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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記者 Juliane Löffler 花了三年時間調查一位德國知名醫生濫用職權對病人進行性侵犯的故事。她在報道中詳細介紹了這位醫生被指控的幾個案例。
但在洛夫勒與另一位記者發表了這篇報道後不久，這位醫生就開始採取法律行動，迫使刊登報道的媒體進行了撤稿。洛夫勒現在為 BuzzFeed News 撰稿並在《明鏡》雜誌（Der Spiegel）擔任編輯。
在不久前舉行的 GIJN 的女性調查記者交流研討會上，洛夫勒說，如何處理這位醫生提出的法庭禁令是報道這個故事時面臨的諸多困難之一。
#MeToo 調查的挑戰
洛夫勒說，對 #MeToo 故事的報道可能特別困難，被指控人是有權勢的人物時，法律上的反擊是常常遇到的事情。而在這類報道中，收集可靠的證據很困難，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目擊者來核實受害者的證詞。
她說：“有時事情是發生在很久之前，很難重現（當時的場景），另外一些受害者受到了創傷，而受到創傷後受害者會存在一些記憶空白。”
這位被控侵犯自己病人的醫生後來在一個案件中被定罪，儘管目前他正在上訴。
Löffler 說，她不會去調查一些缺乏確鑿的證據支持的指控：“我必須確保我的報道中的事實有足夠證據支持，如果被指控的人要對我進行法律上的追責，我要確保我的報道在法律上站得住腳。”
但她也補充說，有一些方法可以讓記者確保這一類型的報道能夠被發表。
首先，與消息來源建立信任是很重要的。“我告訴人們我是誰，我在哪裡工作，他們可以了解我，”Löffler 告訴觀眾：“然後我告訴他們，我想了解發生了什麼。只有在這之後，我們才會討論我是否可以發表相關報道。”
她說，記錄與消息來源的對話也是至關重要的。但當記者試圖建立信任時，收起你的錄音機可能會讓消息源感到安心，對報道過程和時間表的誠實、透明也有助於讓你和消息源之間建立信任。
“我也試圖為我們的對話制定一些規則，”Löffler 說，並分享了她在報道 #MeToo 故事方面的經驗。“我解釋說，我將不得不仔細詢問當時發生了什麼：她們是如何被對方觸摸的，在哪裡，她們當時在想什麼，以及為什麼她們決定在這個時間點尋求幫助。我還會問她們是否有日記、短信、任何他們一直在記錄的東西，讓他們先發給我。”同時，Löffler 也讓她的消息源可以對她的任何問題說不。
如何對受害人進行採訪
Löffler 是參加這次網絡研討會的三名記者之一，這個研討會希望為調查直接影響女性的議題和沒有被充分報道的議題提供經驗和資源。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媒體人有GIJN的副主任Gabriela Manuli（左上）、肯尼亞記者Rael Ombuor（右上）、BuzzFeed新聞記者和Der Speigel編輯洛夫勒（左下）和德國之聲的土耳其記者Burcu Karakaş（右下）。
另一位與會嘉賓、肯尼亞記者 Rael Ombuor 曾調查過些非洲一些國家的轉換療法——這種試圖改變某個人的性取向或壓制他/她的性別認同的做法備受批評。
Ombuor 也重申了在採訪潛在消息源時，慢慢來是多麼重要。“當我報道 LGBTQI 或女權主義問題時，我會花時間去傾聽，因為這是她們的故事，也因為她們是能更好地講述自己故事的人。”
她對調查這類選題的記者同行提出的建議之一是提出開放式的問題。其他建議還包括：
- 真誠，允許你自己感受到周圍的一切
- 不要告訴受害者你知道她們的感受，因為她們是唯一能夠知道這種感受的人。
- 不要輕易下判斷
- 記得追問
- 做一個好的傾聽者
- 有一個開放的心態。
注意自身安全
Ombuor 還指出，調查記者考慮自身的安全是多麼重要，特別是在進行卧底時。當她報道肯尼亞的轉化治療中心時，她與司機緊密合作，後者也為她提供了一些人身安全保障。
她說，錄音設備的選擇也是至關重要的。在報道中，她使用了可以藏在車鑰匙里和內衣里的隱蔽錄音機。諸如此類的工具，可以讓卧底記者更安全，同時確保捕捉到現場的情況。
Ombuor 說，雖然卧底調查多年來一直是由男性主導的調查策略，但使用這種方法的女性記者往往會帶來獨特的視角。但她建議記者不要被卧底的快感沖昏頭腦，並警告說：“不要把卧底報道當做一種人生探索。”
將女性主義視角帶入調查
第三位研討會嘉賓 Burcu Karakaş 是德國之聲駐土耳其記者。她曾報道過墮胎、人權和性別問題，她建議記者們從自己身邊尋找調查線索。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調查選題，可以確保報道中的性別問題得到重視，並明確政府在其中的責任。
她指出：“土耳其以大量殺害女性的事件而聞名。這就是為什麼每當我報道婦女或 LGBTI 問題時，我覺得我是在揭露土耳其政府的態度——他們是如何危害女性生命的。”
她補充說，調查記者需要培養一個廣泛的消息源網絡，可以和非政府組織、律師建立有用的聯繫。“官員們往往會撒謊，或者並沒有重視一些本該重視的東西，這使得與非政府組織保持聯繫非常重要。”
Ombuor 和 Karakas 都說，記者必須對自己的報道產生的影響有一個明確的想法，不過 Löffler 提醒說，報道發表後會發生什麼就不在記者的掌控之中了。她說：“這要由其他人來決定。“並補充說，作為一名記者，她的工作是“專註於準確地發布信息”
Löffler 最後引用了《她說》（She Said）一書的作者之一喬迪·坎托（Jodi Kantor）的話：“（這些事情）永遠不會結束”。這本書詳細介紹了好萊塢大亨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有關性侵的指控。
Löffler 對這句話深表贊同。她說，對於性騷擾、性侵和性別歧視的調查“是一個無止境的領域”，#MeToo運動恰恰表明了原來“有這麼多事情需要被揭開”。
Banjo Damilola 是一名自尼日利亞調查記者。她專註調查司法系統的腐敗，並記錄了尼日利亞警察、法院和監獄部門的瀆職行為。她獲得了沃勒·索因卡調查新聞中心（Wole Soyinka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嘉獎，並獲得了2019年湯普森基金會青年記者獎（2019 Thompson Foundation Young Journalist Award）的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