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精选：上海，四月之声

疫情之下，中国上海市实行封控、管控、防控措施。当一个城市被隔离栅栏割裂，急诊大厅、儿童隔离病房、方舱、集装箱、高速公路、充斥暴力的网络变成一个个的异空间。医护、团长、居委会、外卖小哥、卡车司机成为了城里的主角，慢性疾病病人、独居老人等群体则继续在边缘地带扮演配角，一方面被舆论热议，却又被某些人遗忘。

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熊剑飞最近发现，来急诊科的糖尿病病人有两个极端，一个血糖很高，一个血糖很低。前者是封控后，病人断药因为配不到药而停药多天，导致血糖升高；后者是药没停，但食物短缺，吃的少了，血糖降低。

跟儿子分开隔离的二十一天里，倪宁（化名）只能通过电话给儿子讲睡前故事，陪伴儿子度过难眠的夜晚：“有时候护士让我们讲得大声一点，因为别的小朋友也要听。同病房的孩子比儿子还要小，最小的估计只有两岁，小宝宝是经常哭的，我们就讲得大声一点，讲很久。”

自发帮助楼内老人的年轻人 Y 说：“上海现在的很多独居老人是人为制造的独居老人，不是天然的独居无助。”徐汇区田林街道的一位90岁老人，女儿就住在几百米外的小区，平日也常来。封控之下，老人“被独居”，子女爱莫能助。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借助媒体的力量突破隔离栅栏，整理一下2022年4月份的上海状况。

上海急诊告急，急在哪里

出品：中国青年报

上海急诊告急，急在哪里？护士曹燕有时感觉，快要淹没在病人和家属的招呼声里。急诊大厅里那些临时设置的床位没有床头铃，加上新冠“阳性病人”陆续出现，其他病人四处挪动，护士找病人成了难题，有时候急得“大吼大叫”，在急诊室内外到处寻找，有时候只能依靠病人家属呼叫。

4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区的急诊科每天要涌进两三百名病人，有一天仅救护车就开来114辆，是往常的两倍多。急诊科的固定床位早已满员，大厅睡满了病人。护士用记号笔在纸板上写一个数字，挂在输液架上，就新增一张临时床位。4月初，化验室门口睡了72、80、90号病人，抢救室后走廊睡了76、70、97号病人。4月21日那天，新来的病人拿到的号码是351号。

仁济东院急诊科的 C108 室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专为“阳性”危重症患者进行治疗。尽管救治阳性病人会增加医护人员的暴露风险，但疫情暴发以来，仁济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核酸耽误病人的病情。“我们不怕接诊阳性病人，就怕阳性病人转不走。”刘黎告诉记者。

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熊剑飞最近发现，来急诊科的糖尿病病人有两个极端，一个血糖很高，一个血糖很低。前者是封控后，病人断药因为配不到药而停药多天，导致血糖升高；后者是药没停，但食物短缺，吃的少了，血糖降低。还有一位女患者，因为买不到蔬菜，连吃了两顿肉，因为“进食油腻，胰腺炎发作”。

急诊科一楼电梯厅的墙边，“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女人无力地躺在躺椅上。男人告诉记者，他的妻子患有免疫系统疾病，血小板低至个位数。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转移到仁济南院，在那里得到更专业的医生的会诊，但仁济南院如今转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他们只好在仁济东院的急诊待着，以免出现突发出血感染状况，来不及抢救。

这显然形成了一个怪圈——追求社会面“清零”的封控、管控政策，间接让这对年轻夫妻不得不长期待在急诊室，但这增加了他们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男人说：“我相信上海，不止我们家有这个情况。”

4月12日，急诊科医护人员收到了急诊病房11床的来信。11床住着一位71岁的老先生，陪伴他的是同龄老伴，两人年轻时去安徽当知青，而后生活在上海。老太太在信里表达了对“奥密克戎”的恐惧：看着急诊科的病房昨天转走一只“羊”，今天又转走一只“羊”，不知道哪天轮到她要被“牵走”。

于是，她和老先生商量决定：“无论我们夫妻双方有一方变‘羊’，能不能关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分开。”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两人还决定把遗体捐献给医院：“如果这事办妥了，我也不害怕了，随时随地做好准备。”

刘黎看到这封信，哭了一场。然而她知道，按照防疫规定，这个“阴阳不分离”的诉求很难实现：“如果转定点医院和方舱，只能阳性病人去。” 4月23日晚上，老先生因基础疾病去世。病区医生联系了红十字会，对方回复：“疫情期间暂不办理遗体捐献。”

医院里曾经红火的咖啡馆已经关门许久，但大家偶尔还能听到从医院门诊楼传来的钢琴声。4月的一个傍晚，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此弹了一曲《River Flows In You》。

在上海，我和五岁儿子分开隔离的21天

出品：极昼工作室

“分开的时候，我在病房看不见外面。空荡荡的走廊，儿子每走一步，只能听到口袋里的彩虹糖的声音，叮叮当当地响。”

3月底，倪宁（化名）陪发烧的五岁儿子去发热门诊，两人当场都测出核酸阳性。得知要和儿子分开隔离，她的心都碎了。他们在医院的隔离病房匆匆分别，孩子被送到金山区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儿科病房，而她辗转去到了世博源方舱医院。

倪宁记录下了被迫和儿子分离的廿一天。这段期间，她经历了无数的崩溃、流泪、跟儿子失联、绝望的时刻。她隔着电话和视频，给儿子讲睡前故事，陪伴儿子度过难眠的夜晚。“有时候护士让我们讲得大声一点，因为别的小朋友也要听。同病房的孩子比儿子还要小，最小的估计只有两岁，小宝宝是经常哭的，我们就讲得大声一点，讲很久。”

通过电话，倪宁教儿子学会了充电，见他结识了新的朋友，到最后勇敢地离开医院。她觉得，孩子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

金山公卫的儿科病房单独收治了许多感染新冠病毒的孩子，一度引起舆论关注和争议。4月4日，上海市卫健委表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防控工作要求等，如果儿童和家长同样是阳性感染者，可以同住在儿童区域陪护照顾，如果家人不符合陪同条件，而且患儿小于7岁，将在公卫中心接受治疗。金山公卫则在公告中强调，收治患儿有专业的医护团队负责。

51户上海独居老人的现状

出品：正面连接

在上海，有的小区自3月中旬封控，至今超过一个月。愈来愈多人在社交网络上求助和互助，但被屏蔽在互联网外的独居老人到底有多少户，至今没有公开渠道能提供答案。他们最着急需要什么帮助？

正面连接以打电话、发私信、请志愿者帮忙等最基础的方法，调查了51户独居老人的状况、困难和需求。

他们发现，老人大都不愿麻烦别人，宁可自己忍耐。徐汇区田林街道的一对80多岁夫妇，一直说什么都不缺，等志愿者买到青菜去问，才知道他们已经十天没吃过绿叶菜。普陀区华师大一村的一位86岁爷爷，皮肤痒得难耐，毛细血管一碰就爆裂；于是，他自己到居委会开证明出门，步行半个小时到社区医院，排队六个小时开药后再步行回家，出发前没有告诉正在另一个小区隔离的女儿。

自发帮助楼内老人的年轻人 Y 说：“上海现在的很多独居老人是人为制造的独居老人，不是天然的独居无助。”徐汇区田林街道的一位90岁老人，女儿就住在几百米外的小区，平日也常来。封控之下，老人“被独居”，子女爱莫能助。

一些老人会刻意讨好年轻志愿者，譬如在核酸排队时主动让年轻人插队，因为只有年轻人能弄到食物。老龄化社区现状更严峻，居委会和志愿者无力上门排查，老人不会网络求助，被发现时往往已经情况危急。

“我不敢笃定地说我可以顺遂老去，也不敢奢求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有这个运气，有年轻人帮我。” Y 开始担忧自己老去后的处境，她希望年轻人在这篇报道里是隐形的：“你对年轻人报道的事情愈多，掩盖的真实情况也会变得愈多。”

上海被网暴坠楼女孩的母亲：我们想要讨一个公正和公义

出品：谷雨实验室

“我今年62了。‘网暴’这个词我只是知道，网络暴力是吧？就是在网上谩骂，发一些流言蜚语、闲话。”

女儿疑不堪网暴而自杀身亡。当天晚上，母亲才第一次注册了微博，想看看女儿发过些什么，想知道她究竟如何被骂。“现在掌握得还不是很流利，我的微博没有名字，图片我不怎么会发，文字我可以。这两天睡不着觉，半夜里就发一些想念女儿的文字。”

那本来是个疫情里常见的暖心故事——女儿想给父亲送菜，外卖小哥来回数十公里帮忙完成了任务。为答谢外卖小哥，她尝试给他发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但都被他婉拒，最后只好给他充了200元话费。没想到故事发送到网上，不少网友却纠结于打赏金额，对女士作出抨击和辱骂。4月6日中午，这位女士身穿白衣，从32楼坠下。

与此相关的人也受到了伤害。那个出于感动和责任感，而帮她给父亲送菜并且拒绝打赏的外卖小哥，在看到顾客被网暴后，难过得睡不着觉。

女士的母亲则身在嘉兴。她给女婿打电话，给警察打电话，给那位外卖小哥打电话，她想知道真相，想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对于女儿的死，她有许多的困惑和不解，她想要说一说这件事。

2000万卡车司机，被高速困住的人生

出品：每日人物

两天两夜了，货车司机刘改平仍然在河南周口附近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徘徊。曾经畅通无阻的高速出入口变成了盲盒，可以出去的高速口是其中的隐藏款。

刘改平运载的是口罩机，订单来自周口一家医药公司。过完年不久，他想趁着司机少，抓紧机会多赚一点钱，于是频繁地跑这条线。直到2月20日，深圳疫情突然爆发。他到达周口的时候，行程码带了星，就这样被困在高速上的服务区。

好不容易等到医药公司的对接人拿来通行证明，一同到来的还有封条。工作人员告诉刘改平，在服务区上完厕所、吃好东西，封条贴好之后，一直到卸完货离开河南境内，他都不能下车。

刘改平原来跑完一单只需要两三天，但现在即便是一帆风顺——没有突然变色的健康码和不被承认的核酸检测，跑完一单也需要一个星期。他说河南喜欢贴封条，而且不仅高速出口，就连普通的工厂也会给你封上一条，去一次贴一次；只要在河南境内，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封条不能断，否则就要被隔离。

司机怕刮风下雨，更怕封条在急速奔驰的高速公路上被吹断，大多数司机选择了把车窗摇上去，只留下一点点缝隙，用来交换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

根据《2021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中国有2000多万名货车司机，数字较疫情出现之前的大跌近三分之一。疫情改变了这个行业，司机们随口就能列举出行业的变化：收入骤降、成本增加、进出口单子变少等。留下来的司机们，要靠着更多耐心才能顺利走完送货的路。

卡车司机静止在上海

出品：谷雨实验室

卡车司机赵峰从西安出发，三天两夜赶了一千多公里的路，3月28日抵达位于上海浦西的罗泾港口。非常不幸，那是上海浦东和浦西先后实行起封控的第一天。

因为急着要把集装箱交还港口以避免罚款，赵峰迫于无奈“自投罗网”。持有上海车牌，但没有在当地租房的他，从罗泾港口卸完集装箱后，找到了一条安静的、尽头靠近长江口的公路，开始了“居车隔离”的生活，甚至还给同样被困在上海的四个卡车司机好哥们打了电话：“我找了个好地方，快来。”

起初还算惬意的隔离生活，慢慢出现了危机。“我们备的物资就是五天左右的量。”赵峰说：“到（4月）5日中午的时候，我就看不到解封的希望了，当时心里面就慌了。”

4月9日晚上，“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志愿者金建在短视频 app 里刷到了赵峰。视频里，赵峰以欢乐的态度展示着愁苦的生活——用土灶做饭、捕鱼、理发、洗衣服。有网友调侃他们：再继续封控下去，他们可能连房子都要原地盖起来了。

“我看他虽然视频点赞量很高，但好像并没有什么人给他提供什么帮助。”金建说：“卡车司机这个群体确实挺能吃苦耐劳的，大多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不愿意显得自己很弱，遇到困难也想靠自己。所以我就主动去问他需不需要帮助。”

收到金建的私信时，赵峰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是否需要帮助，而是他所在公路的55位卡车司机终于有救了……

上海南汇方舱的300人自治样本

出品：极昼工作室

4月13日晚上在上海南汇方舱的集装箱式隔离点，雨水顺着天花板滑到墙壁，不断漏在简易的铺位上。11号楼门前，被称为“楼长”的王灿钰带着廿多位隔离者趟过雨水，有序地运送晚饭。

这个方舱在4月初投入运作，王灿钰到来11号楼之前，其他十几栋楼加上集装箱片区，大约已入住4000人。11号楼共有三个单元，每个单元六层，每层有摆着四张床的12个房间。4月6日傍晚，300多人进入这个楼栋生活。王灿钰曾经感到不安，但他很快意识到要在失序中重建秩序。

方舱之外，王灿钰是一家企业的高管。他在方舱遇上了另外三位有共识的人，他们是一位药物研发部门经理和两位 IT 工作者。四人率先成为志愿者负责人，按楼内布局建立起“楼长—单元长—层长”的自治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