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缺我一個打工人,可怕的是,我發現自己與縣城也格格不入。”金融專業碩士畢業生青檸(化名)離開北京,回到山西老家縣城某銀行當在編職員。他原以為縣城沒有內卷,工作比較清閑,可以把房間布置得很溫馨,每天晨跑,還養條狗。然而,現實並不如此。碩博畢業生湧入縣城似乎成為了新趨勢,但他們過上想要的生活了嗎?他們真的甘於待在小縣城裡?最終有沒有實現到內心的安置?
上海封控兩個多月後逐漸鬆動,許多人動身離開這座城市,但離開並不容易。阿森是一位“騎士”,最近成為了免費擺渡人,接送想要離開的人到車站。他認為,人們絕對想像不到人家一心想要“回家”的那種感覺,同時在擺渡別人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成長。假如順利,他也打算在5月底回家。
想回家的還有60歲的黃建才。妻子數月前從江蘇常州來到上海化療,5月初不幸病逝。黃建才認為千萬不能讓亡妻一直在外面漂着,於是拖着裝有亡妻骨灰的行李箱,排除沒有公共交通、不懂網上買車票等困難,徒步克服長達七個小時的路程來到虹橋站。逢橋遇水,他會放慢腳步,按照常州當地習俗,在心底呼喊着引領妻子的亡靈過橋:“殷桃香,哥哥帶你回家。”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5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看看城裡的人有多想出去,又怎樣出去。
碩博生湧入縣城之後
出品:人物

圖:視覺中國
“北京不缺我一個打工人,可怕的是,我發現自己與縣城也格格不入。”青檸(化名)是北京某金融專業碩士畢業生,目前卻在山西老家縣城某銀行當在編職員。
銀行秋招開始時,青檸的唯一念頭是留在北京,投的大多是能解決北京戶口的公司。現實是北京的金融圈“太卷”了,光是簡歷關就需要人脈,但青檸的本科不在北京,原生家庭也無法給予支持。兩三個月里,他參加了89場面試,每次結束都只能在 word 里敲下一句話:“今天面試未果。”
因此,當山西老家縣城某公司拋來橄欖枝,青檸高興壞了,感覺是“飄萍終於有了歸處”。然而,他後來發現自己的心理預期過度美好:“我覺得這裡應該沒有內卷,工作也比較清閑,我可以把房間布置得很溫馨,每天晨跑,還養條狗……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
碩博畢業生湧入縣城似乎成為了一個新趨勢。他們都受過最高等的教育,部分人甚至畢業於最好的大學,也在最大的城市裡見過世面,如今卻擠進縣城,下街道、入鄉鎮,在銀行、中小學競爭那些“基層”崗位。
有人認為這是人才浪費,也有人認為這種趨勢沒有什麼值得奇怪。年年擴招之下,碩博生已經從稀缺變成供過於求,可選擇工作領域也相對變得狹窄。另一方面,離開競爭激烈的大城市,去小縣城找一份安逸的生活,也是當下年輕人的一種新趨向。
然而,扎進縣城裡的碩博生真的過上想要的生活了嗎?他們真的甘於待在小縣城裡?最終有沒有實現到內心的安置?
《人物》找到了多名去縣城的碩博畢業生,他們基本涵蓋了年輕人最熱衷的體制內身份——公務員、在編銀行員工、教師等,還有一位“非體制內”的、回縣城創業的海歸碩士。他們講述了選擇縣城的理由,以至於在縣城裡的生活和工作到底是怎樣的。
疫情之下,一個男人決定將亡妻的骨灰帶回家
出品:澎湃新聞

圖:鞏漢語、鄒佳雯 / 澎湃新聞
32年前,黃建才帶着殷桃香到上海買東西。東西買完,倆口子就回家結婚。兩個月前,妻子帶着一個紅色行李箱,從江蘇常州來上海化療。5月6日,她病逝於上海。
此刻在上海空蕩蕩的街頭,60歲的黃建才拖着那個紅色行李箱,只知悶頭往前走。箱子里裝的,正是亡妻的骨灰。當務之急,黃建才想儘快把亡妻帶回家去:“不能讓她一直在外面漂着。”
疫情之下,黃建才沒能叫到去虹橋站的車,也不懂怎麼搶票,就把搶票的任務交給兒子、兒媳、侄女等,自己直接動身,從位於老閔行的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閔行分院,一路走向虹橋火車站。
虹橋站每天只有一班車能到常州,一票難求。黃建才顧不了這些,總不能一直等着,先到車站再說。5月7日下午一點,黃建才拖着行李箱已經徒步七個多小時,走了20多公里的路。一路上,他幾乎沒有停下,只有在碰到過橋的時候才放慢一點腳步。按照常州當地習俗,亡靈自己過不了橋,逢橋遇水便需要黃建才在心底呼喊引領:“殷桃香,哥哥帶你回家。”
我,19歲,在上海免費送人去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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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人民視覺
上海封控兩個多月後逐漸鬆動,許多人動身離開這座城市。那並不容易,從上海發出的列車有限,幸運的人才能搶到一張寶貴的車票。公共交通也沒有完全恢復,為了去到車站,有人花錢坐高價車,有人騎共享單車,更有人拖着行李走了一天。
剛滿19歲的阿森是一位“騎士”,住在通往虹橋站的北翟路上。5月1日,被封了一個月的阿森得以復工,一周後成為了免費擺渡人。最初,他只在回家的路上接送離滬人士,後來接送路程越來越長,最長的一次騎了70公里。他還組建起微信群,聚集了50多位願意免費接送人們的騎手。
“太想回家了。”一位湖南大哥對阿森說。大哥早上七點便從寶山區出發,獨自走了一整天,行李包括一個很大的箱子、一箱瓶裝水、一些吃的,還有一個帳篷和一張被子。阿森一個人拉不完這麼多東西,只好叫朋友過來幫忙;因為行李太多,騎車都騎不了,只能硬走。大哥說,他其實還沒買到車票,只想在虹橋站上蹲着,買到票就立即走。
阿森認為,人們絕對想像不到人家一心想要“回家”的那種感覺:“沒票,他都要去虹橋。沒車,他寧願走去虹橋。你來路上看看,一個個都拖着箱子往虹橋趕,有的人四個輪子都拖壞了還在拖,就想趕緊回家。”
本輪疫情的3個月經歷,讓阿森覺得自己成長了,除了年齡還停留在19歲,其他什麼都變了:“我預計在5月底回家,到家之後,吃個飽飯,再念念經,養養心態。”
漫長的告別,東航“平安扣”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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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新聞發布的“平安扣”紙條。圖:新聞截圖
周正鴻每天吃過晚飯都要泡上一杯茶,到女兒玉笛(小名)的墳頭坐一坐。妻子蘇玉芳則待在家裡,刷着女兒的小視頻,時不時拭去不知何時掉下的眼淚。17歲的小兒子失去最親的姐姐,承受不了打擊,脾氣日漸暴躁。周家命運急轉直下,始於“東航 MU5735 事故”。
“平安扣整體圓滑順暢,寓意事事圓滿,事業一帆風順,家庭圓滿幸福。”在事故搜救現場,武警官兵標記出一張邊緣燒焦的紙條,上面寫着這樣的筆記。玉笛喜歡玉,坐飛機時會隨身攜帶一本厚實的筆記本,上面記錄的全是關於翡翠的專業知識。搜救現場找到的紙條,便是筆記本的其中一頁。
周正鴻是雲南省昆明市滇源鎮土生土長的農民。玉笛懂事,18歲便外出打工,今年從廣州回到昆明,跟一家公司簽約成為帶貨主播。工作剛一個多月,公司因應疫情而停工,準備遷去廣州。玉笛和另外八位同事本來乘坐另一趟飛機,出發當天商量後才改簽了東航 MU5735 航班。
4月13日,玉笛的遺骸入土為安。那是周正鴻一塊磚一塊磚為女兒壘成的墳墓,遺骸則只有四小根骨頭和現場挖來的泥土。對周家來說,莫大的安慰是那張“平安扣”紙條,它跟玉笛的遺骸一樣重要;他們希望,紙條能儘早回家。
住在“命案現場”:一個父親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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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元清現在睡的房間,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曾被公安認定為案發現場。圖:明鵲 / 澎湃新聞
姚元清(化名)自小殘疾,父母離異後成為孤兒。九十年代初,他花光全部積蓄在湖南省岳陽縣新建村買下一套兩層小洋樓,帶着妻子和兩個兒子興高采烈地搬進來,原以為自此能過上幸福安穩的生活。沒想到,二兒子姚小超在18歲那裡自殺身亡,緊接着妻子病逝,因為家貧而被送走多年的小兒子姚小峰(改名:馮玉祥)更於2013年初被發現死於離家不到百米的水塘里,而被指控殺害馮玉祥的不是別人,卻是大兒子姚小皇。
案子從2013年持續到2018年。岳陽縣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認定姚小皇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經過一審、二審、發回重審,岳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為原審定罪證據主要基於姚小皇的供述,但供述的取得並不合法,在沒有目擊證人、作案時間無法確定、作案動機存疑、作案工具無法確定等情況下,證據未能形成完整的證明體系,間接證據得出的結論不具有唯一性,遂認定姚小皇犯故意殺人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罪名不成立。
無罪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姚小皇變得沉默、疑心重、脾氣暴躁,不願意跟人打交道,總覺得有人要陷害他。由於沒有找到真兇,依舊有人覺得他有嫌疑;村裡有人說,姚小皇雖然出來了,並不一定就沒有犯事。
如今,姚元清獨自一人居住。他已經是70歲的老人,小洋樓也變成了老房子。晚上,他在一樓堂屋背後的房間睡覺,那裡一度被公安認定為案發現場。“這裡、這裡……這個頂部當時都有血跡,牆壁上有明顯的刮痕,公安說這些經檢測都是馮玉祥的血跡。”血跡早已經乾涸、變色,成為白色牆壁上的一個個黑點。
“小兒離別無物贈 / 留下一語我心肝 / 願兒前去關煞少 / 一帆風順把名標”當年送走兒子後,姚元清寫下了這樣的一首詩。回憶往事,他稱這個決定是他永遠的傷痛。他覺得很奇怪,自己從來沒有夢到過馮玉祥。馮玉祥死了也快十年了,他說。
522周年祭,白銀越野賽仍未完結
出品:流落南方

四屆黃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賽選手號碼布。圖:選手提供
2021年5月22日,172位越野跑者參加黃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賽,但突如其來的極端天氣、主辦方涉嫌安排失當等因素,造成21位跑者遇難,生還跑者則要承受皮肉和心理上的創傷。
本文作者是生還跑者之一。事故周年祭之前,他到了甘肅省,想要重回當日的賽道,尋找21位跑者遇難的位置,給他們每人送去一枝鮮花。然而由於當地的疫情防控政策,行程最終無功而返。
作者認為,無論是否願意去寫,這都是一篇必須要寫的文章:“因為我們從未忘記!終此一生,刻骨銘心。”
至於該寫什麼呢?作者不願記述家屬們時隔一年仍未擺脫的喪親之痛,因為不希望再讓他們回億往事,更不願由自己來揭開他們的傷疤。他願意寫當日全力救助跑者們的常生村和胡麻水村村民,但不能寫,因為這可能會影響他們在當地的生活。他可以寫當日的其他跑者,其中幾位本來就是他的老朋友,但他不願意寫大家看似歲月靜好,因為他能深刻感受到大家並未走出過去。
“我們已經等了一年。”白銀越野賽事故後,五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批捕,司法程序卻一直沒有下文,沒有查到判決書,也沒有媒體報道。進入紀檢監察程序的兩人,也沒有一點消息。2022年5月22日的周年祭來臨,這一事件卻未完結……
消失的童哲:天才、CEO、賭徒
出品:GQ 報道

插畫:陳禹
2014年創立在線教育機構萬門大學以來,“降低中國教育門檻”成為了 CEO 童哲不斷宣示的座右銘,就像印在他腦門上的宣言。今年3月22日,萬門大學忽然暴雷,旗下應用程序再也無法登陸,並且從應用商店下架,收費用戶的 vip 群全被解散。童哲至今下落不明。
萬門大學販售的,是你一生中可以接受的任何教育,從小學 、初中、高中到大學,還有成人職業技能培訓。它推出過均價1.6萬元(人民幣,下同)的“終身學習會員”,以及再交9999元即可“學滿3600小時退所有費用”的“騙局”,涉及營收總額超過6億元。最高峰時,它擁有超過1000萬名學員。
萬門大學暴雷後,GQ 報道的記者走訪北京和童哲的家鄉廈門,探訪他的朋友、前合伙人、員工、供應商、中學老師、萬門大學學員等,嘗試通過接近30位受訪者,探尋一個曾經恰好踩到風口、懷抱教育理想的優等生,怎樣走上了逃亡之路。
調查採訪的過程中,記者發現這並非一個理想主義一敗塗地的故事。記者認為,當我們從旁觀察每個時代最瘋狂之人所做的選擇,總能讀懂一些新的東西——人該如何定義成功?當時代迅速變幻,人該如何及時調整自己,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