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冰點周刊》陳卓:深度報道編輯要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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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發於“深度訓練營”的微信公眾號(zhongguojizhe2021),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轉載

一篇好稿的誕生,除了前線記者的功勞,後方編輯的角色也是尤其重要的。從一開始對選題角度的把握,到採訪過程中與記者的溝通協作,再到拿到初稿時對方向、結構和內容的拿捏,編輯就像是稿件的“產品經理”,在記者和讀者之間扮演着“雙向翻譯”的角色。

深度訓練營最近採訪了《冰點周刊》的編輯陳卓,他在這篇訪談中以具體的稿子為例,分享了找到選題角度的方法、採訪的技巧、如何在編輯中平衡新聞的可讀性與真實性等。

《冰點周刊》編輯陳卓

以下是對話摘要:

選題的小切口,背後的大時代

Q:您對一個好選題的定義是什麼?

A:首先是選題的故事性,即這個故事本身必須具備一定的張力。以前有一種說法是“每個人都可以寫一篇人物稿件,但不見得每個個體的故事都是好故事”。怎樣的人物故事才算好故事?我認為標準在於故事必須要有足夠的張力,或者人物富有戲劇性。

發現故事後,如何確定選題角度,我認為評判標準是個體背後是否存在人們普遍關注的東西,即時代性。《冰點周刊》之前有一句話叫“小切口,大時代”,我們發現的選題往往偏向於傳統類,所選取的往往是很細微的個體。但是在個體背後,一定有這個時代共同的關切,有這個時代共同的痛點,這樣它才能夠擊中人心。

當接觸一個人物時,我們往往並不能第一時間抓住這個人身上的特殊點,我們永遠需要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深入人物,最終找到人物背後的時代性。在這個過程中,記者在前方的採訪和判斷就顯得非常重要。

如果要從故事性與時代性中間作選擇,我認為選題背後所反映的時代痛點及公民關切是更重要的,這也是決定文章能否打動人心的關鍵。

Q:在一個選題已經被充分挖掘的情況下,《地震孤兒:別再關注我了》這篇稿子反而展現了不一樣的角度,當初是如何確定角度的?

A:無論從最開始地震的發生,還是之後每周年的紀念日,已經有無數篇媒體報道,新的角度其實已經很難找了。事實上,這不是一篇策劃先行的稿子,而是經過不斷打磨才確定的這個角度。

當時焦波老師帶着幾個地震孤兒去拍紀錄片,這是一個天然的好故事,它有一個很長的時間跨度,有一個豐富的人物光譜,有一個很好的局外人視角,有很多非常好的選題方向。但進展卻不是很順利,採訪對象的打開度很低,不容易接近。當時記者與他們同吃同住,很努力地想要融入他們的小集體之中。

但實際上,最終得到的關於地震孤兒內心感受的素材並不是特別充分。因此,第一稿僅僅是一個很常規的真實呈現,只是展現出來這些孩子在這些年承載着外界人士的諸多期望,以及在成長過程中,他們也有許多不順意的地方。

最終的標題角度,是在漫長的改稿中不斷刪除無效細節或無意義的故事後磨練出來的。反覆卻不持續的善意和關懷,可能給一些災民帶來二次傷害。憶傷痛是一種紀念方式,但是不過度打擾是對倖存者的溫柔守護。

冰點周刊的報道《地震孤兒:別再關注我了》

從玉華老師看到這篇稿子時,認為標題不如起名為“地震孤兒:別再關注我了”。我的第一反應是覺得有些直接,但是仔細一想,這個標題其實能非常準確地表達這群孩子當下的內心狀態。厭煩被外界關注,是這些地震遺孤自我保護的吶喊,也是心理求助的信號。承受外界太多理想化的期待,實則是對他們創傷後精神世界的壓迫。心理重建遠比生活重建困難,不過度打擾,是另一種撫慰和關愛。

如果記者在採訪過程中就能打磨出“地震孤兒,別再關注我了”的角度,可能最終在文本的呈現上會更集中。但現在來看,其實標題僅僅提煉了稿件比較亮點的部分,縱觀整篇稿件,並不是完全圍繞着這個方向來寫的。

Q:一個選題往往有很多方向,要如何才能找到最獨特的角度?

A:當確定了一個有意義的選題之後,它的報道操作絕不是單純地把事情講述一遍。首先要明白,為什麼想寫這個選題。在《冰點周刊》的選題會上,會讓大家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選題,這句話中要包含選題目、選題意義以及思考角度。而編輯需要對選題方向有一個大概的設想,以便記者去做初步採訪。

但不可否認,有時候我們對選題可能涉及的內容是完全未知的,這種情況下記者能做的是盡量把情況摸清楚,先了解事實是什麼,再去深入發掘重要部分。對於那些已經清楚的事實,我們會首先預設選題的發展方向。但我很期待看到先前的預設被打翻,我希望記者通過採訪得到的答案是可以推翻預設和判斷的,或者指出這個預設的方向有誤,也許我們就可以找到選題的全新角度。所以記者在採訪的時候,一定不能機械地提問和記錄,必須要非常敏銳地打開五官去接收信息;同時在採訪中進行信息處理,就像一個高速運轉的計算機一樣,能夠抓住信息的重點,並順着重點去繼續提問和追問。

有的記者採訪回來與編輯溝通時,會事無巨細地把採訪到的內容事說一遍,等着編輯確定重點,然後再去補采追問,我覺得這樣操作效率非常低,而且很容易錯過提問時機。以前我做記者的時候,有前輩教導我,在採訪的時候腦海里就應該已經在構思稿件,甚至可以明確開頭和結尾的寫法;之所以要用這些內容做開頭或結尾,是因為它足夠吸引我,肯定也能夠打動讀者。而不能是我採訪完以後,慢慢地整理冗長的錄音,然後再從中去挑有效的句子和信息,最後才確定方向。

選題的角度,一定是從採訪中慢慢找到的。

深耕深耘,方顯深度

Q:稿件的深度應該體現在哪裡?

A:編輯作為稿件的第一讀者,一篇可以稱之為有深度的稿件,給我帶來的直接印象是它有很多超出我預期的東西。一篇非深度的稿件或一篇不太成功的稿件,講述的內容我們基本都了解,可能它寫得很全面,但是我讀足夠多相關的稿件自然會了解這些信息。可一篇深度的稿件,一定能講出我在此之前不了解的事情。

如果是寫人物稿件,如果記者採訪得不夠深,對人物理解得不夠全面、最終就會寫得不夠透徹。這樣的稿件往往人物特別臉譜化,不管人物是正面形象還是負面形象,都非常不立體、非常刻板,稿件也只見敘事不見人。讀完後,只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但卻不能對這個人物有一個非常立體的把握。而一篇非常深入的稿子,讀完後一定能非常明確地感知到這是一個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們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具有複雜性的人物,他們所處的環境也具有一定的複雜性。

Q:《保住第八位倖存者的腿》這篇稿件故事感很強,而《知網怎麼了》更注重分析,稿件中是否會存在故事性削弱稿件深度性的情況?

A:這兩篇屬於方向非常明確的兩篇稿件。前者是本身故事便具有張力,其深度性就取決於它的故事是否足夠豐滿,是否足夠打動人,是否有能力讓人讀完後擺脫先前對其中形象標籤化的認識。當這篇稿件達到了這個目的,這個故事的深度性就成立了,所以不存在故事性削減深度性的情況。

而對於後者,當然也可以講故事,我們可以去講知網創作者的故事、可以講使用者的故事等等,但故事一定是要讓位於背後的道理,即當我們討論知網的時候,我更想知道知網到底怎麼了?它為什麼會這樣?我們該如何構建一個更好的學術查詢網站?我們到底需要一個怎樣的查詢體系?我們更想了解這些,而不是某個人幹了某些事。如果這篇稿子一定要去追求故事性,可能這篇稿件的力量就減弱了。

Q:您提過媒體需要補充解釋專業知識以減少大眾的認知差距,在這種情況下,要如何平衡專業知識普及與稿件的深度性之間的文本內容?

A:我剛入行的時候,我的老編輯常說稿子的撰寫標準是讓最低學歷的人都能夠看明白。以前有同事經常拿着稿子去給鄰居讀,去給認識的人讀。所以一定不要故作高深,故意用一些生僻拗口的詞語或複雜的句式。把一個很深入的道理講得淺顯易懂,我覺得這樣才是一篇合格的深度稿。

比如鄭州暴雨,在開始有暴雨以來,媒體做的關於洪水的報道非常多,但洪水對於普通民眾來講是有一定理解門檻的。報道中經常說到的“水位超限”、“圩堤的漫潰”等對於普通民眾來講,是比較專業的名詞。媒體的報道大多止於事實,但是對於事實以外的解釋,現在來看至少有些報道是欠缺的,如果能夠補充上這點,可能會有助於彌補媒體報道和民眾認知之間的差異。

如今很多深度報道通常都會涉及到專業知識,這就要求記者給知識降級。這個時候就需要記者體現他們的專業性。

首先記者要做好足夠的案頭工作,讓自身達到能夠與專家對話的水平。其次是確保專業性,這個時候需要專家教授的把關。這種解釋性的內容,記者只能盡量做表達,把專家的話進行加工和降級,在保證準確的前提下,憑藉自身的理解用最淺顯的例子重新表述。不管用什麼方法,都需要把專業知識降級,這其實也很考驗記者的功力。並不是把詞轉述出來寫對了就足夠,而是要盡量簡短、不違和地把這個東西解釋準確。而普及這些專業知識,能夠幫助讀者站在另一個層面並通過另一個角度去看待問題,同時也可以增強稿件的深度性。

所以記者應該掌握與專家對話的能力,並在這個基礎上成為溝通專業領域圈內與圈外、專家與大眾之間的橋樑。

編輯,就是要做好加減法

Q:關於採訪,您通常會向記者提怎樣的建議?

A:以《保住第八位倖存者的腿》這篇報道為例,在確定選題的當天晚上記者就聯繫採訪。作者秦珍子非常優秀,在這個選題上,編輯做的調整並不多。第二天跟記者溝通時,得到了非常多的信息。做稿件就像蓋房子,當第一次採訪溝通後,所有的地基都已經打好了,接下來需要做的是在這個基礎上確定建築的方向,看是要蓋一座大廈還是別墅。

這篇稿子最成功之處,我覺得是在於採訪本身,有很多細節時至今日仍然很打動我,包括救治過程中的細節,包括那些醫生對於“救治”的理解,以及患者在等待救治的現場狀態。記者在採訪環節就要非常明確地意識到,要去捕捉和呈現細節。就像鏟土機一樣,把現場有的東西都拉回來,而不是依賴於編輯在後方做了多少的確定和修改。

我並不會在每一次採訪中都要求記者出一份具體的採訪提綱。有一些特別難的選題,或者特別複雜的事件,我會希望先和記者聊清楚。比如圍繞這個選題方向,我們可以去設計什麼樣的問題。在進入選題時,記者編輯一定要對選題有基本的判斷,對整體討論的走向有大概的共識,但並不一定要有落在紙上的採訪提綱,或者有一個固定的格式。

從個人作為記者的經驗來講,我比較喜歡列採訪提綱的時候窮盡所有的問題,有些問題也許並不會在實際採訪間提到,但是我會都列出來。有些問題會非常細緻,一個問題下分出好幾個小問題。列這麼細緻的提綱,並不是為了和編輯商量或者讓編輯去做修改,而是避免在採訪的時候冷場。哪怕是和採訪對象說著說著沒話題了,我還可以從採訪提綱中找出一兩個問題,使採訪能夠繼續下去。

Q:採訪很難推進時,編輯或記者應如何處理?

A:首先要看我們是否足夠放下自我。一名記者的底線首先是對採訪對象有絕對的尊重,要充分尊重採訪對象的意見,同時要和採訪對象有足夠的共情。記者不是以獵奇的心態去進入選題,不是只想知道這個故事中最慘烈的部分,而是應該站在當事人身邊與他產生共情,去感受他的情緒,和他站在一起去面對現實,從事件中間吸取教訓,並且用專業的技巧去把他的故事呈現出來。

我們經常說要對採訪對象表達感謝。對於採訪對象來說,配合記者深入回憶,尤其是充分回憶細節,對於他來講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沒有人有義務配合我們的採訪,尤其有些時候採訪對象所處的環境也是紛繁多樣的,他或許也沉浸在悲傷中,他可能是非常繁忙沒有空閑的。

有些記者在出差時,能夠蹲守好幾天等待採訪對象。他們會和採訪對象一起下地幹活,跟他一起做家務,幫助他做很多事情,慢慢地就有機會消除心理上的隔閡,獲得採訪機會。

在採訪進行一大半時發現無法推進下去,這個時候可能的因素就非常多了。我們就要考慮很多,是不是能換一個角度去突破?是不是能找到其他同樣掌握類似信息的人,再去完善事實拼圖?是不是可以再等一等?比如面對一些悲傷無法自拔的採訪對象,或者當前的內容可能對採訪對象不太適合,我們是否能夠有足夠的耐心去等待,直到他有意願把這個東西說出來。

如果實在推不下去,也要做好心理準備,認清現實,放棄選題。

Q:在記者從採訪到成稿的過程中,編輯起怎樣的作用?

A:編輯需要幫助記者去尋找核心,幫助記者修正方向,而不是限制記者的採訪和寫稿。

以我的工作經驗來講,我希望記者的採訪是非常豐富、有創造性的。他要對這件事情有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做編輯的傳聲筒,去機械地傳達編輯在後方假想的問題,然後帶回來一個事先預想好的答案。比如在和楊傑搭檔做專欄時,我們會一起討論選題,看到底哪一種選題更適合她去表達,同時更能擊中社會的痛點,進而不斷地調整稿件風格。

就編輯這道工序,我一定要確保所有應該採訪到的信源和應該掌握的事實都已經完成,這是基本要求。首先要問記者,採訪是否採到了需要的信息,如果沒有就回去補采。如果能獲取的信息確實只有這麼多,就要考慮如何把有效的信息表達得更加明確,在什麼地方插入會更加顯眼,可以讓讀者一眼就看到。

此外,編輯的作用更多會在稿件的質量以及內容安全把關環節上體現。編輯大多數時候只是一個後方角色,並不能和記者一起到現場採訪,所以編輯需要依靠常識去做判斷。比如有的時候,採訪對象可能會由於情緒支配而控訴別人;但從編輯的角度,首先要憑藉專業敏感性去做判斷和篩選——“他說得好像不太合常理”,這種時候就需要提示記者注意這一點,或者讓記者去向他所抱怨的這件事情的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第五方去做核實。有時候是常識錯了,但是這種核實能幫助記者在現場做一個判斷。

Q:如何把握新聞的可讀性與真實性?

A:新聞的首要原則就是真實,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不管是非虛構寫作、特稿,還是新的互聯網傳播形式下的一些內容組品,在追求可讀性之前,要保證所有的細節必須都經過核實,是可追溯和查證,經得起考驗的。

記者需要呈現的是事實而不是情緒。所謂的事實,是指能夠交叉驗證的,能夠成立的、有證據的信息。但記者必須要非常深入地去理解採訪對象,包括觸摸這個事件中人們的情緒和感受,而不能做一個冰冷的記錄者,只是把這件事情轉述出來。有時採訪對象可能會說一些帶情緒的話,有可能是不符合事實的。記者需要在事後去驗證這件事情,去理解受訪者的情緒,再去做事實的表達。這個表達的前提,一定是理解,對情緒的感受,但在表達上應該是冷靜和剋制。剋制,才能夠讓稿子立得住。

有時候為了增強可讀性,記者會過度修飾採訪對象的直接引語,這也是一種不好的傾向。還有一些新記者為了追求可讀性,表達非常文學化,可能會用修飾性詞語去形容人物的狀態,但是人的心理狀態是不可知的,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加這麼多修飾,因為這反而會削弱事實本身。我覺得可以在不損害事實的基礎上實現對新聞的探索;但倘若這種探索損壞事實,我覺得就越界了。以前我們常說,稿子要刪到不能再刪,減到不能再減。少用形容詞、多用動詞和名詞,少用虛詞、多用實詞,把所有與事實無關的東西都做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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