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複雜，何以“正面連接”？

2021年9月1日，一家以“面對複雜”為信條的機構——正面連接，上線了。前三篇稿件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此後持續產出深度內容。在原創已經彌足珍貴的年代，他們除了追求傳統意義上的信息增量，還在試圖拓寬理解增量的邊界。創始人曾鳴在不同場合提到，“不是匯入一個已有的響亮的聲音，而是聽那些不能發聲的人表達他們的聲音。”

在正面連接上線的一周年之際，深度訓練營（微信公眾號：shengduxunlianying）採訪了正面連接的所有成員，以及部分合作夥伴，採訪寫作持續半年，試圖以正面連接的方式“正面”他們的複雜。

這篇文章中，你會看到一家機構如何在流量為王的時代活下來、並展現這個世界視而不見的重要部分。

“正面” · “連接”

我向來看不起衡水中學，認為他們考高分不過依靠無休止地做題。但我也知道他們很慘：班主任口中念叨的衡中管理模式——吃飯只要五分鐘。

以往讀過的衡中報道不外乎重複證明這兩點。

2021年9月1日，我讀到了衡中畢業生杜萌撰寫的自述體文章。這篇來自正面連接的報道讓我害怕，好像回到了剛結束一年的高三里。對分數的渴望，以及高考錄取不佳的陰霾重新開始籠罩我。

害怕與感同身受，來源於稿件中具象化的細節：不會使用筷子的手，排隊拿快遞都會覺得“浪費”的時間觀念，“非觸”“有效生”“紙塑聲”之類1984“新話”。

“正面”和“連接”，貫穿正面連接從選題到發稿的全過程。

2021年4月，還未本科畢業的杜萌來到這個尚未定名的機構，說是面試，其實是參加選題會。她向曾鳴提了幾個選題，兩人聊到衡中，這是她的高中母校，也是她畢業論文的主題。她提到了衡中的氣味和聲音。曾鳴馬上意識到，這是真正在衡中裡面生活過的人才能有的感覺，這是好的素材，選題獲得了通過。

離開衡中將近四年，其中的生活細節近乎模糊。杜萌不斷回憶，提筆。每周選題會，她都會拿着寫好的一兩千字片段去討論：班會課，課件里飛舞的藍色蝴蝶；起床鈴是汪峰唱的《怒放的生命》，聽到副歌不起床就會遲到。曾鳴聽得“如痴如醉”。大家就着素材提出困惑和好奇，逐漸理清杜萌身上留下的衡中烙印。

細節足夠充盈時，編輯部指出，這些細節就像無限放大一張照片，像素已經足夠清楚，可它本身仍然是照片，情節沒有流動。

他們建議杜萌回一趟衡中。歸程的素材並沒有用進稿件中，但幫助她找回了正確的氛圍。

2021年6月7日，高考當天，出租車被擋在了衡中校門五公里之外。杜萌嘗試找家長搭車，對方總是首先問：你上哪個大學？聽了杜萌的回答後，家長都不肯載她，並出言譏諷。

她只好自己走了這段五公里的路程，也與仍然籠罩自己的應試教育陰霾獲得了“連接”：只以分數為評價標準的世界，過去的四年和你的能力統統歸零，所有人最在意的還是你的大學。

她找到了丟失的斷層，情節也重新開始流動。

但即使收集到了足夠多的素材，寫到高三，杜萌還是崩潰到了極點。坐在電腦前，開始打字就會忍不住流淚。她嘗試着跟貓講自己的困境，貓會很認真地聽她講話，但她還是寫不出來。她將這種痛苦形容為“坐上曾經的自己的副駕駛，眼睜睜看着車禍發生。”了解所以然還不夠，要像幽靈一樣坐上副駕駛，循環反覆。

此時，這篇稿件已確定為首發稿，發表日期 2021年9月1日也已臨近，編輯部甚至做好了這篇稿子中沒有高三生活的準備。

曾鳴提出三個解決方案：上策是杜萌自己寫出來；中策是杜萌口述，別的作者記下來；下策是打個括號：“這裡發生非常重要的事，作者講述這部分經歷很痛苦，所以省略。”

說比寫要容易，8月27日，曾鳴出差前托作者洪蔚琳再試一次。洪蔚琳拉着杜萌來到會議室里，開著錄音，提了一兩個問題，不斷地表示很理解她。杜萌自己滔滔不絕地說了下去。所有的細節都被整理進了稿件。

作為衡中畢業生，杜萌深知這所學校對學生的“戕害”，可她在衡中生活了三年，甚至剛高考完還是護校小將，沒辦法直接將衡中放在審判台上。經歷的痛苦過往像積木一樣壘築成大廈，最後轟然倒塌。這份扒開傷口，講述痛苦的赤裸使稿件“不忍卒讀”。

這正是“正面”所包含的寓意：正面面對，不迂迴，不迴避，不牽引情緒，毫無保留地把所有的複雜情緒傳達出來。

8月31日，編輯部全員通宵，為第二天正式上線做準備。曾鳴早上到家後也還在工作，直到八點多才睡下。推送時他睡過頭了，但並不以此為意：“(大家) 應該在此之前吃不下，睡不着，盡你所能。但做出來的結果，我希望能拋之腦後。”

“現在熱點出來一個小時，滿屏都是網上搜到的信息拼一拼，再加一點自己的觀點。情緒的東西太多了。正面連接這樣的是稀缺的。”曾鳴的好友、南方周末原新聞部總監曹筠武事先讀過首發稿，看好他們，“正面連接做的事情，在操作技術上肯定比我們當年進步，更複雜。”

“正面連接”是什麼？編輯於蒙闡釋：“就是我們面對人、面對事、面對這個世界，試圖和其他人連接在一起。”

選題會 · 對稿不對人

選題會是正面連接最重要的一件事。

剛發出的稿子、正在操作的關鍵選題，都要上選題會討論，討論甚至會具體到某個形容詞或動詞的用法。會議持續到深夜，甚至凌晨。開到後面，大家都覺得缺氧。作者開到一半困了，去外面睡一覺接着開。如果晚上七點多就結束，大家還會感嘆，今天怎麼結束得這麼早。

深夜十一點左右，保安會巡邏一圈。最開始，他會面無表情地問：你們打算什麼時候走？眾人說：不知道。他拿出手機給他們拍照，然後走開。漸漸地，他（保安）熟悉了這一切，不再過問。

選題會上，曾鳴是個提問者：“比起其他媒體，能做什麼新的東西？你想寫的是什麼？”對方回答完之後，曾鳴再講他的想法。遇到喜歡的選題，他會直接站起來，掏出手機，給大家讀一讀。

在正面連接，除了每周一的選題會，有段時間周三會有固定的編輯坐班。作者和編輯每隔兩三天會打一個長電話。

“他對稿件的熱情大於任何事情，如果他的熱情在流量和營利，那整個編輯部就不成立了。”於蒙說。

與對稿件的熱情相對的，是處理其他事務的“鬆散”。

正面連接的首發稿，除了在幾個群里發紅包讓大家幫忙轉發，沒有準備其他的運營手段。兩個作者臨時承擔了運營工作，把一個個湧進來的讀者，拉進讀者群“正面咖啡館”，其中一位作者用的還是極卡無比、摔碎了屏幕的紅米備用機。

與很多媒體強調快出稿、多出稿不同，正面連接某些稿子的采寫周期長達半年。

作者王雯清入職七個月才完成自己的第一篇長文，選題上會討論了不下十次，基本上每次都是拿出一個新的版本。曾鳴催過幾次，但還是讓她接着寫。

“直到現在，從來沒因為誰完成工作量少了被我罵，或者被我扣錢，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用正確的工作方式完成重要的事情。”曾鳴說，真正的管理是要讓作者去做容易的事情——讓他們不遺餘力地去寫稿。

當然，他也坦言，一篇稿件做了很多個月，機構壓力也會很大，如果每篇都這麼做的話，也無法持續下去。

在智族GQ工作時，曾鳴希望選題會的氛圍可以更放鬆一些，在公司開會，大家有點拘謹，因此有一年多的時間，選題會是在國貿的咖啡館或者是戶外開的。

一次，作者吳呈傑在什剎海附近看到一張能容納十餘人的長桌，覺得適合開選題會，發到群里徵求意見，曾鳴回復：“那我們這次去外面開吧，明天是個大晴天。”

實習生於友嚶提到，選題會偶有新面孔出現。他們歡迎同行甚至是普通的讀者來旁聽選題會。這種習慣從曾鳴在智族GQ的時候就開始了，以至於編輯康路凱提出要參加其他媒體的選題會，被拒絕時才意識到，選題會對很多媒體而言，是一件私密的事。

“如果有到位的批評，為什麼不去聽？”曾鳴始終認為，業務討論不應局限在內部，應該有更多外來視角的碰撞。所有人會對稿件做點評、提意見。

一次，康路凱和另一位同事先是爭論，接着站了起來，聲音越來越大。大家分成兩派，展開辯論。來旁聽的潘逸飛有點被嚇住了，心想：他們以後怎麼面對彼此呢？

但正面連接的作者和編輯都知道，他們的所有爭論都對稿不對人。爭論在正面連接很常見，可能長達幾天、幾個星期、幾個月。大家隔着一張長桌爭論。有時誰也說服不了誰，各自回去消化採訪記錄，下次再爭。

潘逸飛本來對上會改稿的稿件興趣不大，也覺得自己的觀點不夠成熟，不敢說。但聽着聽着，反而被吵出了很多想法，熱血沸騰，中途舉手加入了爭論。

“孕育” · “真問題”

在潘逸飛看來，正面連接做稿子，就像孕育一個生命。

與大多數作者不同，她是北大附中前創意寫作課老師，應正面連接之約，寫下自己所經歷的教育改革。

2021年12月27日，從北大附中離職將近一年的潘逸飛第一次來到正面連接的選題會。選題會沒有開場白，只有於蒙說了句，今天有北大附中前老師來旁聽。潘逸飛以為輪到她自我介紹了，剛準備說話，曾鳴就開始盤點上個星期的稿子，大家直接進入了工作狀態，她又把話咽了回去。

直到有人提到了不久前被免職的校長王錚，於蒙說，正好北大附中老師來了，咱們可以多聊一聊。

2009年，王錚擔任北大附中校長，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消除行政班，實行學院制，推行二一分段：給高一、高二學生自我公民教育的空間，高三學生則專門備戰高考。

然而潘逸飛工作不久，北大附中的改革不斷收縮。她執教的創意寫作課漸趨邊緣化，還有不少教師離職。2021年冬，校長王錚也被免職。

接下來兩個小時里，潘逸飛一直在講自己經歷的改革故事。她越說越興奮，卻顧慮重重：這是選題會嗎？這不就是在聊八卦？

事實上，其他人已經被她的故事深深吸引。結束時，大家告訴潘逸飛，今天她講得很成功，還追着她問，忘記開錄音了，回去還能記得說過的話嗎？

“我都記得，這件事情在我心裡，很久很久了。”潘逸飛回答。

曾鳴說：“像北大附中這樣自上而下的改革，走到現在花了十年，但走回去只要一瞬間。”在北大附中的三年里，潘逸飛動過記錄的念頭，但始終沒有說服自己。選題會上曾鳴講話的一瞬間，讓潘逸飛下定了動筆的決心，“他們不是在討論要寫一個爆款，你會真實地感覺到他們對這個世界的關心”。

潘逸飛將這次選題會形容為孕婦第一次去做B超。整個醫院從專家到實習生都圍攏過來，看着機器屏幕說，這是個好孩子，要有信心，把它生下來。

平常十二點就睡覺的潘逸飛，從開始寫稿到完成，三個月里幾乎每天凌晨五點才能入睡。每天一睜開眼，除了吃飯、睡覺，就是琢磨稿件。

寫作的時候，潘逸飛問文章的編輯於蒙：“會不會覺得哪個地方弱？需不需要回憶新的素材填補？”於蒙建議她不要做：“由於事件產生的疑問是真實、自然的，產生了疑問以後把前面的事情換成更重要的，可能帶來的不是同一個疑問。”

“於蒙是一位耐心，信任我的編輯。”第一次和於蒙見面，潘逸飛花了兩個小時漫無邊際地聊自己在北大附中的感受，於蒙耐心地聽完，並邀請她來參加正面連接的選題會。

初稿上交後，大家告訴她，“孩子”發育得很好，但還要多補充營養、多運動，他們指出了文章的問題，認為它“私人的部分太多，像日記”，需要用更多外部視角的素材，把公共性的部分寫得更清楚。

寫作第二稿時，潘逸飛不斷審視素材，尋找真正具備了公共性，與教育、改革、社會現狀相關的，填入文章。她在稿件里寫下，2019年的秋季新學期，新生不能選課了。他們的課程縮水了，80個學生編在一個班，一周只有兩節90分鐘的課。教研內容退化為：如何讓學生交作業。

編輯部的爭論在共享文檔里繼續：潘逸飛發現了康路凱和另一位同事的批註：有時是康路凱把一句話刪掉了，另一位同事在後面寫了個括號，說：“我覺得這句話可以留。”她心想，自己一個“普通產婦”，何德何能讓那麼多專家圍着指導。

交完第二稿，潘逸飛輾轉反側無法入睡。這一稿幾乎是全新的，但也被編輯部認為失去了教育改革親歷者的自我表達。

關鍵時刻，於蒙將第一稿和第二稿篩選、組合，成第三稿。潘逸飛原本擔心自己的情感表達會為了更適應形式而犧牲，但她發現並沒有，於蒙還幫她找補了不少。

潘逸飛向於蒙說起了王錚。北大附中改革操之王錚之手，教師在改革中幾乎沒有話語權。到改革後期，常年跟在王錚身邊的是他過去的學生，大部分老師與王錚缺乏溝通的渠道，這一直很困擾潘逸飛，第一稿甚至鮮少提到校長。但當她心平氣和地寫了關於王錚的內容，才意識到沒有王錚就沒有這場改革。於蒙馬上跟潘逸飛說，這個感受很動人，可以直接寫在稿子里。潘逸飛才知道，原來還可以這樣表達。

於懞懂得作者的痛處，曾鳴則能洞見作者的弱點，並毫不留情地指出來。

2022年2月28日，潘逸飛和於蒙都認為稿件即將收尾，開始想題目。晚上，於蒙突然找到潘逸飛：“曾鳴又提了一些修改建議……你還改得動嗎？”

潘逸飛這才看到曾鳴在共享文檔里寫的一段話：“感覺潘老師一直在壓抑着進行表達……這篇稿件不能這麼做。即使改革失敗了，這篇稿件也要呈現出一個改革支持者的風骨，文章太中規中矩了，太不創意寫作了。”

所謂“風骨”就是選題中包含的“真問題”，寫作者知曉“真問題”時，會兼具興奮和害怕，但如果害怕高過了興奮，就會選擇迴避。

因為在改革中沒有話語權，事實上，潘逸飛一直對改革中的反反覆復頗多怨言。直到2019年秋天，創意寫作課教師集體搬出辦公室，開始漂流辦公，潘逸飛才意識到，改革並不是她的對立面，“不是改革把我們改沒了，我和改革是一條船上的人”。

潘逸飛試圖逃避的“真問題”，就是北大附中教師在改革中長期沒有話語權。一開始，她出於保護自己、也為了保護其他老師隱私，將這個事實隱藏了起來。曾鳴指出了這一點，也讓潘逸飛意識到，“如果再逃避，這個東西就不成立了”。

一個在終稿中被補充進來的細節是，王錚被免職後，只有兩位老師公開懷念校長，最開始，潘逸飛只寫了學生們對校長的追憶，有意隱去了老師的態度。

潘逸飛自己的創意寫作上課過程，也是終稿才補充進去。因為她之前不確定是否有人願意看老師怎麼教課。

稿件被批評了，也因此有了更好的可能。

“大家並不是在正面連接寫稿之前就已經是符合標準的作者，坦率地說編輯也不是，更刻薄一點，主編也不是，我們有的可能只是一個標準，為了這個標準，就得付出這些東西。”曾鳴說。

標準 · “摸高”

曾鳴認為，正面連接的稿件標準需要達到逐級提高的三個層面：“事實準確”、“語境準確”、“情緒準確”。

正面連接的第二篇文章就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兒子自殺後，為了防止兒子的悲劇重演，父親投入到青少年自殺干預的事業當中。但事實上，父親眼裡的兒子與兒子的實際情況存在較大差異。探尋事件的真實情況，同時拿捏情緒，對作者和編輯而言十分艱難。

最初，作者吳呈傑被父親投身青少年自殺干預所打動，第一次去當地採訪，待了十二天，和父親形影不離地待在一起。他回憶，那時的父親是一個“可靠的敘述者”，而父親眼中的兒子“1米86，陽光開朗”。講到傷心的地方，兩人會一起痛哭。

但隨着採訪深入，吳呈傑發現，有事實和父親的敘述對不上：十二三歲的時候，父親讓兒子一個人去各地旅遊，可兒子的日記顯示，這次旅遊是一個叔叔陪他去的，也完全沒有提到父親。此外，兒子的QQ空間里，有一張他畫的小男孩，手舉一張笑臉，背後，眼淚流了下來。

吳呈傑向編輯部坦承了困惑：他既不認為這是一件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好事”，也無法找到更多的事實佐證。編輯部就謊言要不要寫展開了爭論。有人認為不要寫，在曾鳴看來，這關乎事實的準確，如果最基礎的事實問題都迴避，那接下來的理解也無從談起。為了釐清最基本的事實問題，在第一次採訪結束後一個半月，吳呈傑去了第二次。

第二次去當地採訪，吳呈傑待了十天。這次，他找到了兒子的朋友們，並且和其中一名同學聊到了凌晨兩三點。同學眼中的兒子“1米72，早有自殺的念頭”，有暴力傾向，有時會拿拳頭砸牆。

他還發現兒子跟父母的關係其實並不像父親所說的那麼融洽。當他把上述細節告訴父親時，對方迅速以自己的方式將它們覆蓋掉，自顧自地誇兒子陽光。

“我必須把這些事情講出來，不然我承受不住。”採訪結束後，他買了選題會當天最早的高鐵，提着行李箱來到編輯部。吳呈傑告訴同事們，其實兒子之前嘗試過自殺，也向朋友們呼救過，但父母完全沒有收到求救的聲音。最讓所有人震驚的還是兒子的實際身高和父親的敘述完全對不上。

此時，父親已經被其他媒體報道過，文章中，父親深入“約死群”，儘力挽救其他想自殺的孩子，這是事實，但並不全面。

掙扎後，吳呈傑決心將所有的事實呈現，告訴大家，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好事並不是事情的全貌。

這正是“語境準確”，在更整體的語境中去表達，不能斷章取義。

可稿件的後期寫作逐漸偏離了父子關係的主線，過多地呈現事實本身，反而讓父親看上去有些“冷酷”。

“如果這種謊言對他來說就是一種活下去的方式，有必要這樣嗎？”吳呈傑有些猶豫。

編輯康路凱提出了重要的意見，他認為這樣對待一個父親太殘忍了，應該首先要呈現的是一個父親失去孩子的極度傷痛，“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我身上，可能我也要去編造一個這樣的世界。”

他還提出作者對父親的觀感應該是有層次的：一開始是完全貼合父親的，後面發現了問題，完全不相信了，但到最後又能從某些維度中理解了，這中間的過程也要呈現。

為了呈現準確的氛圍、達到情緒的準確，回憶起父親是如何說的，比父親說了什麼更重要。康路凱又反覆和吳呈傑聊：父親當時哭了沒有？怎麼哭的？是用手心去抹眼淚，還是用手背去抹的……類似的溝通花了一個月。

即使有當時的日記作為輔助，現有的程度仍然達不到康路凱所要求的細緻，吳呈傑不斷地調動自己的記憶，回憶當時的情景。成稿中關於父親對兒子去世走不出來的細節，也是康路凱從初稿和速記里“救”回來的。

兩個人，兩個世界是割裂的，它是個悲劇，但不是一個人的過錯導致的。正是因為這一層的理解，因此在結尾，情緒上沒有過分，也沒有失控。被指出謊言的父親，認真看完稿件後對吳呈傑說：“你下次來鄭州還來找我。”

這就是最重要的第三層——情緒的準確，依靠大量採訪形成外部視角的前提下，從受訪者或者是作者本身的角度去理解，而非純粹客觀。

來正面連接之前，吳呈傑雖然仍有職業追求，但大體上還是在一個平穩的軌道上運行。來到正面連接後，吳呈傑明顯感覺到自己“摸高”了。

找錢 · 談判

2020年2月28日，曾鳴從智族GQ編輯總監崗位上辭職，和他前後腳從智族GQ辭職的，還有康路凱、於蒙、吳呈傑、洪蔚琳等人。

當天下午，大家在北京四環邊吃飯。眾人主張再做一個內容平台，曾鳴牽頭，其他人是編輯和作者。曾鳴想先休息一段時間。大家催促他，只能休息一個周末，然後就得趕緊找投資。

曾鳴最初想到的是依託互聯網大企業，但他發現，對方“並沒有準備為好的內容去付出高的成本……雙方對於好的內容也沒有標準的共識”。

他又將目光鎖定在風險投資上，不巧的是，2020年，疫情打擊了投資機構的信心，文化領域的風險投資萎縮。很多投資人和曾鳴聊完，還是表示抱歉。

山窮水盡時，陳柯芯給了曾鳴一個微信，問他要不要聯繫一下某家投資機構的創始人，他對你們的項目有興趣。

陳柯芯曾在曾鳴原供職的時尚雜誌實習，在她的印象里，曾鳴不會為了做選題而做選題，只在意選題本身，“他對自己足夠誠實、真誠”。

2020 年夏天，兩人說起近況。曾鳴說自己找投資遇到困難。此時的陳柯芯剛剛轉型為財經記者，她說，會幫曾鳴留意投資的機會。

陳柯芯記得，一篇報道中提到，一家機構投過許多看上去不賺錢，但對於這個時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很重要的項目。

她意識到對方能夠與曾鳴匹配。她找到報道作者，請她幫忙引薦了這家投資機構的創始合伙人，向他推薦了曾鳴的創業項目。

曾鳴決定打一個電話試試。2020 年 11 月 12 日，曾鳴撥通了對方的電話，寒暄後，直入主題。

曾鳴在電話里提到，一個人一年看深度報道，也就二十幾次的需求；一年過完，回憶最重要的內容，能夠提供理解增量的內容是從哪個平台看到的，如果第二年、第三年也是，那這個平台就會和他的記憶聯繫在一起：“要做承載大眾記憶的平台”。

通話持續了 28 分鐘。曾鳴覺得對方跟其他人不一樣，不是滔滔不絕的那種人， 雙方有點欲言又止，對話在笑聲當中，以笑而不語結束。

通話結束後，曾鳴立刻把完整的商業計劃書發給了對方，一併發去八篇團隊之前做的深度報道，涵蓋了文化、社會、商業等方面。

晚上10點40分，對方給曾鳴回消息：（寫得）很好，我都讀完了。八篇稿件都有上萬字，曾鳴有些意外，這中間不過隔了六個小時。

三天後，兩個人通了第二個電話，聊了額度比例、做事的原則、方式以及對項目的初步預期。花了 39 分鐘，還沒見過面的兩個人把投資談定了。

執行人透露，他們所看重的是正面連接所帶來的內容多樣性。他們認為，在當下，關注社會，關注個體，把事情搞清楚，需要大量的常識和邏輯，但不是所有人都具備這種能力。曾鳴在業內的口碑以及團隊做的稿件，給了正面連接背書。

企業的本質是逐利。在接觸前，曾鳴知道這不是個掙快錢的事，也無法對成功率打包票。但在對方看來，投資是為了更長遠的目標，而不是當下有更多的盈利。他們也反覆強調，這是行業的常識，只是大家現在把它看短期了。“時間的朋友這句話其實是挺沒必要的，因為它本應如此。”

從接觸投資人到事情落定，這一次的接洽時間幾乎是最短的。“就像賽跑一樣，之前的賽跑都跑得特別久，但沒有跑多遠。這次很輕鬆，最後真的跑到了。”康路凱有些感慨。

直到現在，曾鳴只和投資人也只見過一面：“只聊了一兩分鐘投資的事情，其他時候都在閑聊”，上一次微信聊天還是互祝新年祝福。

“選擇” · “容忍”

曾鳴沒有立刻把找到投資的消息，告訴前後腳從前東家辭職的朋友們，“這一次要沉住氣，等錢真的到賬了，再去跟大家說”。

2021年2月8日，承諾的資金打到了銀行卡上。

兩天後，在北京家中，他和那些朋友通了電話。對他而言，這是2021年最重要的事情。為了緩解焦慮，曾鳴下樓，邊走路邊打電話，走到家樓下，腳因為緊張突然抽筋。

“那天是很緊張，很緊張，確實緊張。最緊張的一天。我見投資人也從來不緊張。我很少會有那麼緊張的時刻。”他在一句話里連說了六個緊張。如此緊張，是因為大家能否重新在一起，對他而言至關重要。

突如其來的電話，讓大家在驚訝之餘更多的是顧慮：拋棄現在的生活重新創業，不代表這件事情能做起來。

離職後的三四個月里，吳呈傑一直在等曾鳴的消息。他發現，沒有平台的支撐，選題往往很難完成。思慮再三，他決定先以兼職作者的身份加入另一家機構，和他一起的還有洪蔚琳。

幾乎每個人都在揣測別人的想法。“如果大家都重新回來，團隊當然能建立起來，但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這個東西做不成，我又要面臨失業。”洪蔚琳回憶。

沒有人直接表態，電話在尷尬的氛圍中結束。

康路凱和於蒙首先表示要參與。

“只有在這個我們一起做的事情里，我才可以按我的想法，寫我想寫的東西。”於蒙覺得，“沒有任何平台可以‘容忍’我們以這種方式寫稿。”她特地說，“容忍”這個詞要打引號。

2018年做記者前，於蒙“一直沿着好孩子的道路前進”——考上北大，保研，進入國企上班、跳槽到互聯網公司。但她只喜歡寫作，因而辭職踏入了媒體業。

她的第一篇稿件，是采寫一位蒙冤入獄者，但她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寫，只能憑感覺摸索。

好在有曾鳴的指導。採訪伊始，他就經常給於蒙打電話。聊到監獄時，曾鳴一直向她強調：給我場景，給我場景。

之後的三四天里，於蒙每天都要花兩三個小時跟受訪者聊監獄的事情，問監獄裡面是什麼氣味？能不能畫個監獄的平面圖？後來，受訪者也煩了，聊一會兒就得出去轉一圈。

交稿的最後一天晚上，於蒙和曾鳴在麥當勞里改稿，曾鳴一邊看稿子，一邊問細節：“最初你的印象是怎麼樣的？當時的場景是什麼樣的？”

於蒙記不清。曾鳴就讓她再去看一下當時的採訪，聽一下錄音，然後再根據原始資料去做調整。改完已經深夜兩三點了。

“就是到最後的版本了，他還是會這樣調。”於蒙回憶。

康路凱被曾鳴視為“可能是業內最好的編輯”。做了三年深度報道編輯，康路凱覺得，曾鳴對作者內驅力的重視和珍惜，給了他比較好的示範。

“編輯就是墊腳石，你要認清、接受。在這個基礎之上，還能夠滿懷熱忱地去工作。”曾鳴告訴他。

他們都認為，編輯的作用不僅是在後期的文字修改，更重要的是，找到作者的長處，“從一千個選題里找到一個他能上場的”，然後在采寫每一步里，更多地啟發作者。

但直到28歲，康路凱才寫出自己的第一篇深度報道《文學的禮物》。

2015年，康路凱成為曾鳴的同事，先後做過版權編輯、新媒體等工作，但一直沒有機會自己寫報道。他對作家王剛頗有興趣，此人是莫言的同學，馮小剛的編劇。一次，正在做新媒體相關工作的康路凱提了這個選題，但“我那個時候也總結不出來他有什麼標籤”。選題未通過。

又過了一年，萌生去意的康路凱特地從北京西邊跑到東邊找曾鳴吃飯，又把這個選題重報了一遍。他也做好了不通過就辭職的準備。

見曾鳴不說話，手放在桌子下面滑手機，康路凱低沉地說，如果覺得這個選題沒意思，直接說也沒關係。曾鳴回答，自己剛才在手機上查王剛的資料，隨後說，你去做吧。

回憶起康路凱的兩度報題，曾鳴在一次沙龍中提到：其實他兩次都沒有聽明白這個選題，但是他有一個標準，“如果你對這個事情非常有興趣，那就讓你去做……過了一年，被斃掉一次，你還跟我說，這個事情一定有非常觸動你的地方”。

曾鳴隨後又和洪蔚琳、吳呈傑分別打了電話。2021年3月1日，思慮再三，洪蔚琳最終決定來到這個還沒有確定名字的機構。一個月後，吳呈傑也選擇了回來。他這樣解釋自己回來的原因：“不說我現在能力如何，他（曾鳴）一定相信我是一個有潛力的人。”

傳統 · 入門

九十年代，曾鳴還在上小學的時候，喜歡去遊戲廳。某一天，當地開展了一次清查行動，糾察遊戲廳里的學生。在站滿整條街的學生中，只有曾鳴老實交代了自己的班級和名字。幾天後，他的左臉頰挨了教導主任重重的一下，教導主任走前還丟下一句話，“你怎麼這麼蠢。”周一的升旗儀式，他站在國旗下作了檢討，不久，課桌椅被撤掉，他覺得給學校抹了黑。

若干年後，他才意識到，那一天，在整個城市被抓到的小孩里，他是唯一說了實話的人。

“我沒有從誠實中得到任何獎勵，這本身是一種獎勵。它帶給我的經驗是，要堅持美德，而不期望從中得到什麼好處，因為事情本該如此，它是自我的一部分。就像一個青年作家說的，如果你的底子清白，那就應該追求高貴。而那個成長中的小煩惱，並未留下任何陰影，也沒改變我的人生軌跡。”

他也喜歡看《七龍珠》。家裡有客人來，曾鳴就翻到最有意思的那幾頁給他們看；2000年前後，他在課間給大家放周杰倫的新專輯。

後來寫報道，做正面連接也是如此，“你覺得這個東西是好的，就希望大家能夠喜歡”。稿件的質量是讓他壓力最大的事，如果沒有給讀者提供足夠好的內容，他會問心有愧。

創辦正面連接後，如果有學生反覆發郵件，報題求實習，即便不太可行，曾鳴也會把他請到選題會上，像正式的作者一樣，給他們充足的時間把選題完整說完。

反覆幾次後，作者們有些不理解，認為拒絕了就可以。但曾鳴認為，起碼要給他一個機會。他解釋，之前遇到的編輯和領導，讓他受到了好的對待，因此他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新人。

2008年，《瀟湘晨報》大力擴充深度部。曾鳴託人遞交了簡歷，得到了面試的機會。他的能力很快被時任《瀟湘晨報》執行總編輯龔曉躍認可。至今曾鳴都感慨：“我對龔曉躍，躍總非常感恩，如果不是碰到他的話，我可能就沒有辦法真正進入這扇門。”

《瀟湘晨報》深度部有兩個首席記者的名額，第二年，曾鳴成了其中之一，也是最年輕的首席記者。

2010年，報社遇到困難，龔曉躍鼓勵曾鳴離開，並且告訴他，如果年輕人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了80分，但平台還停留在60分，那就應該找更好的平台。

第二年，曾鳴與《南方周末》時任新聞部總監曹筠武見了面，準備試稿。

按照《南方周末》的傳統，如果校招的記者在半年內沒有得到編輯部的認可，會被退回到南方報業重新分配，社招的記者更慘——直接辭退。

“等於把壓力都給到記者那邊了：有能力，你就入職，沒有能力，就不行。”曾鳴說。

2011年10月5日，數名中國商船船員在湄公河水域遭襲遇難。但對於《南方周末》，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案件發生前，類似案件的情況，以及這一類事件與賭場的關係。

曾鳴找了上百人，採訪了數十人，連採帶寫只花了四天，周末出發，周二交稿。

操作這篇報道，曾鳴第一次受到了《南方周末》傳統的衝擊。

編輯曹筠武給曾鳴打了一個四十分鐘的電話，跟他聊採訪：今天見的都是海關的人，有沒有去碼頭跟漁民再聊一聊……

在此之前，曾鳴和編輯業務上的溝通都極少。“我做記者這麼多年，其實我一直希望有人能指導我。”

這篇題為《湄公河暗流》的報道拿到了南方周末年度三等獎。

“新聞首先是用腿跑出來的，一個新記者以這篇紮實細密的報道，向我們重申了這一準則。”評語寫道。

曹筠武剛做《南方周末》記者時，他受過編輯李海鵬和張捷的悉心指導——前者是“中國式特稿”的開創者，後者被稱為中國最好的特稿編輯，“我當時運氣確實比較好，碰到的編輯是這樣的，所以我後來也習慣這麼去跟記者交流”。

曹筠武第一次去艾滋病村就是張捷派的。張捷改完初稿，曹筠武發現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註：“這個地方需要增加什麼，這個地方的信息需要補全，這個地方需要調，非常專業。”

過了幾天，張捷又給曹筠武寄來一本普利策獎特稿卷，讓他認真看看，好好學習一下。

李海鵬非常不願意跟人說話，但和曹筠武聊稿子事無巨細：“最後他會直接告訴你，這個方向是最牛逼的，就往這個方向寫。”

那時，南方周末新聞部流行遊戲“帝國時代”，俗稱“帝國”。曹筠武對曾鳴的“岩石性格”記憶猶新，打帝國的時候“把他打得四處逃竄，他跑到哪個邊角，又會捲土重來”。

“如果時間可以停留在那些時刻，經常在一起打帝國，對我一生來說都是非常愉快的。”曾鳴說。

然而，“信息時代日新月異的變革已如同小行星撞擊一樣襲來”，2013 年底 2014 年初，曹筠武不斷地跟大家提“我們要換牌桌了”。

不久，多位編輯先後辭職，眾多年輕記者也徹底離開新聞行業。曾鳴辭職前，在內部論壇寫下：“那由一張張的面容組成的……《南方周末》，我此刻懷念他，以後也將如是。”

尾聲

曾鳴時常想起讀到《系統》的那一天，2007年12月20日，周四，北京。彼時他在一家體制內媒體就職。

他像往常一樣坐公交上班，在團結湖下車，接下來的路線直到今天仍印在腦海里：先往回走100米，左拐進一條小路，再右拐，中間會經過一個報刊亭，他每次都會停在這裡買份報紙。通勤的路枯燥而重複，路上的報紙是唯一的調劑品。

那天，第1452期《南方周末》上新，他花三塊錢買了一份，《系統》在A6和A7兩個版面，很長，超過一萬字。

曾鳴邊走邊讀，走進報社，跨過台階，上了二樓，坐到了工位上，眼睛還沒有離開過報紙。過了許久，他放下報紙，冬日的陽光灑滿身體，暖意襲來。

他並不在乎作者是誰，只是覺得，他認為值得寫出來的東西，被世界上另外一個人寫出來了，並且跟他想象中寫得一樣好。

他還有些許失落——看了一眼十餘人的編輯部，發現沒有人能夠和他分享這份喜悅。這不是其他人在意的事情。

長期以來，他面對的世界是割裂的：看的是世界名著，寫的卻是刻板、無聊的東西。這份報道是在他的世界以外，另一個世界誕生的——儘管是類似的工作，但彼此卻是截然不同的。

而這篇署名曹筠武的報道，讓他發現眼前的割裂開始連接。

“我覺得我也要去寫這種稿子。”曾鳴對自己說。

“他能寫個毛線他。”15年後的2022年，曹筠武哂道。

本文刊發於“深度訓練營”，全球深度報道網獲授權轉載。本文作者施嘉翔、張馨；採訪施嘉翔、張馨尹、許願、馮平、唐卓雅、伍甜甜；特約編輯郭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