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查記者應該追問是哪些法律和政治決策導致了自然災害中的“人禍”。圖為土耳其地震現場的照片。圖: Shutterstock
2月6日在土耳其和敘利亞發生的地震讓全世界的記者再次意識到:越來越多的 “自然災害” 並不完全是自然導致——情況往往由於人為失誤、疏忽或腐敗而變得更惡劣。
例如,儘管已有數十名涉及倒塌建築的土耳其建築承包商被逮捕,但由於政客們所推動的特赦法,許多建築物從未得到加固,而真正應該負責的人也沒有被追究責任。
據專家稱,截至 2 月中旬,至少有 40000 人在這場地震中死亡——正是這種被縱容的人為疏忽導致了如此嚴重的死傷。
過去十年,氣候變化、貪腐和民主制度不斷受到侵蝕的情況下,從積極調查洪水、地震、海嘯、火山爆發和颱風的後遺,或是追究關鍵人物的責任,調查記者的責任比以往要更加重要——無論這工作是在遠程抑或現場展開。
“尼泊爾調查多媒體新聞網絡”的創始人,記者 Rajneesh Bhandari 為《紐約時報》、《國家地理》和其他媒體撰稿,報道過2015年尼泊爾地震,那次地震導致了大約9000人死亡。
他回憶自己為《紐約時報》做的一個視頻報道時說:“當時我在一個交通警察局用他們的網絡發布了我的第一篇報道。”
Bhandari 表示,災害調查涵蓋了許多經典的監察方法,如數據庫和遙感工具、社交媒體搜索、追蹤資金——尤其是在很可能會出現貪腐現象的災後重建階段。然而,他指出這些報道需要調查記者付出額外的努力:從實地報道(或與現場的合作夥伴合作);對倖存者和悼念家庭的同理心;並在災難發生後的幾周和幾個月之間持續提出新的、有想法的問題。
對於調查記者來說,一個很好的起點是摒棄土耳其地震等自然災害損害僅僅是因為“自然”導致的觀念。相反,應將其視為危險事件和人類行為所結合的結果。然後開始追蹤一層層線索:資金、人員、未預見到的需求、應當為此負責任的官員。你的調查可能會是第一個揭露真相的報道,並有可能在未來挽救更多生命。
考慮到這一點,以下是供調查記者和編輯參考的 10 個主要問題,這些問題可以用於詢問受訪者,也可以用於他們在構思與規劃選題的過程中。
1. 救援資金去哪裡了?阻礙資金到達受災者的瓶頸在哪裡?
自然災難發生後,通常會有數百萬美元的援助、重建補助和賑災支援。除了貪腐醜聞外,記者過去也經常揭露令人震驚的調配失誤和發放撥款的系統性失敗,這些問題會導致資金被挪用或沒有及時到達最需要的地方。尼泊爾調查新聞中心在2015年尼泊爾地震後,對重建資金的阻塞進行了一項出色的調查報道,顯示在21個月後,只有3%的資金幫助到了流離失所的倖存者。追蹤資金的關鍵問題有:“分配鏈條中的關鍵人物是誰——誰來監督?”,“緊急救援物資或食品是否被盜或轉移到黑市中?”,以及“如何選擇私營服務提供商,他們是否履行了合同?”
2. 人為因素有沒有加深災難的影響——不論是事件發生之前以及之後?
這個問題本身可以延伸出許多調查角度——從規劃失敗和溝通失誤的快新聞,到氣候變化的長期影響。除了少數例外,自然災害通常是可以預見的,且能透過有效的規劃、資源分配,以及及時的公共警報(如在颶風吹襲、火山爆發和海嘯等情況)來緩減整體影響。通過有效且協調的政府動員,傷亡和損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正如新西蘭在2010年成功應對在坎特伯雷的7.1級地震的一樣,那次災害僅造成一人死亡。
3. 自然災害是否導致了附近出現泄漏事件或有毒物質污染?
2011 年日本海嘯引發的福島核災難以及所涉及的技術和通訊中斷是最知名的例子。地震、洪水和海嘯很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如煉油廠受損、軍事基地和化工廠的污染,這些通常需要記者深入調查才能揭示。
4. 貪腐和任人唯親等現象是否有加劇死亡人數?
根據《自然》雜誌的一項研究,近幾十年來,因地震導致的倒塌建築物死亡案例中,有83%發生在腐敗橫行的國家。作者指出,豆腐渣工程是讓自然災害中死傷人數激增的罪魁禍首。在一些案例中,不負責任的領導將無能的親信安排在關鍵的應急響應崗位上,而腐敗和非法挪用救援資金則導致了更多的人員傷亡,就像2022年巴基斯坦水災之後出現的情況。
5. 數據如何反映了應急管理機構存在的問題,或救災援助的差異?
2021 年,《華盛頓郵報》數據記者 Andrew Ba Tran 深入挖掘政府數據庫,發現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MA)的援助批准率從 2010 年的 63% 暴跌至 2021 年的僅 13%。該團隊還比較了援助數據與人口普查數據中的種族類別,揭示美國 “深南部”(Deep South)的非裔災難倖存者被系統性地被排斥在救助體系之外。
6. 如何以合乎倫理的方式報道災難倖存者之間出現的搶掠和違法行為?
這不完全是一個調查角度,但仍然值得注意:要小心自己的刻板印象和偏見。正如研究員 Nadia Dawisha 在分析 2005 年美國卡特里娜颶風災難的新聞報道時的發現一樣,非裔倖存者經常會被描述為無法無天的暴徒,而白人倖存者則被描述為積極尋求幫助的人。她指出,一個非裔美國人從商店獲得食物離開後會被描述為 “搶劫者”,而一個白人做同樣的事情則會被描述為“在尋找食物”。專家強調,記者應注意避免重複這類極為不公的刻板印象,並按每個受影響社區所面對的實際情況去報道這類事件。
7. 我們可以從“新型救援者”那裡得到什麼?
《新人道主義》(The New Humanitarian)執行主編 Josephine Schmidt 向全球深度報道網表示,災難應對和 “價值 300 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產業”已不再專屬於政府、聯合國和 大型援助機構;他們現已包括個人、在線社群,甚至自費前往災區現場的志願消防員。這些應急救援人員可以提供重要且可信的獨立事實、有價值的受訪資源,甚至可以充當揭發真相的吹哨人。
8. 災難可能會引發什麼公共衛生危機?
災害導致的新狀況——尤其是飲用水受污染和衛生設施的故障——往往會在災害發生後造成新一波的疾病死亡。此外,記者需要仔細檢查災難對關鍵的日常衛生服務的影響(從結核病藥片到產前護理和呼吸機)。
9. 誰在發災難財?
過去的災難中出現了令人震驚的各種機會主義者——從虛假信息散布者到腐敗官員,以至冒充受害者在網上騙取捐款的不法之徒。2010年海地地震幾周後,太子港受損的國際機場一位休班官員試圖勒索記者和私人飛行員,以換取他們離開的權利,最後導致飛行員不得不駕駛飛機遠離那位官員所召集的暴力團伙。
10. 我們還漏掉了什麼?
從缺乏重建項目所需的熟練專業人員,到被忽視而可能會導致更大生存威脅的貧困社群,災難之後的問題如此之多,采編團隊需要定期展開討論和思考。
如果你想要分享任何相關想法,請隨時聯絡我們,我們會將它們整合到我們正在編寫的災難調查報道指南中。
Rowan Philp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的資深記者,他也是南非媒體 Sunday Times 的前首席記者。作為一名駐外記者,他曾在全球20多個國家報道新聞、政治、腐敗和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