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發於《中國記者》的微信公眾號（zhongguojizhe2021），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轉載
做調查性深度報道是中青報冰點周刊的日常，可一年下來畝產不算高，成為千萬級閱讀量的“超級稻”也不多。說到底，調查性深度報道是有相當門檻的。
調查性深度報道硬、闊，需要一個人知識結構、性格、認知、人生閱歷、調查事實內核能力等的綜合素質，是析出溶質後的結晶物。它需要呈現複雜、準確和邏輯。
調查性深度報道投入的人力物力多，時間成本高，是當下的奢侈品。調查性深度報道也是最容易“炸”、最容易破圈的新聞樣態，有的記者“一戰成名”。但我們又總說，記者的名字永遠在作品後面，不要抱着功利的想法寫稿。
一、尋找調查性深度報道切口如同開罐頭最初的那一絲縫隙
重大的突發事件，不在這次討論範圍內，因為采編同行幾乎不會有判斷差異，大家都會撲，當然，同題競爭也有高下。這裡我想討論的是，現象觀察類的調查性深度報道怎麼做。
我們經常有點兒“野心”，希望讀者從稿子里讀懂中國。但我們又很清楚，讀故事是讀者期待的，就像肯尼斯·伯克說的：“故事是人生必需的設備。”宏大要藏在具體入微里。所以，尋找深度報道的角度，找切口、怎樣啟開罐頭的那一絲縫隙很重要。
比如冰點周刊的《深圳正在告別斷指》這個報道，不僅不是熱新聞，甚至是冷的、慢的，用了十多年緩慢長成的新聞。美國《時代周刊》曾將中國工人群體作為封面人物，意喻世界工廠的手。然而，只有珠三角地區的手外科醫生清楚，那些被視為力量象徵的手掌在機器下面到底有多麼脆弱。2005年，珠三角地區被機器切斷的手指超過4萬根。一個外科大夫在10年間做過大約4000例斷指再植，引起外國同行的驚嘆。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出這樣“豐富”的病例。但隨着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珠三角的中低端產業向中西部、東南亞轉移，珠三角正在告別斷指。一個醫院先後更名三次，從“手外科”到“創傷外科”，再到“外科”。只有地圖還記得，它曾是“手外科醫院”。
記者調研對象有外科大夫、工傷工人、專家等，中間密密穿插着宏觀的經濟數據、工傷降低數據等，這樣文章有兩條暗線：經濟這個無形的大手、機器傾軋的一根根血肉模糊的斷指。文章的主題當然是向上的，中國正在改變，經濟在轉型，勞動者被尊重。
用斷指呈現20年中國經濟的變遷是我們找到理解中國的一個切口。事後證明，我們在別的主題採訪中，也會時不時遇到“斷指”，“斷指”成了隱喻。記者采寫《當網紅，打工是不可能的》時，看到這樣的資料，在直播中，一個網紅做出三根指頭衝天的手勢，問網友，“這是什麼意思？”屏幕上彈出一條條“搖滾”“耍酷”等回答。這個網紅不斷搖頭。他說，其實在廠里待過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來，我想表達的是手指被機器壓斷了。就他的觀察，在以前的工廠，斷指是比較普遍的，他的身邊有朋友缺了好幾根指頭。
兩次前後相差好些年、不相干的採訪，卻讓斷指的“痛”還在延展。時間證明這個選題是立得住的。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我們寫《沒有高鐵的“高鐵村”》，一個距最近的火車站也有100多公里的西部偏遠鄉村，有70%的勞動力勞作在像毛細血管般的鐵路線上，他們把中國的鐵路一寸寸延長。一趟列車通過隧道只要兩分鐘，可村民要在這裡工作整整3年。靠“吃鐵路”一點點變富的這個集鎮，也從最初的“一”字形的街道逐漸擴展為“之”字形，直到現在連成了一個完整的方形。高鐵是中國高速發展的標誌，在這個大背景里寫一群修鐵路致富的村民，是我們給當下中國的一種解讀。這裡面看起來都在寫一張張面孔，可我們更想讓讀者讀懂，我們為什麼記錄這些面孔。這些面孔與中國GDP有關，又似乎不太相關。很多時候，深度報道不呈現標準答案，它讓你思考。
1998年，幾個年輕人在剛開通的鐵路邊合影。（《沒有高鐵的高鐵村》，受訪者供圖）
我們一直想寫年輕人創業的事，中關村創業大街就是這樣野心勃勃的街道，在它周圍，滴滴曾度過最初的艱難時刻，知乎在800米外誕生；它見過百度如何風光上市，也目睹退小黃車押金的隊伍有多長。創業最紅火時，裡面的一台桌子能註冊4家企業。
可幾年下來，這條街怎樣了？我們發現那個修家譜的、曾被認為和這條街的互聯網氣質格格不入、被驅趕的手工傳統產業，走了，又回來了，它成了這條街最“長壽”的釘子戶，而高談闊論表示“修什麼家譜，我們要創造家譜”的一些創業者離場。
我們想寫一個主題：這條街的臨時和永恆。浮躁地追風、來來往往求快錢的發財夢是臨時的，只有內心有引力不畏失敗的創業者精神才是永恆。這個新時代穿舊衫的修家譜老闆就像風雨里的錨，儘管他的企業也飄搖不定。說到底，稿子希望探討企業家精神。這是一個百年話題。
有的選題，它像一層層塗抹的油畫，有底色的，不能只看到最外面的形，我們最在乎的是最遠最深的那層底。
冰點有位前輩說：所有的寫作都是寫背景。這句話也正好回答了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寫這篇稿子。
我們經常開玩笑：讓你筆下的人成為有背景的人。
他再小也有來頭。所以說，往小了寫，是切口小、寫個體，往大了寫，是寫時代背景、寫社會屬性。看起來，我們總是在找一個個的點，寫一個個的人，其實，我們在寫大時代、大中國。
巴爾扎克說：藝術就是用最小的面積，驚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這句話用在優質的深度報道上，也合適。
二、把情緒放在事實下面，復調采寫增強報道廣度
首先是寫出複雜感，人物在光譜里呈現。
比如《不能呼吸的村莊》，這個不足500戶家庭的村子，有100多個成年男性患了塵肺病。一個女人先後嫁了三任丈夫，前兩任都因塵肺病去世，而現任丈夫也剛剛被確診為塵肺病。只有5個人的村委會，其中3個都是塵肺病人。
醫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兩種職業。打點滴的塵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聲壓過小孩的哭鬧聲，成為診室一整天的背景音。木工作坊里的電鋸聲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聲響，100多個成年男性患了塵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們的壽材也需要木匠4年才能做完。
一個塵肺病人的妻子站在家門口。（《不能呼吸的村莊》）
這是五官打開式調研，記者看到了叢林般吊瓶的診所，聽到打造壽材的電鋸聲，他甚至觀察一個不敢感冒的塵肺病人怎樣“追太陽生活”，他的凳子跟着太陽行走的弧度一點點挪動。他觀察離不開制氧機的人，他們的生活半徑，只是一條幾米長的橡膠管。因為發熱，制氧機每隔幾十分鐘都要暫停工作5分鐘，這時他們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燒開的熱水壺上，用水蒸氣代替氧氣，因為“熱氣能把喉嚨里的痰化開。”
記者白描了很多場面。但記者不局限在寫塵肺病人的狀態，還寫了他們複雜的心理。就算生命垂危，人也有攀比和抱怨：有人病情沒有自己嚴重，卻從志願者那裡多得到一桶油；有人在山下買了房子，但還享受低保；有人給他們送了制氧機，就我沒有……
這樣的真實感、人性的幽微，絲毫沒有削弱文章人道立場的力道。稿子出來後，我們接到了很多好心人和機構的電話，很快這個村所有塵肺病家庭都得到了制氧機。
我們常常低估讀者對真實的接受度。複雜的真實才是新聞的生命力。
面對複雜，我們尤其要寫作克制，把熔漿樣的情緒放在事實下面，別動不動就淚流滿面。不煽情，慎用形容詞，修辭多走一步就可能翻車。我們也少用套話，雷鳴般、雪片樣，這樣的表達毫無語言質感，寫事實就好。
其次，海量的採訪，復調寫作能增強調查性深度報道的廣度。
《你不知道的北京地鐵》是一篇多個講述者視角的稿子。這裡呈現了城市向下的繁榮，有的地鐵司機一天要喝11包咖啡，每天要重複960多次手勢動作。一名巡道工每個月都會磨破5雙棉襪，每年要檢查12萬個鐵軌零件。早晚高峰時，車站廣播員要把一句話重複1800多次。在1號線，正計時的數字每跳動1秒，就會有300多人上不了車。
平均每月都會有20多隻鞋、70多個背包玩偶掛件掉落在客流最大的西二旗站台下面的道床上。一位老太太曾經這樣形容乘客在西二旗下車的場面：“高峰時車門一打開，地鐵就像‘嘩’地吐了一樣。”
早高峰時的西二旗地鐵站。實習生 楊子怡/攝
每天零點後，北京的地鐵隧道里都會有200多個工種、超過1000名工人在同時忙碌。
隨便舉例幾段，就能看出信息的密度。他們來自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講述者，不同的個人經歷，但一個個的點，互相補充，集合式地構成地鐵全景。
我們知道輻射狀蜘蛛網，縱線無粘性，橫線有，蜘蛛本身行動也會受到粘液影響，它們在網上移動時，會避免踩到帶有粘液的橫絲線。記者寫稿時，就像蜘蛛織網，編織素材，但這些平行的講述者，不具備天然的樹狀邏輯線，呈現更散。這時候就需要記者有強結構線，把握住來去自如的蛛網縱線，司機、扳道工、保安、站長、乘客等橫線再一點點編織到縱線上。
王天挺的《北京零點後》、蓋·特力斯的《獵奇之旅》都是這種“信息密恐稿”，讀這類稿子，就像進了一張網，掉進了人堆里。它不同於前面的那種強邏輯推進的深度報道，而是有信息的天羅地網之感，這種360度視角感是我理解的另一種報道深度。這類稿可能不承擔表達複雜這個功能，但它自有魅力，也很奢侈。
我們這一行是靠受訪者慈悲，賜予講述過活的。但我們經常遇到，我們讓採訪對象開了口，講了很多真話，那不利他的真話，要不要呈現，呈現到什麼度？
這確實是經常困擾我們的良心難題。勞倫斯·賴特以長達5年的研究與數百次採訪為基礎，還原了導致美國911一系列事件的《巨塔殺機》，他有一段話：最有價值的談話都是在記者與消息來源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信任之後。這種關係存在着許多問題，因為信任與友誼往往相伴而來。消息是極具誘惑力的，記者則想要知道消息；而他知道得越多，對消息來源也就越感興趣。在人類的天性中，被人理解這種渴望的強大力量罕有其匹；如果沒有它，新聞業就不會存在。然而，因分享秘密和吐露深切情感而生的親近之意，會讓人相應地產生一種友好的保護欲，而記者不是總能提供這種保護。在採訪時我會把錄音機放在顯眼的地方，以此來提醒自己和採訪對象房間里還有第三個人——最終的讀者。
在調查性深度報道中，要尊重複雜感，遵循受訪人第一原則。前面提到的《當網紅，打工是不可能的》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記者在廣西天天和這群網紅泡在一起，下河摸魚，半夜擼串，採訪在生活中無痕進行，拿到了很多料。等到記者最後要走時，一個人還說：“啊，你要走了，採訪不是還沒開始嗎？”後來，我們也反思，這樣的沉浸式體驗式採訪，會不會影響文章的客觀性。記者也採訪到了他們很多不堪的一面，但最後過濾掉了這些，更多呈現了他們陽光的一面。她的解釋是，她理解這群人，一點兒都不覺得我們的生活方式比人家高級、優越，他們拍視頻顯示出的想象力比我們強多了。
廣西的網紅塘紅鄉F8合影。（《三炮們不想打工了》，受訪者供圖）
面對素材，在容易網暴的今天，多留些餘地，話說七分，保護採訪對象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在重大公共利益面前，滿足讀者需求是第一原則。
所以，真相是相對的，新聞事實的規範是絕對的。
三、海量調研，讓你的腳帶你抵達問題最深處
一個記者接到一個調查性選題，他是怎樣一步步推進，從可能是假問題，到證實是真問題，怎樣在黑暗的採訪隧道里，多一鏟子，實現由零到萬，最後抵達稿子越來越開闊。
我們剖析一個完整案例。
一位新記者接到了線索：一些小女孩跳舞下腰時可能傷害脊髓，造成了終身殘疾。
這不是獨家線索，媒體已經有報道，但多局限於個體故事，而且寫得很慘。記者早就想好了，我不要只寫慘，我對輪椅上的孩子不忍心問任何問題，我開不了口。
她想判斷這個題值不值得做。她進了一個400多人的家長微信群，這裡的孩子都遇到了損害脊髓的問題，很多人都殘疾了。她找到了一個家長聊，又找了第二個。故事都很慘。
找到第三個家長，這個家長不確定是跳舞的原因，還是先天存在問題。進入那個微信群後，這位家長發現，時不時有相似經歷的家長加入，並且受傷的都是女孩。2020年，國內暴發了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上半年，他觀察到，群里幾乎沒有新增成員。線下培訓當時都暫停了，直到5月才陸續複課。他意識到，如果是孩子自身的問題，無論有沒有疫情、有沒有停課，都會有新的病例出現。
2020年6月，這位家長在群里發起了一項數據統計，邀請舞蹈導致脊髓損傷兒童的家長填寫各自事故發生的時間和年齡。146位家長填寫了信息。大多數孩子受傷的時候，只有5歲。
信息反饋到記者這裡，她意識到這個問題可能不簡單。但她又擔心民間搞這樣的調查，可能路子“太野”，不夠權威。其實，從接手這個題，她就下載了幾百篇脊髓損害的相關論文，文檔鋪了電腦一整個桌面。她一邊看論文，一邊採訪。
記者發現《中國舞等級考試教材》規定，在適合9-11歲孩子的第六級動作中，才出現下腰動作。但是，在下腰導致脊髓損傷的大量病例中，受傷者集中於4-8歲的兒童。
記者還發現，兩年前，曾任北京舞蹈學院院長的呂藝生寫了一封“給全國舞蹈教師”的公開信。他以近年出現的兒童下腰致殘的案例提醒同行，“跳舞不等於練功”。他指出，無論中外，舞蹈專業招生，專業訓練一般都設在12歲以後。因為此時兒童骨骼、肌肉、關節與神經系統基本成熟。他呼籲社會重視這一問題，“我們要對未來中華民族的公民負責”。
其實早在2010年，就有3位醫學研究者第一次將舞蹈練習列為兒童脊髓損傷的主要成因之一。他們警告說，這些損傷將對患兒未來“造成災難性損害”。
顯然，社會一直沒有足夠重視這個問題。孩子們的悲劇像在複印機里複印一樣，下腰致殘的數據一直在增長。
記者一連採訪了4家醫院，一路綠燈，採訪的每個醫生都表示這個問題很重要。北京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醫生表示，見過因為跳舞導致癱瘓的孩子，“十個有八個是因為下腰”。
記者採訪北京博愛醫院，這裡12位醫生聯名發表論文，向外界發出警示。他們收集了2015年至2019年醫院收治的221位兒童脊髓損傷的數據。
記者還採訪了浙江一家醫院的醫生。這個醫生非常認真，甚至錄視頻給記者解釋一些專業醫學問題。
快要截稿了，記者到北京兒童醫院採訪，兩位醫生甚至推掉了門診，接受了記者採訪，他們認為這個問題必須讓公眾知道。醫生說院內10名被診斷為無骨折脫位型脊髓損傷的患兒，7個有下腰的經歷。
146份問卷，4家大醫院的採訪，似乎論據非常充分了。記者採訪中還發現，很多家庭都在打官司。記者到裁判文書網，用舞蹈、脊髓損害等關鍵詞搜索判決書，一搜嚇一跳，居然很多案例，她下載了兩個文件夾。這些官司也進一步證實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所有的採訪指向：這是個真問題，硬問題。最後記者發稿《孩子們在冒着風險下腰》，有讀者留言：這篇稿子太重要了！
這是一個完整鏈條的調查稿，而且出自新人之手，這說明調查報道不一定非得“資深”記者才能完成。從零出發，對選題不預設，一步步往前走，採訪越多越深，稿子的邏輯梯子就越高，抵達的地方越開闊。我理解，調查性深度報道的最後一個句號，有時候是采編認知的最遠處，有時候是你的腳帶你抵達的最遠處。
作者從玉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負責人，副主編。獲“中國新聞獎”，獲“全國五四新聞獎”，其代表作有《湍流卷不走的先生》、《最倒霉的家庭》、《生命最後的尊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