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畫: Smaranda Tolosano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Anabel Hernández）是墨西哥最知名的調查記者之一，她擁有超過30年的經驗，致力於調查有組織犯罪，以及在墨西哥和其他地區的禁毒戰中政治人物、軍方和商界的勾結行為。
她的調查作品《毒梟之地》（Narcoland）揭示了錫那羅亞販毒集團與墨西哥前公共安全部部長加西亞·盧納（García Luna）之間的聯繫。2月21日，紐約東區地方法院判定加西亞·盧納罪名成立，他也是在美國受審的墨西哥最高級別官員，他被控販毒及收受數百萬美元賄賂來為販毒集團充當保護傘。在宣判之後，埃爾南德斯告訴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從不同角度來看，這都是調查報道所取得的勝利。”
她最近的作品探討了阿約齊納帕失蹤的43名學生案以及不同有組織犯罪團伙中毒梟女性的角色。
埃爾南德斯的作品獲得了多項新聞獎項，但在她的調查引髮針對她及家人的死亡威脅後，她目前流亡在歐洲。
這次採訪由全球調查記者網絡（GIJN）的西班牙編輯 Andrea Arzaba 進行，也是我們與世界各地優秀調查記者對話的“GIJN 十問”系列之一。
1. 在你參與過的所有調查中，哪一個是你最喜歡的，為什麼？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我對“最喜歡”的說法並不感興趣。我參與過的每項調查我都感興趣，但我可以提到我做過的一些最具挑戰性、對我的新聞生涯產生重大影響的調查。其中之一就是關於錫那羅亞販毒集團和墨西哥前官員赫納羅·加西亞·盧納的調查——我是第一個揭露他們之間腐敗和賄賂關係的記者。最複雜、最重要的調查並沒有結束，人們會繼續挖掘，找到更多的信息。
Anabel Hernández 所做的關於阿約齊納帕失蹤的43名學生的調查。圖片：截圖
第二個是關於阿約齊納帕失蹤的43名學生的調查。得益於對事件的重構，我在2014年12月，也就是距離他們失蹤僅三個月後，就發現政府與此事有關。我的調查結果已得到法官、法官和現任政府的證實。
2. 在墨西哥進行調查報道方面，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我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在一個透明度很低、官方所發布的信息往往並非事實真相的國家中去還原真相。作為一名記者，你必須親自去獲取信息，特別是在我投身的領域——人權，以及腐敗官員和有組織犯罪團伙之間的勾連。
我必須去找受害者……還有加害者。這是非常危險的。墨西哥所有的記者都必須在當局（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都與有組織犯罪勾結）施加的系統性暴力的情況下努力生存。
3. 在您擔任調查記者期間，您面臨過的最大挑戰是什麼——人身危險、尋找消息來源、歧視？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對我來說，有兩個挑戰造成了持續的矛盾。深入調查腐敗問題的調查記者往往會置自己的生命於險境。我是兩個孩子的單親媽媽，我還要照顧我的母親。我可能會因為我的調查而失去生命。所以，我的調查報道可能會讓我不得不離開我最愛的人。
我也知道什麼時候該停下。當事情變得非常困難時，我會讓我休息一下。我不是在自我審查——我只是知道什麼時候需要等待幾個月才能繼續。我總是繼續前進，但有時會暫停一下。我不想像墨西哥的一些同事那樣，由於揭露強大勢力的腐敗集團而失去生命。
4. 你在採訪方面有什麼最好的建議或技巧？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當你在採訪那些因為與有組織犯罪有關，或者因為他們是毒販家庭成員而不願透露任何信息的人的時候，要找到真相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我所做的是連續幾天訪問我的線人，每天大約五、六個小時，並多次詢問相同的問題。這樣我可以看到他們告訴我的內容中存在的矛盾之處。我在多次調查中使用了這種方法。你必須非常有耐心。
另一個貼士是在私密的空間里採訪消息來源，讓他們感覺可以安全地哭泣或表達自己的想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受訪者可能會更願意分享真實的信息，有助於你更深入地了解他們的故事和相關情況。
5. 在你的調查中，你最喜歡使用哪個報道工具、數據庫或應用？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美國法院有一個非常有用的數據庫，裡面存放着販毒成員或腐敗官員受審的最重要記錄。
6. 到目前為止，您在職業生涯中收到的最好建議是什麼？您會給有抱負的調查記者什麼建議？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我的第一個建議是要非常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擅長什麼，弱點在哪裡。我們每個人都有弱點。新聞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人的因素至關重要。了解自己在某個主題上願意走多遠，應該適用什麼樣的道德準則？我在不斷思考這個問題。
我聽說過一些媒體為了製作紀錄片，就付錢給毒販讓他們在鏡頭前製作和混合毒品。對我來說，這超過了為了獲得一個場景而使用的道德準則，而且這是虛假的。擁有強烈的道德準則非常重要。
7. 你欣賞哪位記者，為什麼？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我很欣賞墨西哥的記者。事實上，我非常敬佩他們。由於被迫流亡，我不得不離開墨西哥。曾有11名武裝分子闖入我的家，所以我不得不離開。我敬佩我在華雷斯城、塔毛利帕斯等地的同事，在那些進行調查報道非常困難的地區。這些同事的工作條件不好。他們的收入不高。有時候他們的調查並沒有很多讀者關注。政府也不支持他們。然而，他們像英雄一樣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在柏林舉行的一場全球有組織犯罪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講。圖: Stephan Röhl/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Flickr Creative Commons
8. 您犯過最大的錯誤是什麼？您從中學習到了什麼？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我犯過一個甚至讓我想要辭職的工作。我曾是墨西哥城最重要報紙之一《環球報》（El Universal）的記者，當時我在報道一位公職人員。我採訪了他並做了筆記，但沒有錄下他說的話。當我發表了他告訴我的信息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編輯當時以為我對採訪進行了錄音。而當這篇報道發表後，這位官員否認了我所寫的內容，而我沒有辦法證明他說了什麼。因此，我提出了辭職。最後，我的編輯理解了情況，沒有接受我的辭呈。
9. 在您的工作中如何避免精疲力盡？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在處理情感時，我盡量做到理智。然而，我不是機器人。我是一個人。故事和所處的環境會影響我。找到平衡是成為一名優秀記者的關鍵。是的，我會花幾個小時進行研究，但我也會努力享受生活。由於我所面臨的威脅，我經歷了一段黑暗時期。所以我給自己暫停了一下，這對我會有幫助。
10. 關於調查報道，你覺得有什麼讓您感到沮喪的地方，或者你希望它未來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安娜貝爾·埃爾南德斯：有時候讓我感到沮喪的是，作為調查記者，我們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但我們與社會之間的聯繫並不緊密。我們的任務是讓社會了解我們和我們調查的問題。我們需要用更友好、更簡單地方式交流。我們不能讓自己的工作變得過於嚴格和技術化。
我是一名記者。我熱愛數據，但我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吸引我們的受眾，我們需要講述更好的故事。
Andrea Arzaba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的西班牙語編輯。作為一名記者和媒體專業人士，Arzaba 的報道興趣是拉美故事和美國的拉丁裔社區。她也是國際女性媒體基金會（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獎學金的獲得者，同時也是透明國際青年記者計劃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