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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記者約翰·阿蘭·納姆（John-Allan Namu）在參與過潘多拉文件調查項目後，匆忙地租了一套公寓。
他讓家人從家裡搬出來，也讓孩子暫時休學，這樣低調生活了一個月，等着看他參與的報道是否會遭到肯尼亞最有權勢的家族的打擊報復。就在那時，他開始懷疑這份工作是否真的值得。
肯尼亞調查記者約翰·阿蘭·納姆（John-Allan Namu）
他說：“在潘多拉文件調查項目中，我們與當時肯尼亞最有權勢的家族對抗，揭露了他們可能不希望曝光的事情。有些人認為，我和我的家人和他們繼續周旋下去可能不是一個好主意。”
對於內羅畢的調查和深度新聞製作公司 Africa Uncensored 的負責人納姆來說，這是一個反思的時刻。這一刻使他對成為一名調查記者產生了疑問：追求一種帶來風險和壓力的生活對自己的家人是否公平？什麼才是做點其他事情的正確時機？
“這些成為我每天思考的問題。我想知道，在自己從事調查報道的願望和雄心中，我能否為我的妻子、孩子提供正常的生活？這是沉重的事情。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把它強加給家人們公平嗎？”他在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舉辦的關於調查新聞導致情感傷害的網絡研討會上說。
I'm going to be sharing some experiences on the emotional toll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on the 12th of this month with @risj_oxford . So, in preparation let me share one (short-ish) story from October-November last year, about #PandoraPapers and the days after. Ready? OK
— John-Allan Namu (@johnallannamu) October 4, 2022
調查記者的重擔
“我不想把這當作是我個人的問題，這也是全世界許多調查記者的共同面臨的問題，”納姆指出。“這真的會讓我想到：我為什麼要讓家人承受這些？我的孩子現在已經到了可以質疑我的工作和我所做的事情的年齡，這會是一些很艱難的對話。”
“人們往往沒有意識到，在報道的背後不僅僅是記者一個人，還有一個家庭，一個社區，如果這個記者出來什麼事，他們都會受到影響，”他補充說。
網絡研討會的主持人、印度記者和新聞主播米塔利·穆克吉（Mitali Mukherjee）對這一點表示贊同，她說，至少在私下交談中，許多記者，“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記者”都在問，他們的工作是否會讓自己成為目標，甚至於擔心自己的工作影響孩子們的前途。
穆克吉說，納姆的經歷提出了關於”作為一名調查記者應該期待什麼，工作中會遇到什麼，以及記者必須處理什麼樣的附帶情感傷害”的問題。
納姆說，網絡上的攻擊、現實中面臨的風險，和一種調查記者本身的生活方式，都給自己帶來了精神負擔。”更深刻的是那些與曾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交談的經歷……以及作為一個人，你在聽到這些創傷經歷後還要繼續生活下去的負擔，這些都是滲入你骨子裡的東西。”
多年來，納姆作為肯尼亞電視網絡（Kenya Television Network）的特別項目編輯，領導着一個調查小組。不過他後來離職，並成立了Africa Uncensored，這個組織的使命是“調查、曝光和充權”。他對南蘇丹精英利用該國戰爭獲利的系列調查報道，是2019年GIJN的全球亮光獎的得主之一。
雖然影響記者精神和情緒的往往是一些特定因素，例如一個困難的報道，一次攻擊，一個法律訴訟，但納姆耶指出，個人的情緒消耗會對你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這就是一種調查新聞工作所付出的代價。”他解釋說：“長時間的工作，長時間離開家庭，當它不再成為你的一種榮譽的時候，你就會對這種長時間的缺席感到內疚。”一個調查記者的職業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是自己在獨立承擔的，無論身體上還是精神上，他們在那裡與某些沉重的事實抗爭，但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你的努力。你的職業要求你成為挖掘真相的人，做不受歡迎的事情，反覆提出棘手的問題，同時可能招致一些不受歡迎的聲譽。”
他補充說：“你必須理解一種平衡……你所選擇孤獨的生活和職業確實會產生一些後果。”為了生存和發展，他建議記者尋找自己的支持網絡：那些支持記者的編輯、那些能夠理解調查記者的同事，以及那些可能正在經歷類似事情的其他記者。
潘多拉文件的調查項目，彙集了117個國家約600名記者，向納姆展示了“我們不是孤獨的狼，而是一個願意為公共利益而合作的群體”。
為跨境合作調查項目的一份子，納姆感到自己並不孤單，是更大的調查新聞社區的一分子。屏幕截圖 ICIJ
“從事這項調查工作的記者群體一分子，成為我職業生涯的一個亮點，這些都是讓我能堅持下去的原因，”他說：“我的妻子不斷地告訴我，我們已經經歷了最糟糕的情況。她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就建議而言，就是要找到你的支柱——那些在你的水井空空如也的情況下，你可以從他/她那裡汲取力量的人。”
雖然他說有些報道沒有產生預期的影響，但你要知道“它們就在那裡，不可能被撤回。人們可以試圖埋葬它，但精靈已經離開了瓶子”，想到這些就會給他帶來安慰。
建立一個現代的新聞編輯室
穆克吉指出，過去十年改變了調查記者工作的背景，對於記者的攻擊變得越來越普遍，而一些大規模的攻擊對單個記者或單個新聞室來說可能相當難以應對。
納姆耶耶指出，越來越多的受到支持的網絡團體正在和記者針鋒相對。“他們的工作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描述事實，基本上和記者的工作是對立的。”
他補充說，雖然記者和編輯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在 Africa Uncensored，他正試圖在新聞編輯室創建情緒支持的架構。雖然現在這只是一個小團隊，但為需要傾訴的員工敞開大門是重要的方法；另一種方法是為需要幫助的人尋求專業的幫助。
他說：“我們相當認真地在對待工作對記者的精神傷害……讓人們明白，記者是會有沮喪的日子，甚至是沮喪的幾周或幾個月，這些都是可以的，我們也會獲得資源來支持正在經歷情緒問題的記者。”
納姆還說，作為支持一線調查記者的方法，編輯部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有些事情你無法為記者提前準備好，”他說。“但你可以向他們展示出你在支持他們的工作，一個編輯的工作是給予指導和保護。而這意味着當他們受到攻擊時，你必須站出來保護他們。”
潘多拉文件調查項目之後呢？低調生活了幾周後，納姆回到了自己的家，繼續工作。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確實想過辭職，轉而做一些更輕鬆、威脅性更小的工作，它們不會讓我受到尷尬的目光注視，也不會讓我成為政客或精英階層的敵人。”他說。雖然納姆仍在思考這些問題，但現在他決定仍與那些相信他們報道能帶來改變的新聞人們站在一起。
“最終，我們中必須有一些人選擇天真地相信新聞業確實能改變現狀。”他說：“我們所做的工作——儘管一兩篇報道是微不足道的，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工作建立了一個可以揭露錯誤行為的工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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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Dixon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助理編輯，她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在哥倫比亞、美國和墨西哥進行報道，她的作品曾發表於《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和《大西洋》等媒體。她也曾獲得 IWMF 和普利策中心的報道研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