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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者约翰·阿兰·纳姆（John-Allan Namu）在参与过潘多拉文件调查项目后，匆忙地租了一套公寓。
他让家人从家里搬出来，也让孩子暂时休学，这样低调生活了一个月，等着看他参与的报道是否会遭到肯尼亚最有权势的家族的打击报复。就在那时，他开始怀疑这份工作是否真的值得。
肯尼亚调查记者约翰·阿兰·纳姆（John-Allan Namu）
他说：“在潘多拉文件调查项目中，我们与当时肯尼亚最有权势的家族对抗，揭露了他们可能不希望曝光的事情。有些人认为，我和我的家人和他们继续周旋下去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
对于内罗毕的调查和深度新闻制作公司 Africa Uncensored 的负责人纳姆来说，这是一个反思的时刻。这一刻使他对成为一名调查记者产生了疑问：追求一种带来风险和压力的生活对自己的家人是否公平？什么才是做点其他事情的正确时机？
“这些成为我每天思考的问题。我想知道，在自己从事调查报道的愿望和雄心中，我能否为我的妻子、孩子提供正常的生活？这是沉重的事情。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把它强加给家人们公平吗？”他在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举办的关于调查新闻导致情感伤害的网络研讨会上说。
I'm going to be sharing some experiences on the emotional toll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on the 12th of this month with @risj_oxford . So, in preparation let me share one (short-ish) story from October-November last year, about #PandoraPapers and the days after. Ready? OK
— John-Allan Namu (@johnallannamu) October 4, 2022
调查记者的重担
“我不想把这当作是我个人的问题，这也是全世界许多调查记者的共同面临的问题，”纳姆指出。“这真的会让我想到：我为什么要让家人承受这些？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质疑我的工作和我所做的事情的年龄，这会是一些很艰难的对话。”
“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在报道的背后不仅仅是记者一个人，还有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如果这个记者出来什么事，他们都会受到影响，”他补充说。
网络研讨会的主持人、印度记者和新闻主播米塔利·穆克吉（Mitali Mukherjee）对这一点表示赞同，她说，至少在私下交谈中，许多记者，“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记者”都在问，他们的工作是否会让自己成为目标，甚至于担心自己的工作影响孩子们的前途。
穆克吉说，纳姆的经历提出了关于”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应该期待什么，工作中会遇到什么，以及记者必须处理什么样的附带情感伤害”的问题。
纳姆说，网络上的攻击、现实中面临的风险，和一种调查记者本身的生活方式，都给自己带来了精神负担。”更深刻的是那些与曾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交谈的经历……以及作为一个人，你在听到这些创伤经历后还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负担，这些都是渗入你骨子里的东西。”
多年来，纳姆作为肯尼亚电视网络（Kenya Television Network）的特别项目编辑，领导着一个调查小组。不过他后来离职，并成立了Africa Uncensored，这个组织的使命是“调查、曝光和充权”。他对南苏丹精英利用该国战争获利的系列调查报道，是2019年GIJN的全球亮光奖的得主之一。
虽然影响记者精神和情绪的往往是一些特定因素，例如一个困难的报道，一次攻击，一个法律诉讼，但纳姆耶指出，个人的情绪消耗会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就是一种调查新闻工作所付出的代价。”他解释说：“长时间的工作，长时间离开家庭，当它不再成为你的一种荣誉的时候，你就会对这种长时间的缺席感到内疚。”一个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是自己在独立承担的，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们在那里与某些沉重的事实抗争，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努力。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为挖掘真相的人，做不受欢迎的事情，反复提出棘手的问题，同时可能招致一些不受欢迎的声誉。”
他补充说：“你必须理解一种平衡……你所选择孤独的生活和职业确实会产生一些后果。”为了生存和发展，他建议记者寻找自己的支持网络：那些支持记者的编辑、那些能够理解调查记者的同事，以及那些可能正在经历类似事情的其他记者。
潘多拉文件的调查项目，汇集了117个国家约600名记者，向纳姆展示了“我们不是孤独的狼，而是一个愿意为公共利益而合作的群体”。
为跨境合作调查项目的一份子，纳姆感到自己并不孤单，是更大的调查新闻社区的一分子。屏幕截图 ICIJ
“从事这项调查工作的记者群体一分子，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个亮点，这些都是让我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他说：“我的妻子不断地告诉我，我们已经经历了最糟糕的情况。她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就建议而言，就是要找到你的支柱——那些在你的水井空空如也的情况下，你可以从他/她那里汲取力量的人。”
虽然他说有些报道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但你要知道“它们就在那里，不可能被撤回。人们可以试图埋葬它，但精灵已经离开了瓶子”，想到这些就会给他带来安慰。
建立一个现代的新闻编辑室
穆克吉指出，过去十年改变了调查记者工作的背景，对于记者的攻击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一些大规模的攻击对单个记者或单个新闻室来说可能相当难以应对。
纳姆耶耶指出，越来越多的受到支持的网络团体正在和记者针锋相对。“他们的工作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描述事实，基本上和记者的工作是对立的。”
他补充说，虽然记者和编辑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在 Africa Uncensored，他正试图在新闻编辑室创建情绪支持的架构。虽然现在这只是一个小团队，但为需要倾诉的员工敞开大门是重要的方法；另一种方法是为需要帮助的人寻求专业的帮助。
他说：“我们相当认真地在对待工作对记者的精神伤害……让人们明白，记者是会有沮丧的日子，甚至是沮丧的几周或几个月，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也会获得资源来支持正在经历情绪问题的记者。”
纳姆还说，作为支持一线调查记者的方法，编辑部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有些事情你无法为记者提前准备好，”他说。“但你可以向他们展示出你在支持他们的工作，一个编辑的工作是给予指导和保护。而这意味着当他们受到攻击时，你必须站出来保护他们。”
潘多拉文件调查项目之后呢？低调生活了几周后，纳姆回到了自己的家，继续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确实想过辞职，转而做一些更轻松、威胁性更小的工作，它们不会让我受到尴尬的目光注视，也不会让我成为政客或精英阶层的敌人。”他说。虽然纳姆仍在思考这些问题，但现在他决定仍与那些相信他们报道能带来改变的新闻人们站在一起。
“最终，我们中必须有一些人选择天真地相信新闻业确实能改变现状。”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尽管一两篇报道是微不足道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作建立了一个可以揭露错误行为的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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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Dixon 是全球深度报道网助理编辑，她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在哥伦比亚、美国和墨西哥进行报道，她的作品曾发表于《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和《大西洋》等媒体。她也曾获得 IWMF 和普利策中心的报道研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