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來，在義烏的航賓仿真花產業園區，40多家仿真花廠正在掙扎求存。有廠房老闆為了節省成本，親自擔當送貨的貨車司機。有為仿真花染色的女工，在沒有訂單、沒活可乾的空閑，照樣做花當作存貨。在工廠一側的空地上，堆放着幾十袋仿真花半成品，何時能賣得出去，誰也不知道。
也有中國商人嗅到了疫情帶來的商機，看準東南亞電子商務在最近幾年的快速增長，毅然“出海”淘金，一方面擺脫中國國內製造行業惡性競爭的“卷”，另一方面賺取在國內無法賺到的高利潤。“出海”淘金之路誘人，卻並非坦途，“出海”商人到底要面臨哪些的棘手問題？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10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義烏仿真花工廠靜悄悄
出品：極晝工作室
射骨製作一朵百合花4分錢，每天張曉佳要求自己盡量做到4000朵以上。圖：呂萌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義烏，許多工廠近年以來都面臨物流漲價、資金鏈緊張等諸多壓力。在航賓仿真花產業園區，40多家仿真花廠正在掙扎求存。
鄧懷玉的廠房有600平米，30多個仿真花製作台已經停止運作。由於訂單減少了三分之二，原來的40位員工裁剩9位。7名女工零散地坐在操作機前，臉上映着淡藍的燈光，專註地把百合花瓣放在射骨機（讓花的梗脈成型加工注塑的機器）的模具里。不到三秒，一朵仿真百合花就初步成型。
在工廠一側的空地上，堆放着幾十袋這樣的百合花半成品，顏色各異。這裡積壓的存貨價值60多萬人民幣，何時能賣得出去，在鄧懷玉的心裡是個未知數。
鄧懷玉在2009年來到義烏，開了這家規模不大的工廠。以前趕工、加班是常態，疫情卻改變了一切，原本95%依賴出口的工廠流失了許多國外老客戶，2020年幾乎沒有接到訂單。鄧懷玉盤算過，除去成本，每個月營業額達不到30萬元就是虧本生意，現實是當前每月營業額只有十幾萬元。
在博藝仿真花廠，工人來自中國各地，四川、湖南、貴州、廣西居多。張秀竹和張曉佳是一對湖南苗族姐妹，姐姐張秀竹斷斷續續在義烏打工18年了，是廠里做花手速最快的女工，一天能做5000多朵，一個月能賺起碼5000元。疫情以來，她的工資平均減少了三分之一。
園區里桂花開得正盛，夜幕下，陳蘭蘭摘了幾枝放在宿舍中。圖：呂萌
妹妹張曉佳從16、17歲就跑各地打工，來到義烏做仿真花才算穩定下來。去年由於廠子效益不佳，她選擇回家帶孩子，今年又因為生活費緊張而回來，卻發現廠子的效益比去年更差。做花的布料就堆在她身後，一天比一天少，老闆也沒有買新的布料回來：“已經快沒有活兒幹了。”
陳蘭蘭最近也在做花，負責染色，是仿真花廠里工資相對較高的崗位，每月有固定收入。上到小學五年級的她，通過自學而認識每一種顏色的英文編號，能把26個英文字母倒背如流。
陳蘭蘭到義烏已經3年了，2020年一段時間還有些忙碌，甚至老闆也在幫忙染色，當時大家都以為生意會有起色。從去年開始，訂單卻又明顯變少。時常會空閑一兩天，她就和工友一起做仿真花當存貨。
今年春天，她照常染好了淡粉色、淺黃色等“春色”花朵，花朵到現在還堆積在庫房裡。這個秋天，她又染起了深紅色、橘黃色等“秋色”花朵。這些仿真花什麼時候能賣出去，誰也不知道。
電商人“下南洋”
出品：騰訊新聞《稜鏡》
Behost在菲律賓的直播間。圖：稜鏡
受惠於龐大的人口基數、主流電商平台的興起，以至新冠疫情下大爆發的線上流量，東南亞在過去幾年成為了全球電子商務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一些敏銳的中國商人早就嗅到了商機，利用中國國內供應鏈完善的優勢，以及自身電商運營的豐富經驗，將中國商品通過跨境電商渠道賣到東南亞，以此獲得遠高於在國內銷售所能賺得的利潤。
柯培洪是福建金絲通貿易有限公司的總經理，由於所在的泉州市的母嬰產業鏈完善，他選擇了母嬰賽道“出海”。
據他介紹，目前中國工廠的製造能力強勁，導致母嬰行業實在太“卷”。以紙尿褲為例，大部分中小工作坊一開機就生產幾萬片、甚至幾百萬片，而且有大量新入局的工廠和品牌，以至於市場的價格體系沒法維持很長時間。“一包紙尿褲，你今天賣30塊錢，明天市場上就有人賣28塊，後天就到了25塊。”
柯培洪透露，在中國國內的激烈競爭之下，一包40片的紙尿褲，工廠最多只能賺幾毛錢，貿易商最多只能賺一、兩塊錢，利潤率也就一兩個百分點。同樣的產品，“出海”到東南亞卻至少能賺五到十個百分點。由於“出海”尚有一定門檻，可以遏制住大部分行業惡性競爭，讓柯培洪一類商人沒有選擇國內的淘寶、拼多多等電商平台。
“出海”淘金之路誘人，卻並非坦途。首先，東南亞的線上支付並不普及，因此消費者的支付方式更加傾向於貨到付款。在頭豹研究院看來，先買後付這種傳統的支付方式，會拖慢物流效率和增加物流成本。在這種模式的市場上，平均簽收率大概只有七成，剩餘的快遞需要銷毀或者退換。
在倉儲物流方面，有調查報告顯示，超過六成的受訪企業表示包裹破損率及丟失率高是目前面臨的首要難題。同時，清關障礙大、不確定因素多、物流投遞信息滯後等，也是“出海”商人要解決的棘手問題。
富士康返鄉者的歸途
出品：冰點周刊
卡車司機王桂政在高速公路上停車，拉上四位返鄉者。圖：受訪者提供
10月30日，23歲的富士康打工者高旗和妻子，聯同其他工友一起選擇了返鄉。
離開之前，高旗在位於航空港區張庄鎮的出租屋裡經歷了為期七天的居家隔離。剛剛解除居家隔離，高旗就從房東那裡得到“（富士康）鄭州園區約兩萬人確診”、“最低要封兩個月”等流言消息。房東勸他走，他的領導也勸他走。他與妻子商量後決定，像一些人那樣，順着高速公路徒步返鄉。
高旗一行十餘人，決定按手機上“駕車模式”導航，沿着京廣澳高速一路向南，再轉向商登高速一路向西，前往目的地老家登封。“導航顯示駕車40分鐘就到了，但是我們走路的話，不知道要多久。”高旗說。就這樣，他們貼着高速護欄，在應急車道上，朝家的方向一步一步走着。
同一天，山東卡車司機王桂政一駛上京廣澳高速公路，就看到四位大姐在高速上走。“高速上可以走人？”開卡車四年，他第一次遇見這種情況，一時沒弄明白，打電話詢問朋友，才知道這是一群離開鄭州富士康的人，打算徒步回家。
王桂政招呼了四位大姐上車，把她們分別送到臨潁縣和許昌市的集中隔離點。一路上，越來越多的徒步返鄉隊伍出現在他的視野。他決定再回一趟航空港區繼續拉人，最終這一天拉了三趟。他注意到，一路上有不少卡車靠高速公路邊上停車，招呼返鄉者上車，車牌來自各地：“我們開大車的這幫人太有血性了。”
梁小素在購物中心前的路邊擺放的免費物資。圖：受訪者提供
李家村的購物中心老闆娘梁小素告訴記者，過去四天她眼睜睜看着那些年輕人從20多公里外的富士康徒步經過，有的家就在附近鄉鎮上，有的只是路過，目的地是許昌、鄢陵。那些返鄉者也都戴着口罩，不多停留、不多說話、不多添麻煩。
梁小素三年前從富士康離職，跟丈夫在李家村開了這家購物中心。過去的幾天，她沒算過從購物中心搬了多少物資免費發放，還有一些附近工廠的老闆前來購買牛奶、方便麵、紙巾、麵包等，送去不遠處的國道上，那裡有更多返鄉者經過。
白天，高旗一行人一直沒有搭順風車的念頭。走到夜晚，大家體力越來越差，速度越來越慢，本來還在咬牙堅持，但夜裡在高速上徒步的風險確實太大，他們才開始攔車。“今天我才知道，步行走10公里很不容易。”
晚上九點多，一輛小貨車在高旗一行人招手後停了下來。那是一輛往登封送中藥的車，在他們看來卻像一根救命稻草。高旗跟妻子到登封后住進了隔離點，隔離點的早餐里有木耳炒黃瓜、玉米、小米粥、炒筍瓜，還有雞蛋，午餐里有紅燒肉、青菜和豆腐。他們在免費隔離點安心地睡了一覺。
80歲教師鳴冤56年含恨離世：我就是不服，我沒有強姦
出品：鳳凰網 – 在人間 living
汪康夫和妻子周三英合影。圖：鳳凰網在人間工作室
10月24日，老人汪康夫去世。在他80年的人生中，有50年都活在“牢門”里。前10年，他是一個滿城風雨的“強姦犯”，被控利用教師身份強姦兩名少女學生、猥褻十名少女學生，被送往鄱陽湖城西農場進行勞動改造。
1975年出獄之後，汪康夫為了知道當年真相，猶豫再三之下試着寫信給案中的所謂“受害人”尹福珍、洪仔妹、劉淑芬等，問她們為什麼檢舉。他又寫信給當年曾經約談這些女學生的同事賀恩蓮和曹靜安，以及其他同事如李品行、尹天池、賀仰豪、郭志彪等。
一人回信：“究竟為何事使您改造10年，倘若為強姦了我而受刑，這是實在的冤枉，冤枉，大冤枉，我可到法院去作證。”另一人回復：“我以前不知道這件事會到我的頭上來，我也要設法把這事弄清楚。”
汪康夫覺得詫異和錯愕，這到底是怎樣的案件？“十年牢獄，被害人竟然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這個罪讓我怎麼認？”
於是在後40年，他又走進一個透明的“牢門”，低着頭不斷地寫申訴信。儘管認定是法律程序不公毀了自己的一生，汪康夫依然相信法律程序本身。他說，再絕望時自己也不曾鬧訪，要維持一個讀書人的體面。
他能看見“牢門”外一直支持他的妻兒，為他奔走呼籲的老朋友、律師和記者，在電視上痛哭流涕承認當年說謊的“被強姦”女學生，以及對當年發生的一切躲躲閃閃的人們……
《鳳凰網 – 在人間 living》的這篇深度報道在2020年首次發表，不僅描述了汪康夫多年以來曲折的鳴冤經歷，還詳述了儼如羅生門的這宗所謂“強姦案”的各個版本，也談到1966年支撐一審判決書的區區三份材料。
另外，報道介紹了汪康夫的家庭背景、早年經歷，包括汪父因何背負“偽官吏”、“反革命”的鐵標籤，而這些標籤如何讓少年汪康夫抬不起頭來，以至在他剛當上小學教師的那些年，“四清運動”怎樣影響了他的前途。
走出梨泰院
出品：剝洋蔥 people
10月30日凌晨，在韓國首爾市龍山區梨泰院洞一帶，救護人員在現場工作。圖：新華社
被壓倒的時候，徐青（化名）和朋友還挽着手，沒多久就有人擠到她們中間，把他倆隔開了。朋友在中間的位置，當場就暈倒了，徐青則靠右邊的牆，也比較壯，狀況沒有朋友那麼惡劣。在徐青旁邊，一個女生一下就倒在地上，很快就窒息了；徐青後面的男生更加開始吐血，血就吐在她的旁邊。徐青害怕死了，手指頭都動不了，硬是挺着才能呼吸。
徐青被壓在人群的最前面，後面一個人接一個人，感覺有兩三百人壓在她身上，被壓得腿已經沒有知覺。警察來得慢，來了之後想從前面把壓在下面的人抱出去，卻一個人也沒拔出去。事故發生時大約晚上10點10分，直到11點多，徐青後面的人才一點一點撤出去，最終她和朋友也獲救。
“一個鮮活的生命，前一秒還在喊救命，下一秒就沒有了呼吸。我當時就想着活，只想着活。（…）我真的不是矯情，當你身邊接連死去三個人，你還跟他們身體貼身體，臉貼臉的時候，你就知道什麼是絕望了。現在就想說，我活下來了，就是想說我活下來了。”
梨泰院是首爾最早的觀光特區，有大量外國人居住，被稱為韓國的“萬國城”，也是韓國年輕人慶祝萬聖節的熱門地點。今年的萬聖節活動，是韓國解除新冠疫情限制和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後的首次活動。
據韓國官方通報，10月29日首爾市梨泰院地區的踩踏事故，導致至少154人死亡，另有超過100人不同程度受傷。
剝洋蔥 people 採訪了三位華人，他們當日從不同的地方出發，不同的時刻抵達，以不同的速度穿越了擁堵的街區，有的人提前離開，有的人一度被壓在人群之下。
如果愛你不是一萬年
出品：正面連接
圖：陳禹
有關“分離”的困惑，驅使記者找到崔慶龍，在半年裡進行了兩次對話。作為一名理論和臨床經驗都很豐富的心理諮詢師，崔慶龍於過去兩年持續在微博上分享心理學知識。記者曾按關鍵詞搜索，收藏了幾乎所有他關於“失戀”、“分離”、“哀悼”的微博內容。
記者提到，這篇對話並非對時代情緒的回應，無關內卷、倦怠、懷舊、躺平，或這個時代的愛欲之死，但卻可以對“我們為什麼放不下一個人”做出一些解答。
和“依戀”一樣，“分離”是人類私人經驗里難以忽視的永恆話題，如同《愛的藝術》里弗洛姆（Erich Fromm）形容的那樣：“再也找不到一種行為或一種行動，像愛情那樣以巨大的希望開始，又以如此高比例的失敗告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