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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们对新闻媒体信任度下降的时代，至关重要的是，记者不应采用可能进一步损害其公信力的新闻报道方法。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十分猖獗。公众对新闻的信任度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区分事实和虚构。
在我们的新书《新闻业的卧底报道、欺骗和背叛》（Undercover Reporting, Deception and Betrayal in Journalism）中，我们问道，欺骗是否是记者可以使用的方法。换句话说，对目标人物撒谎以获取报道素材是否可以？
我们发现，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这在道德上是合理的。我们为记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六点检查表，以检测欺骗行为是否合乎道德。
欺骗是新闻业中最常见的伦理问题之一，它的严重程度从失实报道到使用卧底报道不等。
事实上，它的普遍性以至于让人认为欺骗是新闻采访工作中固有的。例如，已故美国作家和记者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在其著名的《记者与杀人犯》（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一书在开篇就说：。
每一个不是太傻或太自以为是的记者，都知道他/她所做的事在道德上是无法辩护的。他/她是一种自信的人，利用人们的虚荣心、无知或孤独感，获得他们的信任，并毫无悔意地背叛他们。
虽然我们认为马尔科姆把她的论点推得太远了，但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不仅显示了当代新闻业欺骗行为的范围，而且还呈现了它们的严重性。
其中三个案例研究来自知名的卧底或欺骗行为。
有一个案例涉及剑桥分析公司利用 Facebook 收集的全球8700万用户的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影响几个国家的选举，包括2016年的美国大选。
另一个涉及半岛电视台对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渗透。随后，它在2019年对澳大利亚的一国党（One Nation Party）重复了这一做法。
第三个案例是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世界新闻报》入侵英国数千名无辜民众的手机，进行窃听和资料窃取，这也许是上个世纪英国记者未能履行其道德义务的最恶劣的例子。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研究，包括对主要记者的采访，并在两位杰出的美国记者和学者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一个包含六个要点的框架，用于评估使用卧底技术的道德理由。
利用这一框架的测试，我们得出结论，针对剑桥分析公司的行动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它告诉了公众一些重要的真相，否则我们就不会知道。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剑桥分析公司从事的是干预选举的业务——这是对民主体制的直接威胁。
但我们也发现，针对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和一国党的行动是不恰当的；对名人和普通公民的电话入侵，如对被谋杀的女学生 Milly Dowler 的电话入侵，也不能构成《世界新闻报》进行电话入侵的合理理由。
我们的框架由以下六个问题组成：
- 这些信息对于公众利益来说是否足够重要，以证明进行欺骗是合理的？
- 是否有考虑过采用其他方法报道，而欺骗是剩下的唯一途径？
- 是否向读者透露了使用欺骗手段的情况并解释了原因？
- 是否有合理的理由怀疑被欺骗的对象从事了违反公共利益的活动？
- 行动的开展是否有充足的风险策略，以避免影响当局的正式调查？
- 对什么是对公共利益“足够重要”的测试是否包括对伤害或不法行为的客观评估？
我们考虑再做一个案例研究，看看欺骗的其他方面。它涉及到以“混合新闻”（hybrid journalism）为名的欺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广告是以一种难以与新闻区分的方式呈现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品牌内容”、“赞助内容”或“原生广告”。最近，另一个标签也开始流行起来——“来自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信誉的平台使用排版将其与一般新闻区分开来，但信誉较差的平台则让这些内容和新闻的显示差别无几。
记者们还从事一系列更日常的欺骗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不声明自己是记者；假装对某人有兴趣，试图讨好他；同意发布已知不实的信息，以满足有价值的消息源的利益；以及在被采访者没有理由认为他们被记录的情况下，打开麦克风或相机，潜伏在被采访者身边。
正如这些案例研究所显示的，新闻业中的欺骗有多种形式，围绕它们的道德决策也远非一目了然。然而，它们并不是在新闻实践中所固有的。它们是否具有合理理由，必须受到严格审查，因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正处于危机之中。
本文最初发表于 The Conversation，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编译转载。
Andrea Carson 是乐卓博大学政治、媒体和哲学系的政治传播学教授。她的研究涉及调查新闻、媒体在民主中的作用、政治传播以及政治和性别。
Denis Muller 是墨尔本大学推进新闻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还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教授研究方法，并通过传播法中心（Communication Law Centre）向记者教授诽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