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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8日，一架尋找 ISIS 恐怖分子目標的美國戰鬥機在敘利亞巴古斯村附近向一大群婦女、男子和兒童投下一枚炸彈，另一架聯軍飛機隨後又向倖存者投下了兩枚炸彈。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道， 遠在卡塔爾的美軍空中作戰中心裡，一名監測無人機監控錄像的“困惑的分析師”看到這一轟炸行為後，在安全通訊系統中打出了“誰扔的炸彈？”這句話。該報報道稱，大約有70人，其中包括幾十個平民，可能在這一次災難性的失誤中被殺害。
2021年8月29日，一架無人機向阿富汗喀布爾的一個院子發射了地獄火導彈，造成10名平民身亡。遠程操作的分析師通過“死神”無人機跟蹤發現一名男子將一些東西裝入一輛汽車，誤以為他放的是炸彈零部件，於是發動了轟炸，但是後來才發現這名男子是一位救援人員。
以上只是《紐約時報》的報道團隊在揭露美國領導的國際聯軍自2014年以來在中東地區對ISIS發動空襲所造成的1300多起據稱為平民傷亡事件中的兩起。《紐約時報》經過仔細分析後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空襲行動一直受到問題重重的情報、倉促和不精確的目標選擇，以及成千上萬的平民死亡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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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由八部分組成的系列報道震動了美國國防部，並在上個月獲得了普利策國際報道類獎項。普利策委員會在頒獎詞中讚揚了《紐約時報》“勇敢且不留情面的報道，揭露了由美國領導的空襲行動造成的大量平民傷亡，挑戰了美國對於其在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的官方說法。”
對空襲進行調查的其中一個重要方法是由兩個英國非營利組織的記者和研究員開創的。調查性新聞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TBIJ）——它也是 GIJN 的成員，自2010年以來利用公共文件、新聞報道和一些原始資料追蹤中東地區的無人機襲擊；非營利監察機構 Airwars，自2014年以來也利用各種信息源，包括阿拉伯語社交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報告，記錄該地區的空襲和炮擊造成的平民傷亡數據。《紐約時報》就是基於對伊拉克、敘利亞和阿富汗100多個空襲現場的實地報道、對軍方內部人員和證人的採訪、由 Airwars 等數據庫提供的線索，以及對通過美國《信息自由法案》（U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獲得的機密軍事評估文件庫的分析，展開了調查報道。
《紐約時報》揭示了許多空襲發動者所存在的兩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確認性偏見，即先入為主地將日常物品/活動誤解為武器或可疑的行動；第二個錯誤是缺乏對文化背景的認知，即用有缺陷的“生活模式”理論來預測平民的行動，而很少注意與可預測的事件有關的行為，如在齋月、正午高溫下的活動，還有在 ISIS 戰士迫使下平民進行的活動。
(記者 Azmat Khan 在短片中討論了這些偏見是如何影響美國的空襲目標的)
同樣，《紐約時報》在人員的傷亡核查過程中也發現了類似的偏見和疏忽。有幾個城鎮的傷亡情況根本沒有得到評估，因為軍方核查人員要麼把它們與其他名字相似但沒有被攻擊的村莊混淆，要麼聲稱無法在地圖上找到這些城鎮。例如，核查人員放棄了對摩蘇爾 Siha 社區有30人死亡說法的調查，因為他們找不到有這個名字的地方——但《紐約時報》團隊很快在谷歌地圖上發現它被列為“Sihah”，而且通過谷歌也搜索到了新聞報道中存在“Siha”的英文拼法。與之類似，五角大樓的官員僅因為他們沒有找到兩個分別名為“Al-Bab”和“Al-Gharbi”的地點，就駁回了在伊拉克一個名為“Al-Bab Al-Gharbi”的地方有平民死亡的說法。
普利策獎委員會在2022年授予《紐約時報》的國際報道獎時，指出了Azmat Khan作為特約撰稿人所發揮的作用。圖片由本人提供
在這一系列報道獲得普利策獎後，記者們甚至贏得了美國軍方的罕見讚譽。五角大樓的新聞秘書 John Kirby 在回應《紐約時報》的獲獎報道時說：“我沒法說面對《紐約時報》的報道是讓人高興的。但我想這也是問題的關鍵：事情本不該是這樣的，而自由媒體所發揮的最大作用，就是對我們進行監督。”
為了了解他們調查的幕後情況，GIJN 採訪了該團隊的兩名關鍵成員。一位是《紐約時報》視覺調查團隊的成員 Christoph Koettl，去年9月他最初負責喀布爾無人機空襲的報道，一位是系列報道的首席記者 Azmat Khan，她是《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調查記者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學助理教授。自2016年以來，Khan一直在挖掘中東地區的空襲造成的平民傷亡情況，當時她和一位社會學家一起採訪了軍官和當地的目擊者、調查了伊拉克北部某地區的103次空襲，並以此作為樣本得出結論：每五次所謂的“精準打擊”就有一次會導致平民死亡。Khan 指出這一比例比五角大樓承認的數字要高31倍，而且一直存在於“數以萬計的空襲中”。
報道是如何誕生的？
這次報道中一個重要經驗是如何從不熟悉的文件中挖掘出新聞。Khan 說，在獲得五角大樓2016年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襲擊的單一平民傷亡評估報告後，她出乎意料地發現這類文件包含了大量有關軍事通信的細節，但缺少被轟炸社區的詳細信息。
Khan 解釋說：“我被我在第一份文件中讀到的內容震驚了——裡面寫到‘我們看到人們打開大門’，[美國軍方]將其稱之‘ISIS 的戰術’……他們說這是在一天中最熱的時候拍攝到的畫面，同時沒有看到婦女和兒童，好像他們當時就在那裡一樣。因此我知道我需要得到更多這樣的文件。”
(Khan 在短片中解釋了她報道平民傷亡的起源。）
Khan 之後提出了信息申請，並提起訴訟，要求獲得更多五角大樓發布的傷亡評估報告。去年的時候，她已經累積獲得了1311份類似的報告。去年9月，Koettl 和他的團隊偶然發現了美軍無人機8月在喀布爾造成的7名兒童死亡事件發生前的監控錄像，由此開展了一系列報道。該視頻顯示，一位受人愛戴的非政府組織援助人員 Zemari Ahmadi，因為替老闆拿了一台筆記本電腦以及用蓄水罐為家人裝水，短時間內就被軍事分析師錯誤地認定為恐怖分子。
Koettl 回憶說：“Zemari 的同事告訴我們，他就是一個普通人，早上來裝滿他的大水罐。我們以前沒有聽說過這種說法，當一個人把巨大的包裹裝進車裡，竟然會被美軍認為這是一個炸彈。在我們問他的同事是否有這些蓄水罐的照片後，我們獲得了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監控錄像。”
Christoph Koettl，《紐約時報》視覺調查團隊成員。圖片由本人提供
報道發布後，五角大樓改變了其最初“這是正當打擊”的說法，承認了這是一個錯誤，但隨後聲稱襲擊仍然是合理的，因為 Ahmadi 將車停在了 ISIS 的“安全屋”的旁邊。Koettl 的團隊很快也推翻了這一說法，表明五角大樓聲稱的“安全屋”實際上是一個家庭住宅。Khan說：“我認為 Christoph 和視覺調查團隊對喀布爾襲擊事件的報道喚醒了全世界，讓很多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在此之前）平民傷亡事件很難被當作優先報道的新聞。”
雖然在該系列報道之後幾乎沒有軍方人員為此負責，而且改革的跡象也不明顯，但 Khan 認為報道產生了一系列持久的影響，包括團隊形成了成熟的調查模式，以及五角大樓向其他記者開放了評估文件。
Khan說：“你不會在一夜之間在軍隊這樣的機構看到你想要的各種變化，但我從公眾越來越多地認識到軍方的錯誤中看到了希望。很多研究人員現在正在仔細研究我們公開的文件，以審視像戰爭法這樣的東西，這正是記者們不擅長的領域。”Khan 補充說：“我們現在看到新聞媒體將會更加懷疑軍方所聲稱的精準性，並且努力揭開空襲造成的傷亡情況。”
(Khan 談論《紐約時報》的系列報道將如何影響媒體未來對空襲造成平民傷亡的調查）。
在核查了 Khan 收集到的文件後，Koettl 說他的團隊注意到軍事行動決策中出現了一系列“由微小錯誤引發的嚴重後果”，以及存在的系統性問題。
他解釋說：“我們注意到，許多軍事核查人員確實擁有一些技能和工具，比如使用谷歌地球和Wikimapia——這些工具我們也會使用。但每隔幾個月進行的輪崗，使得他們（軍事分析師）缺乏足夠的培訓和必要的語言技能，這也導致了他們的工作缺乏一致性。歸根結底，最後的結果還是取決於分析師個人有多在乎（襲擊的準確性）。”
《紐約時報》使用 Maxar 衛星圖像來比較敘利亞空襲前後的狀況。報道截圖
Khan 則通過將評估報告中的 GPS 坐標與衛星圖像證據和目擊證人的證詞進行比對，以及密切關注聯軍發布的襲擊視頻來核查官方聲稱的傷亡狀況。
Khan 說：“在我去實地調查之前，我會利用衛星圖像對空襲地點的情況進行前後比對，並把分析結果整理為一個文檔。一開始，我用的是衛星圖像服務 TerraServer，後來，我改用 Maxar 和谷歌地球來尋找空襲前後該地點發生的變化，以及它們是否與官方文件中的描述相一致。在採訪目擊證人時，我絕不會用官方文件中的信息來引導他們，因為人們可能傾向於直接確認這些信息。”
調查平民傷亡的數據庫
Khan 特別推薦記者利用專門的數據庫來調查空襲傷亡情況，這些數據庫具有不同層次的信息源，包括公開的軍事聲明，當地語言的社交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報告。
- Airwars. 該資料庫由英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運營，自2014年以來收集了6個國家（包括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索馬里和也門）的6萬個聲稱由炮擊和空襲造成的平民死亡數據。它的數據庫包括數以千計的軍事文件、非政府組織帳號和阿拉伯語新聞和社交媒體報道，並對信息源進行評估，指明信息核查上存在的限制和哪些來自官方宣傳。Khan 說：“Airwars 對國際調查記者來說非常有用，因為你不僅可以看到美國的軍事聲明，還可以查閱例如法國是否可能參與了這一天或那一天的打擊，以及關於澳大利亞、荷蘭等盟友的信息。對記者來說要進入其中一些地區是很困難的，特別是當你不知道地點在哪裡時，這時候Airwars就派上用場了。”
- Drone Wars database. 該數據庫由調查新聞局（TBIJ）編撰，重點關注2010年以來聯軍在阿富汗、也門、巴基斯坦和索馬里進行的空襲。Khan 解釋說：“TBIJ的做法非常棒，因為你可以很容易下載到關於也門、阿富汗和其他國家的數據，而且你還可以閱讀他們的調查方法。數據庫提供了空襲地點大致的地理位置，以及軍方承認和不承認的事情。”
- Wikimapia. 雖然它不是一個傷亡數據庫，但 Khan 認為這個部分眾包的網絡地圖工具對於尋找被忽視的傷亡地點很有用，因為它匯聚了一些當地社區對事件的描述，並且經常包括一些西方地圖中沒有的標籤和備用地名。她建議將其與谷歌翻譯結合使用，或者交由會說當地語言的同事操作。Khan 指出：“不同國家的使用程度不同。Wikimapia 在伊拉克用得很多，在其他一些國家用得較少，不過它仍舊非常有用。“我記得我在調查摩蘇爾西部的一個變電站的轟炸事件時，看到了這個變電站在 Wikimapia 上被標記出來了。於是我用谷歌搜索了‘摩蘇爾’和‘空襲’兩個關鍵詞，就搜到了有關這一事件的 YouTube 視頻，並將它用於驗證事件的真實性。”
但 Khan 也提醒，由於缺乏互聯網連接、錯誤的軍事評估以及缺失或不存在的政府記錄等因素，即使是最優秀的、基於文件的數據庫也存在着明顯的缺漏，為了避免嚴重的數據低估，現場調查是必不可少的。
Khan 說：“例如，我真的認為我們還沒有了解到阿富汗因空襲造成的平民死亡的全貌，特別是在南部和東部的 Nangarhar 省和 Kunar 省。我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在阿富汗政府垮台後對一個村子進行平民死亡人數的調查。因為那裡的人沒有死亡證明。而沒有官方文件，他們的死亡就不會被計算在內，所以我不得不挨家挨戶地走訪。”
收集空襲證據的工具和來源
- VisualPing. Khan 用這個工具來監測網頁的變化，以便追蹤聯軍發布或刪除的打擊視頻。Khan 說：“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工具。你可以用它來提醒你所感興趣的特定網站的動向。然後我可以將我收集到的證據與軍方上傳的視頻進行對比。我會問他們‘是否對某個地方進行了空襲？’有時他們會告訴我‘沒有。這就是我為什麼能夠發現他們沒有記錄所有空襲地點的坐標的原因。”
- Google Earth Pro. Khan 和 Koettl 指出谷歌地球的桌面端在過去六個月里改進了其搜索功能，尤其是中東地區的搜索功能。用戶現在可以使用它的延時滑塊功能，精準下載某一地點空襲發生前後的圖像。Koettl 說：“我每天都會使用谷歌地球。它對我報道喀布爾無人機空襲事件極為重要。人們有點低估了它，認為只使用放大功能就夠了，但你還可以用它在地圖上組織時間順序和信息，還可以與同事分享數據。”
- 在 LinkedIn 和軍事聊天論壇上搜索信息。Khan 說：“我不應該給出這個提示，因為這是我們正在進行的報道的一部分，你會對 LinkedIn 上發布的很多空戰領域的招聘廣告感到非常驚訝，我建立了一個相關的職位數據庫。為了不在網絡上留下痕迹，我喜歡寄手寫信件給我在 LinkedIn 上找到的人。”Khan 表示，記者還應該留意軍隊的文職顧問和諮詢人員。她補充說：“一位研究軍事評估文件的前五角大樓顧問，就在我們的調查中勇敢地公開了身份。”Khan 指出，找到潛在聯繫人的另一個有用的方法是參加網絡軍事論壇然後翻閱評論區。她說：“當你看到人們說‘我在那裡的時候……’你會非常欣喜。”
- 讓身處戰區的撰稿人打開定位服務。Khan說，現場撰稿人拍攝的大量空襲圖片可能會因為他們未啟用設備上的元數據功能而喪失可驗證性。她說：“如果是像剛果這樣的地方，有時候你能很容易地教人們使用工具來記錄他們自己的經歷並與你分享，但也許你也需要教人們在手機上打開 GPS 定位，讓相片的元數據能被記錄下來。”
當被問及是否有空襲受難者對報道獲獎的消息，以及對人們開始關注空襲造成的平民死亡進行回應時，Khan 沒有表現出任何值得慶祝的情緒。相反，她提醒我們，ISIS 的活動和美國領導的聯軍打擊 ISIS 的戰爭給當地留下了持久的傷害。
她說：“幾天前，我收到了來自喀布爾空襲事件中一位倖存者的信息。他失去了女兒。他說，‘我們還在喀布爾，我們還沒有被疏散，我們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金。祝賀你獲得這個獎項，你能得到多少錢？’”
“聽到他說的這些話……”Khan 在停頓良久後補充說，“這是這份工作中我感到最糟糕的部分。”
Rowan Philp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的記者。他曾是南非《星期天時報》（Sunday Times）的首席記者。作為一名駐外特派員，他報道過全球20多國的新聞、政治、貪腐和衝突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