体故事，而且写得很惨。记者早就想好了，我不要只写惨，我对轮椅上的孩子不忍心问任何问题，我开不了口。
她想判断这个题值不值得做。她进了一个400多人的家长微信群，这里的孩子都遇到了损害脊髓的问题，很多人都残疾了。她找到了一个家长聊，又找了第二个。故事都很惨。
找到第三个家长，这个家长不确定是跳舞的原因，还是先天存在问题。进入那个微信群后，这位家长发现，时不时有相似经历的家长加入，并且受伤的都是女孩。2020年，国内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上半年，他观察到，群里几乎没有新增成员。线下培训当时都暂停了，直到5月才陆续复课。他意识到，如果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无论有没有疫情、有没有停课，都会有新的病例出现。
2020年6月，这位家长在群里发起了一项数据统计，邀请舞蹈导致脊髓损伤儿童的家长填写各自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年龄。146位家长填写了信息。大多数孩子受伤的时候，只有5岁。
信息反馈到记者这里，她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不简单。但她又担心民间搞这样的调查，可能路子“太野”，不够权威。其实，从接手这个题，她就下载了几百篇脊髓损害的相关论文，文档铺了电脑一整个桌面。她一边看论文，一边采访。
记者发现《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规定，在适合9-11岁孩子的第六级动作中，才出现下腰动作。但是，在下腰导致脊髓损伤的大量病例中，受伤者集中于4-8岁的儿童。
记者还发现，两年前，曾任北京舞蹈学院院长的吕艺生写了一封“给全国舞蹈教师”的公开信。他以近年出现的儿童下腰致残的案例提醒同行，“跳舞不等于练功”。他指出，无论中外，舞蹈专业招生，专业训练一般都设在12岁以后。因为此时儿童骨骼、肌肉、关节与神经系统基本成熟。他呼吁社会重视这一问题，“我们要对未来中华民族的公民负责”。
其实早在2010年，就有3位医学研究者第一次将舞蹈练习列为儿童脊髓损伤的主要成因之一。他们警告说，这些损伤将对患儿未来“造成灾难性损害”。
显然，社会一直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问题。孩子们的悲剧像在复印机里复印一样，下腰致残的数据一直在增长。
记者一连采访了4家医院，一路绿灯，采访的每个医生都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表示，见过因为跳舞导致瘫痪的孩子，“十个有八个是因为下腰”。
记者采访北京博爱医院，这里12位医生联名发表论文，向外界发出警示。他们收集了2015年至2019年医院收治的221位儿童脊髓损伤的数据。
记者还采访了浙江一家医院的医生。这个医生非常认真，甚至录视频给记者解释一些专业医学问题。
快要截稿了，记者到北京儿童医院采访，两位医生甚至推掉了门诊，接受了记者采访，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让公众知道。医生说院内10名被诊断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患儿，7个有下腰的经历。
146份问卷，4家大医院的采访，似乎论据非常充分了。记者采访中还发现，很多家庭都在打官司。记者到裁判文书网，用舞蹈、脊髓损害等关键词搜索判决书，一搜吓一跳，居然很多案例，她下载了两个文件夹。这些官司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有的采访指向：这是个真问题，硬问题。最后记者发稿《孩子们在冒着风险下腰》，有读者留言：这篇稿子太重要了！
这是一个完整链条的调查稿，而且出自新人之手，这说明调查报道不一定非得“资深”记者才能完成。从零出发，对选题不预设，一步步往前走，采访越多越深，稿子的逻辑梯子就越高，抵达的地方越开阔。我理解，调查性深度报道的最后一个句号，有时候是采编认知的最远处，有时候是你的脚带你抵达的最远处。
作者从玉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负责人，副主编。获“中国新闻奖”，获“全国五四新闻奖”，其代表作有《湍流卷不走的先生》、《最倒霉的家庭》、《生命最后的尊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