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本文原刊於“深度訓練營”（微信公眾號：shenduxunlianying），原標題是《“有據核查”主理人魏星：公共討論應該建立在事實之上》，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轉載。
翻看手機的信息通知欄時，我們時常會發現這樣一種情況：在短短几個小時甚至數十分鐘內，專業媒體推送的新聞出現了反轉。假新聞與闢謠新聞呈現在同一屏幕中，這一現象近年來屢見不鮮，甚至成為專業媒體的一大頑疾。
如何避免這種現象？近年來，事實核查（fact-checking）的重要性不斷被學界和業界強調，並一度被視為根治專業媒體假新聞疾病的解藥。
新冠病毒流行，新聞又增變數。曾經做過較長時間國際新聞的魏星，發起一項國際新聞事實核查計劃“有據”——“有據核查”正式誕生。
它的名字取自“有理有據”，與一批批志願者專註對中文國際資訊進行事實核查，以對抗中文世界的虛假信息。它努力連接大學、媒體和互聯網平台三方力量，也通過工作坊、訓練營等形式提升公眾媒介素養。
“有據核查”節
輕鬆的志願模式，嚴謹的編輯流程
Q：「有據核查」的創辦契機是怎樣的？
魏星：一開始有這個想法其實是因為疫情。在2020年3、4月份的時候，中國的疫情剛剛得到控制。但與此同時，國外疫情開始擴散。從伊朗到意大利，然後是歐洲、美國，疫情在全世界逐漸蔓延開來。
那段時間從朋友圈或微信群里看到很多信息，覺得資訊很多，但是質量不怎麼樣，很多東西看起來非常假。
還有個人原因，我本人之前曾經在平面媒體做過長時間的國際新聞，所以養成瀏覽國外媒體的習慣。我發現中文網絡上關於外國疫情的一些報道，很多是相當不準確的。但這些信息在社交媒體上獲得大量轉發，自己身邊的父母、親戚、朋友、同事群里也有轉發分享，與我自己看到的相對真實的信息大相徑庭。這是最直接觸動我的地方。
所以覺得這個問題有點嚴重，我是不是可以做點什麼？
2020年3、4月份的時候想法還只是雛形，到了8月份的時候，就想到了現在的運作模式——基於自願的網絡協作模式。當時也考慮了很多種方法，但覺得在當下國內的現實情況下，也只有這種方式能夠讓項目真正開始並且持續下去。
Q：目前團隊有多少名志願者呢？是如何招募到這些志願者的？
魏星：前後一共有100多位志願者參與過這個項目，但因為是志願模式，所以流動性大。志願者中有不少優秀的大學生，他們往往面臨實習、畢業、升學、考研的現實壓力，陸續有人退出。當然會有源源不斷的新力量補充進來。現在一共有40多位活躍志願者。
許多大學新聞學院的教育課裡面雖然會提到核查虛假信息，但更多地是一些理論或找國外案例，國內其實真正可持續地讓同學們去做事實核查的實踐幾乎沒有。南京大學“核真錄”是做得比較早也比較好的。
2020年，我和上海幾所大學新聞學院的老師們聊了想做事實核查的想法，他們特別支持，也給予我很多幫助。他們會問學生有沒有興趣參與，當然是遵循自願原則，這樣我們就獲得了第一批志願者。
第一批志願者熱情很高漲。這些大學生外語相當不錯，對互聯網很熟悉，也受過新聞學的基本的訓練，上手比較快。
後來慢慢堅持下去，有越來越多的志願者加入。除了大學生，還有一些已經參加工作的志願者，他們有着不同的專業背景。
有一位來自美國讀生物醫藥專業的志願者，他在2020年底到2021年上半年，幫我們做了大量疫苗和疫情方面的核查。有很多論文在我看來如同天書，但對他來說就了如指掌。志願者團隊就這麼一步一步擴大開來。
魏星在TEDxChengdu2021年度大會分享
Q：公眾號核查新聞、推送文章的工作是如何開展的？
魏星：我們是一個比較開放的模式，任何一個人，只要他對自己的信息消費有很高的質量要求，對事實核查有興趣，具備一定的外語能力，會使用一些常用工具等，就可以承擔志願者的工作了。
但同時這個開放不是無節制的開放。比如我們每天出一篇核查類文章，不是說一個志願者核查完以後直接就發出來了，期間還要經過一個比較嚴謹的編輯流程。坦白說，我們的標準比一般新聞報道還要高一點。因為是事實核查的文章，我們要直接判定信息是真還是假，看上去權力挺大，可這也意味着責任很大，一定要以更高的標準來對待。
我們不存在一個物理意義上的編輯部。團隊里幾位有媒體經驗的成員，現在是在媒體做記者或編輯，他們會貢獻出時間，對志願者提交的稿件進行一個很嚴謹的二次核查。有沒有犯致命的錯誤？有沒有邏輯上的問題？有沒有漏掉很關鍵的元素？有沒有另外的重要證據他沒有找到等。
如果出現這些問題，會打回去重新再做。提交以後，如果達到了事實核查層面的標準，就進入很簡單的文本編輯的流程，讓它達到可推出的標準。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結構其實是統一的，不要求志願者在事實核查的文章中體現出文采。事實核查的文章，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準確和邏輯，而不是抒發感情。
事實核查需要標準化
Q：“有據核查”的定位是做中文國際資訊的核查，為什麼不直接做中文資訊的事實核查？
魏星：不得已而為之吧。新聞專業大學生上第一課老師應該就會教新聞的接近性，這是新聞的很重要的原則之一。中國人肯定最關心中國的事情，但是坦率地說，我們目前很難觸碰國內話題。
首先，如果觸碰國內的熱點話題，風險是不可控的。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其次，可用於事實核查的資源不足。中國的信息公開在過去40年，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但很遺憾，它離我們想象中的標準還有一定的差距，甚至說是挺大的差距。
我相信各位同學寫論文可能會經常有比較沮喪的體驗。當你想去查找某一個數據或某一份報告的時候，會遇到打不開的網站。同時，這些年我們的機構媒體受到種種衝擊，發展都不是特別景氣，現在能夠放心援引的機構媒體不多。這些問題也就意味着志願者很難依據公開的信息去獲取有用的信息來證實或者證偽。
還有一點是，虛假新聞的製造者或傳播者在涉外的新聞上更加肆無忌憚。設想一下，如果你發布了一條關於國內某地的謠言，你基本上會付出很沉重的現實代價，但反過來說，發一條關於日本或俄烏的消息，不管如何誇張或造假，只要不涉及到特別重大的角度，比如外交問題，其實風險是比較低的。這種環境下，只要符合某些風格，就會獲取極高的流量。所以目前在簡體中文的互聯網上，關於國外的虛假信息的泛濫程度要超出國內新聞或國內事件。
Q：哪些國際新聞適合去核查，哪些不適合去做？
魏星：第一個是符合公共利益原則。但因為監管限制，這種類型的題目在我們做國際新聞核查中並不多。我們從創辦到現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選題，主要是與疫情和疫苗相關的。
第二個是我們實踐中最多運用最廣泛的——熱點事件。所有人都在關心一件事的時候，也是虛假信息或謠言最多，最需要事實核查的時候。比如說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從北京時間早上十點鐘左右突然間說要開戰，到當天下午的幾個小時里，互聯網上流傳了大量的信息。有很多人其實很迫切地想了解這些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印象很深刻，下午三四點的時候，後台有人留言問“今天的核查好了沒有，等着轉發呢”。可以想象在那個時候，大家對於真實信息非常地渴求。這個時候要填補這個真空期，效果是最好的，當天在一些志願者協助下，我們還算及時地完成了一些核查。
第三個就是可核查性，即有沒有足夠的證據證實或者證偽一個事，我們希望盡量給出一個肯定的結論，而不是似是而非的結論，讓本就複雜的事件更繞。如果有一個事，雖然我明知道它肯定是假的，但是我沒有足夠的證據來把這個鏈條理清楚，那也只能遺憾放棄。
Q：核查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魏星：首先核查有很多種，選題的類型有很多種。有的選題核查的過程其實是很容易的，因為它在合適的時間出現了，所以效果也非常好。
比如說冬奧會期間有一個明星選手谷愛凌，她的表現非常優秀，是一位非常偉大的運動員。她奪了第一塊金牌以後，網上就很多關於她父親的傳言，說是有一位谷歌公司的第五號員工，名叫 Ray Sidney，是谷愛凌的父親。現在網友的英語能力很強，就會去查，發現確實是有這麼一個人，跟谷愛凌媽媽互動很頻繁。但是僅僅在公開的社交網絡上互動比較頻繁，或者有合影，是否就能夠證實或者證偽他是不是谷愛凌的父親？其實很難。
這條消息傳播最火是在當天下午，我們預計到當事人 Ray Sidney 極有可能會對這個傳言做一些回應，就用了一個很笨但很簡單的方法，定期頻繁刷新他的社交媒體賬號，就每隔半小時或者十五分鐘去刷新，結果卻是在北京時間晚上十一點四十幾分的時候發現對方的Facebook帳號有活動，顯示正在輸入中，正好刷到他對這個傳說做了澄清。
0時40分左右我們就推送出來。其實過程很簡單，但是因為所有人都在關心這個事兒，第一個把事情的前前後後說出來，就會收到比較好的反饋。（[《核查| 谷愛凌父親是谷歌第5號員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3OTgzNzg3MA==&mid=2247499416&idx=1&sn=5414ab0b3cf6b03f2ca029283b89904c&chksm=fd62b459ca153d4f1b0bff942eadd927ec110f11d379f82c59d5094eba4de5116b07a7253147&scene=21#wechat_redirect)）
還有一些例子核查起來是比較複雜的，要做很多研究。比如說那條烏克蘭是否承認雙重國籍的推送，起因是傳言說因為烏克蘭承認雙重國籍，所以八成烏克蘭的高官有美國護照，從俄烏開戰以後這個說法就開始流行。
這個選題相對來說就會複雜一些。首先它涉及到法律問題，並且是另一個國家的法律問題，還涉及不同的語言。正好烏克蘭最近幾年又在試圖修改關於雙重國籍的法律規定，這些全部理清楚是很難的。
所以核查員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相當多的功夫來研究這個話題，從這篇文章後面所列的長長的參考資料的清單上就可以看得出來。要找到烏克蘭媒體的報道，關於國籍的憲法、公民身份法的文本，以及議會官方網站上的法律草案的文本等等。看上去確實很枯燥，但是沒辦法，這就是事實，我們只能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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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越多越好
Q：“有據核查”基本是每日一更，如何保持高頻率、高質量？
魏星：做事實核查一定要持續，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絕對一個月都堅持不了。所以我們就給自己下了一個死命令，自我加壓，無論怎麼樣至少我們在工作日的時候必須每天發一篇，休息或節假日的時候有突發事件或大事的話，也隨時即刻更新。
我們不能保證每一篇內容一定是很成功的，但一定要堅持這種壓力訓練。哪怕有一篇沒有太多人看，我們認為它同樣是有意義的，至少對於志願者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有據核查」既是一個事實核查項目，也是一個培訓項目或者說教育項目。當志願者親身做了一個或兩個核查以後就會了解更多，對虛假信息的認識不僅僅停留在理論上。
此外，我們文本結構相對固定，不需要謀篇布局。只需要摘要、一個背景與核查的部分；如果核查過程比較複雜，123小標題區分一下。如果告訴大家這個東西對還是錯以外，還想讓大家知道更多的背景，也可以加一段背景知識。這種結構化的文本給我們節省了很多時間。
Q：目前新聞界的事實核查行業競爭是否激烈？和其他核查媒體（自媒體）相比，“有據核查”有怎樣的獨特性？
魏星：我覺得談不上競爭吧，現在國內事實核查組織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做事實核查的人、組織或機構越多越好；關心事實核查的人越多越好，因為關心這件事的人多了，客觀上對於信息質量的提高能起到作用。
比如俄烏戰爭，當然戰爭都是壞的，如果說僅有的一點點所謂的積極因素，可能就是讓更多人了解到虛假信息的危害以及事實核查的重要性。當然，事實核查也成為一張牌，除了戰爭雙方在有意識地發布一些利於己方、打擊對方的不實信息以外，也有一些方面以核查事實為名，去達成其他的目的，這種情況下事實核查也會淪為一種工具、一種武器，這是需要警惕的另外一個話題。
對於「有據核查」來說，我們是一個獨立運作的項目，這裡的“獨立”不是說我們什麼都能做，而是它不隸屬於一個媒體、一所大學、一個NGO、一家互聯網平台，或一個政府機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能我們背負的東西就會少一點。
Q：會不會擔心時間久了，事實核查員的操作變成一套機械“發現它-推翻它”的流程？會在這個漫長枯燥的過程中磨滅掉動力和熱血嗎？
魏星：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況是兩者都有。只有熱情肯定是不行的，事實核查必須量產，要用可復用的方式去做，這樣才能夠取得效率的最大化。
至於擔心會不會特別機械地去實現這個過程，有可能會。但我始終覺得，不僅是事實核查，新聞業的一大問題就是還不夠標準化，也就是說我們的很多人力、精力、智力都不能夠復用。比如每一次都要投入大量的能力、精力去做一個採訪的話，當下次再做第二個選題的時候，之前積累的東西都不能用。
如果新聞業永遠只是停留在一個手工藝人的層面，當然不否認可以做出很好的報道，但是它對於整個新聞業的發展來說，其實並不是一件好事。新聞是一種工業，個人認為新聞工業並不意味着我們變成復讀機，而是意味着新聞業也有一套標準化的流程，這樣才能做到性價比最高，更具有可持續性。
事實核查也是這樣，應該要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論。在流水線上生產的汽車也不意味着它的質量就差，也不意味着我們就沒有質量控制。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工業化，一定要可復用。
用愛發電，什麼時候是頭
Q：有據核查完全是非營利性的嗎？
魏星：我們是非營利性的。
要感激所有參與的志願者，因為他們無償地奉獻自己的時間精力。
既然打出事實核查的旗號，意味着身上責任還挺大的，我們不願意與錢聯繫太緊。事實核查是非常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因為每次談一些比較撕裂的問題，總有一方不滿意，會挑毛病。那如果他在事實上挑不了毛病的話，就會找其他的方法來挑毛病。這個時候，如果你還要去接廣告，就會被指摘說原來是為了錢。
Q：不管是對於事實核查發展本身，還是團隊長期生存，您有沒有想過轉變模式？
魏星：我們當然很感激志願者的付出，但它確實也會面臨可持續性的問題。一直用愛發電，到底發到什麼時候呢？這是個問題。
目前國外的事實核查有幾種生存方式：
依附於媒體的事實核查，例如美聯社、路透社、紐約時報，內部都有事實核查小組或部門，他們當然沒有生存問題。
獨立的第三方事實核查組織，主要有兩種運營模式，一種是國外的互聯網平台，例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尤其是Facebook，它受到來自公眾、NGO、政客等各方的壓力非常大，要求對自己平台上的虛假信息作出反應，它們就會去邀請經過認證的第三方事實核查機構來幫助核查平台上的虛假信息，這是一些第三方事實核查組織主要的資金來源。
第二種是依靠捐贈，既有大額捐贈，也有小額捐贈來維持生存。當然全世界的事實核查組織肯定都不是以賺大錢為目的。
目前，國內的互聯網平台不太可能以投入資金預算的形式來資助第三方的事實核查組織。我們與一些平台也有部分有限度的合作，主要還是停留在分發上。它們偶爾有選題會交給我們來做，還有來自互聯網平台的廣告分成和流量補貼，以及一些平台支付的稿費，這是目前我們的收入組成。我們會把收到的這些補貼存起來，用來搞線下活動。
像我們這種“師出無名”的組織，從風險考慮來說，平台也很難跟我們進行有建制化的合作，它們基本只與政府、知名大學、權威醫院等合作。所以走國外互聯網平台補貼的路其實是蠻難的，沒有形成特別成熟的生態。
Q：有文章稱，事實核查受到“將公共討論簡化為事實真假判斷”的批評，您是如何看待的？
魏星：這當然是個很善意的擔心，但坦率說，我們有公共討論嗎？我們沒有。我們現在還遠遠沒有到可以談公共討論的地步。當很多人接收到的信息完全是假的時，你指望有什麼有質量的公眾討論？
所以我覺得，國內事實核查只是一個萌芽狀態，而且面臨著各種挑戰，暫時還不太存在這種有些奢侈的問題。
Q：您近期對公眾號有什麼規劃或者是期待？
魏星：就公眾號而言，因為最近俄烏戰爭其實比較特殊，所以可以預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的關注點可能還是這個，當然也還要看戰事的發展了。
其次，之前我們的公眾號功能比較簡單，只是每天發布一篇文章。而這段時間因為戰爭的關注度比較高，用戶跟我們的互動慾望也漸漲，所以未來可能會在公眾號上完善一些平台功能。
去年12月份我們做了線下活動，現在疫情的反覆讓這種線下活動更難舉辦了，但我們還是希望盡量做一些講座培訓，工作坊等等，讓大家可以實現線下的連接。我覺得對於維持激情還是蠻有用的。日常更新當然是必須的，但同時，我們可以進行很多其他合作，更多的跨界，做一些好玩的東西，不斷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