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Shutterstock
人們普遍認為，調查政治醜聞或腐敗需要記者前去卧底或將自己置於一個相對危險的處境。但羅馬尼亞調查記者艾米莉亞·塞爾坎（Emilia Șercan） 說，她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調查報道，是通過公共圖書館查詢資料做成的。
“他們可以將錢存入瑞士和其他國家的賬戶，可以將財產放在另一個人或家人的名下，但他們不能隱藏他們（出版）的書籍或博士論文。”她所指的是她的調查對象——那些有時能使官員們獲得晉陞的著作。 “它們在圖書館裡，而且是公開的。”
艾米莉亞·塞爾坎（Emilia Șercan）
過去7年，塞爾坎一直在撰寫有關羅馬尼亞高層官員涉嫌博士論文抄襲的文章。她的調查找到了羅馬尼亞政府高層直接抄襲著名作家和其他學生作品的證據，包括政府部長在論文的不同章節間使用不同的字體——換句話說，他在複製粘貼時甚至沒有改變字體和頁面布局。
她發表了數十篇關於博士論文剽竊和學術造假的調查報道，總共涉及約 50 人。被她曝光涉嫌抄襲的人包括現任羅馬尼亞總理、國防部長、衛生部長、教育部長，還有一些大學校長、警察局長、軍隊將領、檢察官和法官等。 總的來說，她的報道可以說讓整個羅馬尼亞政界高層的學術資質蒙羞，而這一切都始於她檢查著作腳註和可疑的參考書目。
始於偶然的調查
作為一名記者和編輯，塞爾坎曾花費數年研究經濟和政治腐敗，後來她曾負責一家報紙的調查部門，其報道涉及羅馬尼亞前總理的腐敗醜聞等。
再之後她讀了一個博士學位，目前塞爾坎是布加勒斯特大學新聞系的助理教授。她說，寫論文的過程是艱苦、複雜和耗時的——但同時也讓她明白完成這個水平的學業需要付出什麼。
她開始調查學術抄襲“幾乎出於偶然”。一天聽電視新聞時，塞爾坎得知羅馬尼亞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部長將被任命為臨時總理，她想知道：他真的有學術能力寫論文嗎？更重要的是，他曾擔任過許多頂級職位——而這些職位都不是那種可以有足夠時間進行深入學術研究的職位，這些懷疑和好奇心促使她開始進行調查。
“我去到圖書館，打開論文——他得了最高分，“她在今年7月倫敦調查新聞中心的分享中告訴聽眾。在 GIJN 的採訪中她詳細地展開，“但有一個跡象有些不對勁：這篇論文甚至沒有導言或結論。我在想，如果連一篇普通論文中都需要導言和結論，你怎麼會在這樣的學位論文中能沒有導言和結論？”
羅馬尼亞記者艾米莉亞·塞爾坎在倫敦的調查新聞中心進行分享。圖：調查新聞中心
“在第一頁，我發現第一個腳註寫着‘op cit’——這是拉丁文術語 ‘opere citato’的簡稱，學術寫作中用來標註前文引用的參考文獻。”我心想，如果這是在第一頁，那麼（前文引述）在哪裡？有明顯的跡象表明這篇論文有問題。兩個小時內，我發現了大約40頁內容是抄襲的——有些內容甚至來自他的博士生導師，他沒有注意到自己被學生抄襲了。於是，我據此發表了第一篇報道《它是沉默的》（It was silent）。
臨時總理在他的 Facebook 頁面上抨擊了塞爾坎的報道，稱其為“媒體私刑”（media lynching）。但根據《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的報道，負責監督大學獎項和證書的羅馬尼亞國家機構後來裁定這篇論文是抄襲的，並建議撤銷這篇論文。
塞爾坎回到圖書館，接着發現了另一篇抄襲，然後是第三個，第六個——似乎這些抄襲都與那位政客有關。塞爾坎後來成了博士生導師，並開始在獨立線上媒體 PressOne 發表她的揭露文章。塞爾坎說，她所檢查的絕大多數例子“都是抄襲的”。另一篇學位論文——它屬於一名情報官員和羅馬尼亞最有權勢的人之一——則從國家圖書館神秘消失了。
如何找到抄襲證據？
發現抄襲有多難？塞爾坎是怎麼做到的？她說，有些時候她在文章一開始就能發現抄襲的證據，有時候就需要兩、三天，更隱蔽的案例則需要長達數月的深入研究。其中最困難的一次調查涉及到一位部長的論文，因為他在其中引用了互聯網上無法訪問的書籍中的材料。
塞爾坎的學術背景能幫助她很好理解了撰寫博士論文的規則，而對於記者主導的學術剽竊調查，她提供了以下建議：
- 檢查簡歷：“為什麼？當我看到某個人在羅馬尼亞擔任極具挑戰性的職位同時簡歷中又有博士學位，我會想：他們有時間攻讀博士學位嗎？” 她解釋說。 “這不像是一份兼職工作。 你必須每天花八到十二個小時在你的學位論文上。”
- 聚焦檔案：在羅馬尼亞，法律要求大學向國家圖書館發送所有博士論文的副本。這意味着它們可以被查閱和檢查。羅馬尼亞的官員們正試圖改變這一規定。“他們很震驚，”塞爾坎說。“他們知道自己可能是下一個曝光的人。因此，他們關閉了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的訪問渠道。”於是她不得不提出電子訪問請求，但通常情況下，她最終會得到她需要的東西。學術作品不可避免地會有紙質線索。
- 使用電腦程序搜索剽竊跡象： “大部分時間我都在使用 Google，但也使用 Turn It In”——她指的是一個檢查抄襲的網站，她也會進行人工檢查，“我首先看的是腳註， 接着是引用書目。” 另外，論文在不同章節使用不同字符，比如從 Times New Roman 字體轉換到 Calibri 字體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信號。 她說，有一次一位抄襲者甚至沒有調整複製來的內容以匹配原本的字體，“它們被原樣放在那。” 在一個案例中，一篇論文顯然有 80 頁來自未註明出處的來源，其他部分則四處粘貼短語，或者用同義詞替換使其看起來像原創作品。但在大多數時候，塞爾坎說，“他們只是在複製和粘貼——甚至粘貼錯誤的內容。 我甚至發現過一篇文章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是抄襲的。”
她關於羅馬尼亞現任總理——前將軍尼古拉·丘卡（Nicolae Ciucă）的博士論文涉嫌抄襲的報道，用紅色、綠色和藍色的顏色編碼來突出論文和她調查時所檢查的文本之間的相似性，讓讀者也可以看到這些相同的地方或那些無法恰當歸類的元素。在一個案例中，她突出了31個一模一樣的詞。在報道的其他地方，她標記了一些主要來自另一個來源但沒有正確註明出處的段落。總長138頁的文章中，她累計在42頁發現了抄襲的內容。
尼古拉·丘卡否認了這一指控，並回應說他的論文“是多年博士研究的科研成果，反映了自己的付出”。他還說，他的論文是“根據當時的法律要求”撰寫的。法新社報道說，在總理回應相關的指控後，法院以技術原因為由駁回了向總理提出的其他三項抄襲指控。但法院這一裁決本身也正在接受調查。
值得注意的是，擁有研究生學位的羅馬尼亞官員能夠獲得晉陞並可以以此要求更高的薪水。塞爾坎還指出，未來的將軍們可以利用學術成果來迴避一些通常很艱難的軍事考試。
塞爾坎發現，學術誠信監管的失敗在三所軍事院校中都是一個問題，這其中還包括情報和國家安全部門主管的大學。
在這張幻燈片中，艾米莉亞·塞爾坎用紅色、藍色和綠色注釋來突出羅馬尼亞總理所寫的學位論文中不同形式的抄襲。圖：艾米莉亞·塞爾坎
當權者的反擊
Zoltan Sipos 是一名調查記者，也是總部設在羅馬尼亞的 GIJN 成員組織 Átlátszó Erdély 的創始人。他說，雖然之前《自然》雜誌也曾報道前羅馬尼亞總理涉嫌博士學位剽竊的醜聞，但塞爾坎堅持不懈的報道揭示了一個系統性問題。
“這些證據全都有完整記錄，”他告訴 GIJN，塞爾坎的工作方法是將一切都記錄下來。這樣，她就能夠記錄這裡何以存在整個抄襲網絡。他說，這在如今或曾經的羅馬尼亞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業務，你可以選擇不同等級的抄襲論文。
他補充說：“在羅馬尼亞有太多不公正的事情，人們願意看到這個女人來處理這個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她能夠成為一個偶像、一個明星。”
塞爾坎的報道也產生了其他深遠的影響。她說，羅馬尼亞的國家情報局開始調查內部工作人員的博士學位論文，並發現他們所審查的博士學位中多達一半是抄襲的，這導致一些人被撤職。另一間機構的調查則發現了更高的涉嫌抄襲比例。
塞爾坎是三本書的作者，在職業生涯中也獲得了許多獎項和獎勵，其中包括 Ion Rațiu 調查新聞獎（註：羅馬尼亞的新聞獎項）。她說，儘管過去七年來她一直在報道有權勢的人，但從未遭到起訴過。“因為我在做任何事情時都非常小心。因為一旦有一個錯誤，我就會把一切都毀了。”一位部長曾公開威脅要起訴她，但從未這麼做。
一些人反駁她的發現，聲稱他們只是按照不同的規則進行研究，遵守當時的學術標準誠實地提交了他們的博士論文。
但“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道計劃”（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的共同發起人、羅馬尼亞人 Paul Radu 說：“不幸的是這是一種全國性疾病，人們獲得了他們不配擁有擁有的學位。塞爾坎找到了這個垂直領域，而且將她的調查工作進行地非常徹底。”
他補充說：“正如調查記者應該做的，她關注的是權力。一層層的人靠着這些假學歷成為精英。這就是她的作品如此重要的原因：它顯示了這類公職人員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們真的是靠着謊言走到了如今的位置。”
但是，與當權者對抗並使其難堪需要勇氣。
“你必須了解心理學，”Sipos 說。 “這些都是非常有權勢、而且通常非常富有的人。 他們想通過博士學位表明他們也屬於知識精英。這個女人來了，基本上粉碎了他們的聲譽，而且在很多時候，他們的聲譽比金錢或權力更重要。這種尷尬是他們能經歷的最糟糕的事。”
雖然塞爾坎的報道內容本身沒有受到廣泛質疑，但她卻面臨著反擊，包括死亡威脅和網絡暴力。一位前伴侶在20年前拍攝的私人照片也被泄露到網上用來攻擊她，對此事的調查正在進行中。
4月，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國際新聞學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和其他一些記者組織對騷擾塞爾坎的行為及其對羅馬尼亞媒體自由的影響表達了深切憂慮。
針對誹謗塞爾坎的運動，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呼籲對她的案件採取行動，建議“報道公共利益問題的記者應該受到保護和讚揚，而不是威脅”。羅馬尼亞法院之後對兩名策劃攻擊塞爾坎的官員判處了三年監禁，緩期執行。
保護記者委員會的歐洲代表 Attila Mong 告訴 GIJN，“在東歐國家揭露有權勢的人對記者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有很多風險。”
“系統性地曝光這些（學術醜聞），很可能使她在某些圈子裡如同頭號公敵。”Mong還說，“作為一名女性，這一定更加困難。”
塞爾坎在這張幻燈片中顯示了她多次調查的時間線。 圖：艾米莉亞·塞爾坎
為什麼這項調查如此重要？
塞爾坎說，有些人質疑這項調查為什麼重要——為什麼她花了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來研究腳註和博士論文？畢竟，抄襲在羅馬尼亞不是犯罪，除非有些涉嫌侵犯版權的行為可能會涉嫌犯罪。
對此，她這樣回應說：“抄襲就是盜竊：竊取某人的想法、文字、頁面……當有人在學術環境中竊取他人的智力成果時，它被視為冒犯。這種犯罪是知識分子的犯罪，而當有人為了獲得學術認可或博士頭銜而進行盜竊時，（這種犯罪）就更為嚴重。”
她補充說：“騙子真的可以摧毀一個國家的根本。道德和誠信非常重要。 而當學術剽竊在國家公務員中變成了一種正常現象，它將破壞我們社會的價值，這點非常重要。”
塞爾坎還從她揭露醜聞的方式中獲得了一些安靜的樂趣：在圖書館安靜地工作，關注到那些沒有人能想到會成為自己丑聞的文本記錄上。正如塞爾坎所說：“我抓住了一些他們從沒想過會損害他們或他們形象的東西。”
Radu 說，這種影響將持續幾代人。 “她阻止了靠假學位而獲得晉陞這一官場邏輯，”他說。 “這些人在公開場合受到了極大的羞辱。在未來，人們將不會再使用這些標準來決定官員晉陞。這意味着，我們國家的管治團隊將會更乾淨一些。”
Laura Dixon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助理編輯，她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在哥倫比亞、美國和墨西哥進行報道，她的作品曾發表於《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和《大西洋》等媒體。她也曾獲得 IWMF 和普利策中心的報道研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