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周刊》是如何做深度調查報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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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發於《中國記者》的微信公眾號(zhongguojizhe2021),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轉載

做調查性深度報道是中青報冰點周刊的日常,可一年下來畝產不算高,成為千萬級閱讀量的“超級稻”也不多。說到底,調查性深度報道是有相當門檻的。

調查性深度報道硬、闊,需要一個人知識結構、性格、認知、人生閱歷、調查事實內核能力等的綜合素質,是析出溶質後的結晶物。它需要呈現複雜、準確和邏輯。

調查性深度報道投入的人力物力多,時間成本高,是當下的奢侈品。調查性深度報道也是最容易“炸”、最容易破圈的新聞樣態,有的記者“一戰成名”。但我們又總說,記者的名字永遠在作品後面,不要抱着功利的想法寫稿。

一、尋找調查性深度報道切口如同開罐頭最初的那一絲縫隙

重大的突發事件,不在這次討論範圍內,因為采編同行幾乎不會有判斷差異,大家都會撲,當然,同題競爭也有高下。這裡我想討論的是,現象觀察類的調查性深度報道怎麼做。

我們經常有點兒“野心”,希望讀者從稿子里讀懂中國。但我們又很清楚,讀故事是讀者期待的,就像肯尼斯·伯克說的:“故事是人生必需的設備。”宏大要藏在具體入微里。所以,尋找深度報道的角度,找切口、怎樣啟開罐頭的那一絲縫隙很重要。

比如冰點周刊的《深圳正在告別斷指》這個報道,不僅不是熱新聞,甚至是冷的、慢的,用了十多年緩慢長成的新聞。美國《時代周刊》曾將中國工人群體作為封面人物,意喻世界工廠的手。然而,只有珠三角地區的手外科醫生清楚,那些被視為力量象徵的手掌在機器下面到底有多麼脆弱。2005年,珠三角地區被機器切斷的手指超過4萬根。一個外科大夫在10年間做過大約4000例斷指再植,引起外國同行的驚嘆。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出這樣“豐富”的病例。但隨着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珠三角的中低端產業向中西部、東南亞轉移,珠三角正在告別斷指。一個醫院先後更名三次,從“手外科”到“創傷外科”,再到“外科”。只有地圖還記得,它曾是“手外科醫院”。

記者調研對象有外科大夫、工傷工人、專家等,中間密密穿插着宏觀的經濟數據、工傷降低數據等,這樣文章有兩條暗線:經濟這個無形的大手、機器傾軋的一根根血肉模糊的斷指。文章的主題當然是向上的,中國正在改變,經濟在轉型,勞動者被尊重。

用斷指呈現20年中國經濟的變遷是我們找到理解中國的一個切口。事後證明,我們在別的主題採訪中,也會時不時遇到“斷指”,“斷指”成了隱喻。記者采寫《當網紅,打工是不可能的》時,看到這樣的資料,在直播中,一個網紅做出三根指頭衝天的手勢,問網友,“這是什麼意思?”屏幕上彈出一條條“搖滾”“耍酷”等回答。這個網紅不斷搖頭。他說,其實在廠里待過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來,我想表達的是手指被機器壓斷了。就他的觀察,在以前的工廠,斷指是比較普遍的,他的身邊有朋友缺了好幾根指頭。

兩次前後相差好些年、不相干的採訪,卻讓斷指的“痛”還在延展。時間證明這個選題是立得住的。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我們寫《沒有高鐵的“高鐵村”》,一個距最近的火車站也有100多公里的西部偏遠鄉村,有70%的勞動力勞作在像毛細血管般的鐵路線上,他們把中國的鐵路一寸寸延長。一趟列車通過隧道只要兩分鐘,可村民要在這裡工作整整3年。靠“吃鐵路”一點點變富的這個集鎮,也從最初的“一”字形的街道逐漸擴展為“之”字形,直到現在連成了一個完整的方形。高鐵是中國高速發展的標誌,在這個大背景里寫一群修鐵路致富的村民,是我們給當下中國的一種解讀。這裡面看起來都在寫一張張面孔,可我們更想讓讀者讀懂,我們為什麼記錄這些面孔。這些面孔與中國GDP有關,又似乎不太相關。很多時候,深度報道不呈現標準答案,它讓你思考。

1998年,幾個年輕人在剛開通的鐵路邊合影。(《沒有高鐵的高鐵村》,受訪者供圖)

我們一直想寫年輕人創業的事,中關村創業大街就是這樣野心勃勃的街道,在它周圍,滴滴曾度過最初的艱難時刻,知乎在800米外誕生;它見過百度如何風光上市,也目睹退小黃車押金的隊伍有多長。創業最紅火時,裡面的一台桌子能註冊4家企業。

可幾年下來,這條街怎樣了?我們發現那個修家譜的、曾被認為和這條街的互聯網氣質格格不入、被驅趕的手工傳統產業,走了,又回來了,它成了這條街最“長壽”的釘子戶,而高談闊論表示“修什麼家譜,我們要創造家譜”的一些創業者離場。

我們想寫一個主題:這條街的臨時和永恆。浮躁地追風、來來往往求快錢的發財夢是臨時的,只有內心有引力不畏失敗的創業者精神才是永恆。這個新時代穿舊衫的修家譜老闆就像風雨里的錨,儘管他的企業也飄搖不定。說到底,稿子希望探討企業家精神。這是一個百年話題。

有的選題,它像一層層塗抹的油畫,有底色的,不能只看到最外面的形,我們最在乎的是最遠最深的那層底。

冰點有位前輩說:所有的寫作都是寫背景。這句話也正好回答了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寫這篇稿子。

我們經常開玩笑:讓你筆下的人成為有背景的人。

他再小也有來頭。所以說,往小了寫,是切口小、寫個體,往大了寫,是寫時代背景、寫社會屬性。看起來,我們總是在找一個個的點,寫一個個的人,其實,我們在寫大時代、大中國。

巴爾扎克說:藝術就是用最小的面積,驚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這句話用在優質的深度報道上,也合適。

二、把情緒放在事實下面,復調采寫增強報道廣度

首先是寫出複雜感,人物在光譜里呈現。

比如《不能呼吸的村莊》,這個不足500戶家庭的村子,有100多個成年男性患了塵肺病。一個女人先後嫁了三任丈夫,前兩任都因塵肺病去世,而現任丈夫也剛剛被確診為塵肺病。只有5個人的村委會,其中3個都是塵肺病人。

醫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兩種職業。打點滴的塵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聲壓過小孩的哭鬧聲,成為診室一整天的背景音。木工作坊里的電鋸聲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聲響,100多個成年男性患了塵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們的壽材也需要木匠4年才能做完。

一個塵肺病人的妻子站在家門口。(《不能呼吸的村莊》)

這是五官打開式調研,記者看到了叢林般吊瓶的診所,聽到打造壽材的電鋸聲,他甚至觀察一個不敢感冒的塵肺病人怎樣“追太陽生活”,他的凳子跟着太陽行走的弧度一點點挪動。他觀察離不開制氧機的人,他們的生活半徑,只是一條幾米長的橡膠管。因為發熱,制氧機每隔幾十分鐘都要暫停工作5分鐘,這時他們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燒開的熱水壺上,用水蒸氣代替氧氣,因為“熱氣能把喉嚨里的痰化開。”

記者白描了很多場面。但記者不局限在寫塵肺病人的狀態,還寫了他們複雜的心理。就算生命垂危,人也有攀比和抱怨:有人病情沒有自己嚴重,卻從志願者那裡多得到一桶油;有人在山下買了房子,但還享受低保;有人給他們送了制氧機,就我沒有……

這樣的真實感、人性的幽微,絲毫沒有削弱文章人道立場的力道。稿子出來後,我們接到了很多好心人和機構的電話,很快這個村所有塵肺病家庭都得到了制氧機。

我們常常低估讀者對真實的接受度。複雜的真實才是新聞的生命力。

面對複雜,我們尤其要寫作克制,把熔漿樣的情緒放在事實下面,別動不動就淚流滿面。不煽情,慎用形容詞,修辭多走一步就可能翻車。我們也少用套話,雷鳴般、雪片樣,這樣的表達毫無語言質感,寫事實就好。

其次,海量的採訪,復調寫作能增強調查性深度報道的廣度。

《你不知道的北京地鐵》是一篇多個講述者視角的稿子。這裡呈現了城市向下的繁榮,有的地鐵司機一天要喝11包咖啡,每天要重複960多次手勢動作。一名巡道工每個月都會磨破5雙棉襪,每年要檢查12萬個鐵軌零件。早晚高峰時,車站廣播員要把一句話重複1800多次。在1號線,正計時的數字每跳動1秒,就會有300多人上不了車。

平均每月都會有20多隻鞋、70多個背包玩偶掛件掉落在客流最大的西二旗站台下面的道床上。一位老太太曾經這樣形容乘客在西二旗下車的場面:“高峰時車門一打開,地鐵就像‘嘩’地吐了一樣。”

早高峰時的西二旗地鐵站。實習生 楊子怡/攝

每天零點後,北京的地鐵隧道里都會有200多個工種、超過1000名工人在同時忙碌。

隨便舉例幾段,就能看出信息的密度。他們來自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講述者,不同的個人經歷,但一個個的點,互相補充,集合式地構成地鐵全景。

我們知道輻射狀蜘蛛網,縱線無粘性,橫線有,蜘蛛本身行動也會受到粘液影響,它們在網上移動時,會避免踩到帶有粘液的橫絲線。記者寫稿時,就像蜘蛛織網,編織素材,但這些平行的講述者,不具備天然的樹狀邏輯線,呈現更散。這時候就需要記者有強結構線,把握住來去自如的蛛網縱線,司機、扳道工、保安、站長、乘客等橫線再一點點編織到縱線上。

王天挺的《北京零點後》、蓋·特力斯的《獵奇之旅》都是這種“信息密恐稿”,讀這類稿子,就像進了一張網,掉進了人堆里。它不同於前面的那種強邏輯推進的深度報道,而是有信息的天羅地網之感,這種360度視角感是我理解的另一種報道深度。這類稿可能不承擔表達複雜這個功能,但它自有魅力,也很奢侈。

我們這一行是靠受訪者慈悲,賜予講述過活的。但我們經常遇到,我們讓採訪對象開了口,講了很多真話,那不利他的真話,要不要呈現,呈現到什麼度?

這確實是經常困擾我們的良心難題。勞倫斯·賴特以長達5年的研究與數百次採訪為基礎,還原了導致美國911一系列事件的《巨塔殺機》,他有一段話:最有價值的談話都是在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信任之後。這種關係存在着許多問題,因為信任與友誼往往相伴而來。消息是極具誘惑力的,記者則想要知道消息;而他知道得越多,對消息來源也就越感興趣。在人類的天性中,被人理解這種渴望的強大力量罕有其匹;如果沒有它,新聞業就不會存在。然而,因分享秘密和吐露深切情感而生的親近之意,會讓人相應地產生一種友好的保護欲,而記者不是總能提供這種保護。在採訪時我會把錄音機放在顯眼的地方,以此來提醒自己和採訪對象房間里還有第三個人——最終的讀者。

在調查性深度報道中,要尊重複雜感,遵循受訪人第一原則。前面提到的《當網紅,打工是不可能的》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記者在廣西天天和這群網紅泡在一起,下河摸魚,半夜擼串,採訪在生活中無痕進行,拿到了很多料。等到記者最後要走時,一個人還說:“啊,你要走了,採訪不是還沒開始嗎?”後來,我們也反思,這樣的沉浸式體驗式採訪,會不會影響文章的客觀性。記者也採訪到了他們很多不堪的一面,但最後過濾掉了這些,更多呈現了他們陽光的一面。她的解釋是,她理解這群人,一點兒都不覺得我們的生活方式比人家高級、優越,他們拍視頻顯示出的想象力比我們強多了。

廣西的網紅塘紅鄉F8合影。(《三炮們不想打工了》,受訪者供圖)

面對素材,在容易網暴的今天,多留些餘地,話說七分,保護採訪對象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在重大公共利益面前,滿足讀者需求是第一原則。

所以,真相是相對的,新聞事實的規範是絕對的。

三、海量調研,讓你的腳帶你抵達問題最深處

一個記者接到一個調查性選題,他是怎樣一步步推進,從可能是假問題,到證實是真問題,怎樣在黑暗的採訪隧道里,多一鏟子,實現由零到萬,最後抵達稿子越來越開闊。

我們剖析一個完整案例。

一位新記者接到了線索:一些小女孩跳舞下腰時可能傷害脊髓,造成了終身殘疾。

這不是獨家線索,媒體已經有報道,但多局限於個體故事,而且寫得很慘。記者早就想好了,我不要只寫慘,我對輪椅上的孩子不忍心問任何問題,我開不了口。

她想判斷這個題值不值得做。她進了一個400多人的家長微信群,這裡的孩子都遇到了損害脊髓的問題,很多人都殘疾了。她找到了一個家長聊,又找了第二個。故事都很慘。

找到第三個家長,這個家長不確定是跳舞的原因,還是先天存在問題。進入那個微信群後,這位家長發現,時不時有相似經歷的家長加入,並且受傷的都是女孩。2020年,國內暴發了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上半年,他觀察到,群里幾乎沒有新增成員。線下培訓當時都暫停了,直到5月才陸續複課。他意識到,如果是孩子自身的問題,無論有沒有疫情、有沒有停課,都會有新的病例出現。

2020年6月,這位家長在群里發起了一項數據統計,邀請舞蹈導致脊髓損傷兒童的家長填寫各自事故發生的時間和年齡。146位家長填寫了信息。大多數孩子受傷的時候,只有5歲。

信息反饋到記者這裡,她意識到這個問題可能不簡單。但她又擔心民間搞這樣的調查,可能路子“太野”,不夠權威。其實,從接手這個題,她就下載了幾百篇脊髓損害的相關論文,文檔鋪了電腦一整個桌面。她一邊看論文,一邊採訪。

記者發現《中國舞等級考試教材》規定,在適合9-11歲孩子的第六級動作中,才出現下腰動作。但是,在下腰導致脊髓損傷的大量病例中,受傷者集中於4-8歲的兒童。

記者還發現,兩年前,曾任北京舞蹈學院院長的呂藝生寫了一封“給全國舞蹈教師”的公開信。他以近年出現的兒童下腰致殘的案例提醒同行,“跳舞不等於練功”。他指出,無論中外,舞蹈專業招生,專業訓練一般都設在12歲以後。因為此時兒童骨骼、肌肉、關節與神經系統基本成熟。他呼籲社會重視這一問題,“我們要對未來中華民族的公民負責”。

其實早在2010年,就有3位醫學研究者第一次將舞蹈練習列為兒童脊髓損傷的主要成因之一。他們警告說,這些損傷將對患兒未來“造成災難性損害”。

顯然,社會一直沒有足夠重視這個問題。孩子們的悲劇像在複印機里複印一樣,下腰致殘的數據一直在增長。

記者一連採訪了4家醫院,一路綠燈,採訪的每個醫生都表示這個問題很重要。北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醫生表示,見過因為跳舞導致癱瘓的孩子,“十個有八個是因為下腰”。

記者採訪北京博愛醫院,這裡12位醫生聯名發表論文,向外界發出警示。他們收集了2015年至2019年醫院收治的221位兒童脊髓損傷的數據。

記者還採訪了浙江一家醫院的醫生。這個醫生非常認真,甚至錄視頻給記者解釋一些專業醫學問題。

快要截稿了,記者到北京兒童醫院採訪,兩位醫生甚至推掉了門診,接受了記者採訪,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讓公眾知道。醫生說院內10名被診斷為無骨折脫位型脊髓損傷的患兒,7個有下腰的經歷。

146份問卷,4家大醫院的採訪,似乎論據非常充分了。記者採訪中還發現,很多家庭都在打官司。記者到裁判文書網,用舞蹈、脊髓損害等關鍵詞搜索判決書,一搜嚇一跳,居然很多案例,她下載了兩個文件夾。這些官司也進一步證實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有的採訪指向:這是個真問題,硬問題。最後記者發稿《孩子們在冒着風險下腰》,有讀者留言:這篇稿子太重要了!

這是一個完整鏈條的調查稿,而且出自新人之手,這說明調查報道不一定非得“資深”記者才能完成。從零出發,對選題不預設,一步步往前走,採訪越多越深,稿子的邏輯梯子就越高,抵達的地方越開闊。我理解,調查性深度報道的最後一個句號,有時候是采編認知的最遠處,有時候是你的腳帶你抵達的最遠處。


作者從玉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負責人,副主編。獲“中國新聞獎”,獲“全國五四新聞獎”,其代表作有《湍流卷不走的先生》、《最倒霉的家庭》、《生命最後的尊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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