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道精選：上海，四月之聲

疫情之下，中國上海市實行封控、管控、防控措施。當一個城市被隔離柵欄割裂，急診大廳、兒童隔離病房、方艙、集裝箱、高速公路、充斥暴力的網絡變成一個個的異空間。醫護、團長、居委會、外賣小哥、卡車司機成為了城裡的主角，慢性疾病病人、獨居老人等群體則繼續在邊緣地帶扮演配角，一方面被輿論熱議，卻又被某些人遺忘。

急診科副主任醫師熊劍飛最近發現，來急診科的糖尿病病人有兩個極端，一個血糖很高，一個血糖很低。前者是封控後，病人斷葯因為配不到葯而停葯多天，導致血糖升高；後者是葯沒停，但食物短缺，吃的少了，血糖降低。

跟兒子分開隔離的二十一天里，倪寧（化名）只能通過電話給兒子講睡前故事，陪伴兒子度過難眠的夜晚：“有時候護士讓我們講得大聲一點，因為別的小朋友也要聽。同病房的孩子比兒子還要小，最小的估計只有兩歲，小寶寶是經常哭的，我們就講得大聲一點，講很久。”

自發幫助樓內老人的年輕人 Y 說：“上海現在的很多獨居老人是人為製造的獨居老人，不是天然的獨居無助。”徐匯區田林街道的一位90歲老人，女兒就住在幾百米外的小區，平日也常來。封控之下，老人“被獨居”，子女愛莫能助。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藉助媒體的力量突破隔離柵欄，整理一下2022年4月份的上海狀況。

上海急診告急，急在哪裡

出品：中國青年報

上海急診告急，急在哪裡？護士曹燕有時感覺，快要淹沒在病人和家屬的招呼聲里。急診大廳里那些臨時設置的床位沒有床頭鈴，加上新冠“陽性病人”陸續出現，其他病人四處挪動，護士找病人成了難題，有時候急得“大吼大叫”，在急診室內外到處尋找，有時候只能依靠病人家屬呼叫。

4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東院區的急診科每天要湧進兩三百名病人，有一天僅救護車就開來114輛，是往常的兩倍多。急診科的固定床位早已滿員，大廳睡滿了病人。護士用記號筆在紙板上寫一個數字，掛在輸液架上，就新增一張臨時床位。4月初，化驗室門口睡了72、80、90號病人，搶救室後走廊睡了76、70、97號病人。4月21日那天，新來的病人拿到的號碼是351號。

仁濟東院急診科的 C108 室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專為“陽性”危重症患者進行治療。儘管救治陽性病人會增加醫護人員的暴露風險，但疫情暴發以來，仁濟醫院急診科有一個原則——不能因為核酸耽誤病人的病情。“我們不怕接診陽性病人，就怕陽性病人轉不走。”劉黎告訴記者。

急診科副主任醫師熊劍飛最近發現，來急診科的糖尿病病人有兩個極端，一個血糖很高，一個血糖很低。前者是封控後，病人斷葯因為配不到葯而停葯多天，導致血糖升高；後者是葯沒停，但食物短缺，吃的少了，血糖降低。還有一位女患者，因為買不到蔬菜，連吃了兩頓肉，因為“進食油膩，胰腺炎發作”。

急診科一樓電梯廳的牆邊，“住”着一對年輕的夫妻，女人無力地躺在躺椅上。男人告訴記者，他的妻子患有免疫系統疾病，血小板低至個位數。正常情況下，他們可以轉移到仁濟南院，在那裡得到更專業的醫生的會診，但仁濟南院如今轉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他們只好在仁濟東院的急診待着，以免出現突發出血感染狀況，來不及搶救。

這顯然形成了一個怪圈——追求社會面“清零”的封控、管控政策，間接讓這對年輕夫妻不得不長期待在急診室，但這增加了他們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男人說：“我相信上海，不止我們家有這個情況。”

4月12日，急診科醫護人員收到了急診病房11床的來信。11床住着一位71歲的老先生，陪伴他的是同齡老伴，兩人年輕時去安徽當知青，而後生活在上海。老太太在信里表達了對“奧密克戎”的恐懼：看着急診科的病房昨天轉走一隻“羊”，今天又轉走一隻“羊”，不知道哪天輪到她要被“牽走”。

於是，她和老先生商量決定：“無論我們夫妻雙方有一方變‘羊’，能不能關在一起，我們永遠不分開。”為了感謝醫護人員的照顧，兩人還決定把遺體捐獻給醫院：“如果這事辦妥了，我也不害怕了，隨時隨地做好準備。”

劉黎看到這封信，哭了一場。然而她知道，按照防疫規定，這個“陰陽不分離”的訴求很難實現：“如果轉定點醫院和方艙，只能陽性病人去。” 4月23日晚上，老先生因基礎疾病去世。病區醫生聯繫了紅十字會，對方回復：“疫情期間暫不辦理遺體捐獻。”

醫院裡曾經紅火的咖啡館已經關門許久，但大家偶爾還能聽到從醫院門診樓傳來的鋼琴聲。4月的一個傍晚，一名穿着白大褂的醫務人員在此彈了一曲《River Flows In You》。

在上海，我和五歲兒子分開隔離的21天

出品：極晝工作室

“分開的時候，我在病房看不見外面。空蕩蕩的走廊，兒子每走一步，只能聽到口袋裡的彩虹糖的聲音，叮叮噹噹地響。”

3月底，倪寧（化名）陪發燒的五歲兒子去發熱門診，兩人當場都測出核酸陽性。得知要和兒子分開隔離，她的心都碎了。他們在醫院的隔離病房匆匆分別，孩子被送到金山區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兒科病房，而她輾轉去到了世博源方艙醫院。

倪寧記錄下了被迫和兒子分離的廿一天。這段期間，她經歷了無數的崩潰、流淚、跟兒子失聯、絕望的時刻。她隔着電話和視頻，給兒子講睡前故事，陪伴兒子度過難眠的夜晚。“有時候護士讓我們講得大聲一點，因為別的小朋友也要聽。同病房的孩子比兒子還要小，最小的估計只有兩歲，小寶寶是經常哭的，我們就講得大聲一點，講很久。”

通過電話，倪寧教兒子學會了充電，見他結識了新的朋友，到最後勇敢地離開醫院。她覺得，孩子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

金山公衛的兒科病房單獨收治了許多感染新冠病毒的孩子，一度引起輿論關注和爭議。4月4日，上海市衛健委表示，根據傳染病防治法、防控工作要求等，如果兒童和家長同樣是陽性感染者，可以同住在兒童區域陪護照顧，如果家人不符合陪同條件，而且患兒小於7歲，將在公衛中心接受治療。金山公衛則在公告中強調，收治患兒有專業的醫護團隊負責。

51戶上海獨居老人的現狀

出品：正面連接

在上海，有的小區自3月中旬封控，至今超過一個月。愈來愈多人在社交網絡上求助和互助，但被屏蔽在互聯網外的獨居老人到底有多少戶，至今沒有公開渠道能提供答案。他們最着急需要什麼幫助？

正面連接以打電話、發私信、請志願者幫忙等最基礎的方法，調查了51戶獨居老人的狀況、困難和需求。

他們發現，老人大都不願麻煩別人，寧可自己忍耐。徐匯區田林街道的一對80多歲夫婦，一直說什麼都不缺，等志願者買到青菜去問，才知道他們已經十天沒吃過綠葉菜。普陀區華師大一村的一位86歲爺爺，皮膚癢得難耐，毛細血管一碰就爆裂；於是，他自己到居委會開證明出門，步行半個小時到社區醫院，排隊六個小時開藥後再步行回家，出發前沒有告訴正在另一個小區隔離的女兒。

自發幫助樓內老人的年輕人 Y 說：“上海現在的很多獨居老人是人為製造的獨居老人，不是天然的獨居無助。”徐匯區田林街道的一位90歲老人，女兒就住在幾百米外的小區，平日也常來。封控之下，老人“被獨居”，子女愛莫能助。

一些老人會刻意討好年輕志願者，譬如在核酸排隊時主動讓年輕人插隊，因為只有年輕人能弄到食物。老齡化社區現狀更嚴峻，居委會和志願者無力上門排查，老人不會網絡求助，被發現時往往已經情況危急。

“我不敢篤定地說我可以順遂老去，也不敢奢求出了這樣的事情我有這個運氣，有年輕人幫我。” Y 開始擔憂自己老去後的處境，她希望年輕人在這篇報道里是隱形的：“你對年輕人報道的事情愈多，掩蓋的真實情況也會變得愈多。”

上海被網暴墜樓女孩的母親：我們想要討一個公正和公義

出品：穀雨實驗室

“我今年62了。‘網暴’這個詞我只是知道，網絡暴力是吧？就是在網上謾罵，發一些流言蜚語、閑話。”

女兒疑不堪網暴而自殺身亡。當天晚上，母親才第一次註冊了微博，想看看女兒發過些什麼，想知道她究竟如何被罵。“現在掌握得還不是很流利，我的微博沒有名字，圖片我不怎麼會發，文字我可以。這兩天睡不着覺，半夜裡就發一些想念女兒的文字。”

那本來是個疫情里常見的暖心故事——女兒想給父親送菜，外賣小哥來回數十公里幫忙完成了任務。為答謝外賣小哥，她嘗試給他發微信紅包、支付寶轉賬，但都被他婉拒，最後只好給他充了200元話費。沒想到故事發送到網上，不少網友卻糾結於打賞金額，對女士作出抨擊和辱罵。4月6日中午，這位女士身穿白衣，從32樓墜下。

與此相關的人也受到了傷害。那個出於感動和責任感，而幫她給父親送菜並且拒絕打賞的外賣小哥，在看到顧客被網暴後，難過得睡不着覺。

女士的母親則身在嘉興。她給女婿打電話，給警察打電話，給那位外賣小哥打電話，她想知道真相，想知道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對於女兒的死，她有許多的困惑和不解，她想要說一說這件事。

2000萬卡車司機，被高速困住的人生

出品：每日人物

兩天兩夜了，貨車司機劉改平仍然在河南周口附近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徘徊。曾經暢通無阻的高速出入口變成了盲盒，可以出去的高速口是其中的隱藏款。

劉改平運載的是口罩機，訂單來自周口一家醫藥公司。過完年不久，他想趁着司機少，抓緊機會多賺一點錢，於是頻繁地跑這條線。直到2月20日，深圳疫情突然爆發。他到達周口的時候，行程碼帶了星，就這樣被困在高速上的服務區。

好不容易等到醫藥公司的對接人拿來通行證明，一同到來的還有封條。工作人員告訴劉改平，在服務區上完廁所、吃好東西，封條貼好之後，一直到卸完貨離開河南境內，他都不能下車。

劉改平原來跑完一單只需要兩三天，但現在即便是一帆風順——沒有突然變色的健康碼和不被承認的核酸檢測，跑完一單也需要一個星期。他說河南喜歡貼封條，而且不僅高速出口，就連普通的工廠也會給你封上一條，去一次貼一次；只要在河南境內，無論如何都要保證封條不能斷，否則就要被隔離。

司機怕颳風下雨，更怕封條在急速奔馳的高速公路上被吹斷，大多數司機選擇了把車窗搖上去，只留下一點點縫隙，用來交換外面世界的新鮮空氣。

根據《2021年貨車司機從業狀況調查報告》，中國有2000多萬名貨車司機，數字較疫情出現之前的大跌近三分之一。疫情改變了這個行業，司機們隨口就能列舉出行業的變化：收入驟降、成本增加、進出口單子變少等。留下來的司機們，要靠着更多耐心才能順利走完送貨的路。

卡車司機靜止在上海

出品：穀雨實驗室

卡車司機趙峰從西安出發，三天兩夜趕了一千多公里的路，3月28日抵達位於上海浦西的羅涇港口。非常不幸，那是上海浦東和浦西先後實行起封控的第一天。

因為急着要把集裝箱交還港口以避免罰款，趙峰迫於無奈“自投羅網”。持有上海車牌，但沒有在當地租房的他，從羅涇港口卸完集裝箱後，找到了一條安靜的、盡頭靠近長江口的公路，開始了“居車隔離”的生活，甚至還給同樣被困在上海的四個卡車司機好哥們打了電話：“我找了個好地方，快來。”

起初還算愜意的隔離生活，慢慢出現了危機。“我們備的物資就是五天左右的量。”趙峰說：“到（4月）5日中午的時候，我就看不到解封的希望了，當時心裏面就慌了。”

4月9日晚上，“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組織志願者金建在短視頻 app 里刷到了趙峰。視頻里，趙峰以歡樂的態度展示着愁苦的生活——用土灶做飯、捕魚、理髮、洗衣服。有網友調侃他們：再繼續封控下去，他們可能連房子都要原地蓋起來了。

“我看他雖然視頻點贊量很高，但好像並沒有什麼人給他提供什麼幫助。”金建說：“卡車司機這個群體確實挺能吃苦耐勞的，大多不願意麻煩別人，也不願意顯得自己很弱，遇到困難也想靠自己。所以我就主動去問他需不需要幫助。”

收到金建的私信時，趙峰的第一反應不是自己是否需要幫助，而是他所在公路的55位卡車司機終於有救了……

上海南匯方艙的300人自治樣本

出品：極晝工作室

4月13日晚上在上海南匯方艙的集裝箱式隔離點，雨水順着天花板滑到牆壁，不斷漏在簡易的鋪位上。11號樓門前，被稱為“樓長”的王燦鈺帶着廿多位隔離者趟過雨水，有序地運送晚飯。

這個方艙在4月初投入運作，王燦鈺到來11號樓之前，其他十幾棟樓加上集裝箱片區，大約已入住4000人。11號樓共有三個單元，每個單元六層，每層有擺着四張床的12個房間。4月6日傍晚，300多人進入這個樓棟生活。王燦鈺曾經感到不安，但他很快意識到要在失序中重建秩序。

方艙之外，王燦鈺是一家企業的高管。他在方艙遇上了另外三位有共識的人，他們是一位藥物研發部門經理和兩位 IT 工作者。四人率先成為志願者負責人，按樓內布局建立起“樓長—單元長—層長”的自治管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