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精选：长峰医院火灾后24小时

4月18日下午1时，北京长峰医院发生大火，导致29人死亡，当中不少是住院的失能老人患者。《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当天走访多家接收火灾死伤者和幸存者的医院，接触到久久未能等到家人消息的患者家属，也通过消防从业人员了解这次火灾事故为何如此严重。

《棱镜》作者陈弗也则在短时间内，通过公开信息、招股书、法律文件等资料，整理出“长峰系”医院的背景。作为一家民营医院企业，“长峰系”通过在互联网平台投入巨额推广费用而发展壮大，但旗下多家医院都曾经发生致命医疗事故。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4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长峰医院火灾后24小时

出品：三联生活周刊

4月18日晚间，央视等官媒陆续发布“北京市长峰医院火灾致29人死亡”的消息，中国绝大部分民众才知悉当日下午1时在首都曾经发生如此严重的一场火警。当时，距离火灾事故已有七、八个小时。

住院病人的家属，似乎没有比一般人早多少收到消息。张平平（化名）的父亲住在长峰医院住院部七楼，今年已经76岁，是一位长期住院的失能老人。18日晚7时左右，张平平才接到护工的通知，说“医院出事了”。当她赶到医院，家属招待室有人告诉她，患者已经分别被转运到右安门医院、301医院、玉泉医院等多家医院。

直到19日凌晨1点半，张平平和其他一些病人家属才接到12345的电话，让他们赶往301医院。去到医院时，他们仍然需要等待下一步辨认，才能够知道亲人是否还幸存。当时，距离火灾事故已有超过12个小时。

在距离长峰医院12公里的右安门医院，《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看到名单，显示被送来的患者至少有十多位。急诊科医生告诉记者，有两位患者被登记为“无名氏”，分别是一位约70岁的女生和一位约80岁的男性，均无生命迹象。

居住在长峰医院后侧靛厂锦园小区六层的住户李峰（化名）表示，18日下午两点左右，他站在家中阳台看到，医院火势似乎从五层开始，蓝黑色的烟气从电梯井和窗户位置透出，最靠近的窗口有人借助白色窗帘或床单样绳索逃向两层楼高处的彩钢棚顶，后来都顺着床单往下滑。记者在右安门医院见到一位遇难者的遗体，她看起来70多岁、全身衣物整洁、面部完整，没有明显烧伤的痕迹。

在消防队工作27年的孙午（化名），到此感到颇为心痛。根据传出的现场视频，他认为烟气从起火位置蔓延到楼上的几层的速度，反映医院的排烟控烟措施都未有起到太大作用，譬如从目前既有的信息看来，医院的常闭式防火门可能一直敞开。“如果烟灌满了整个建筑，会导致里面的人窒息死掉。你看许多人从窗户往外出，说明他们是从通道里出不来的。”

孙午认为，这次事故的严重情况，暴露了许多机构对消防管理的重视不足。

长峰医院往事：曾每年千万投放百度推广

出品：棱镜

《棱镜》作者陈弗也指出，北京长峰医院是一家以血管瘤治疗为特色的专科医院，其背后是在全国拥有十数家医疗机构的新三板上市公司——北京长峰医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开资料，包括北京长峰医院在内的“长峰系”多家医疗机构都曾经出现过致命的医疗事故。根据司法判决书记录，2019年11月，一位患者因右下肢破溃来到北京长峰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出下肢静脉血栓、肺部感染、高血压三级、陈旧性脑梗死等病症。15天后，患者却出现喘憋、呼吸困难等症状，抢救无效之下死亡。

关于此次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书写道，长峰医院对患者的抢救欠妥，未及时请会诊、检查措施不完善，抢救措施不到位，具体过错包括对患者情况评估不充份、对手术风险评估不充份、违反无菌操作原则等。此外，长沙、广州等多家长峰医院也曾经出现过致命医疗事故。

陈弗也提到，长峰医院作为一家民营医院，很容易被外界将它与“莆田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不小差异，但成长路径相同的，是它们都通过在互联网平台投入巨额推广费用而发展壮大。

招股书显示，长峰医院于2014年向百度支付至少1016万元人民币，于2015年支付至少894万元，2016年上半年则支付至少640万元。

疫情爆发后，长峰医院的经营受到了影响，出现了亏损，负债率也在快速提升。2019年时，长峰医院的负债率还是35.3%，但是到了2020年，负债率已经达到了66.45%，去年上半年更是达到71.6%。

很抱歉，我还想在中国搞足球

出品：正面连接

留坝县位于陕西省南部的秦岭最深处，是一个被改革开放浪潮抛下的角落。大概廿年前，当地曾经出现过高考“全军覆没”，即全县没有一个高考生能考上本科。2014年，在这个有四万人的小县里，贫困发生率超过三成，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

不过，就是从这样一个贫困山区走出来的足球女队和男队，把陕西省各项比赛的冠亚军拿到了手软。不少“山里娃”靠足球特长考上了 211 和 985，甚至踢进了省和国家少年代表队，包括曾被称作未来“中国女足的梅西”的师晓敏。通过足球，一些“山里娃”实现了本来没有希望实现的阶级跃升。

这个乡土中国的足球奇迹始于15年前——初中数学老师张素洋受校长陈军之托，建起了草台班子，带着一批被认为是“垃圾”的学生踢上了足球。留坝县人比其他人更早意识到，足球可以是出路，而足球也几乎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小学毕业前，师晓敏在留坝转过两次学，都是为了离四处打工的妈妈近一些。后来父母离异，家里的事琢磨不透，她说：“只有足球在陪着我。” 2014年，师晓敏刚去省队时，队友们都很惊讶：一个踢球的，连 C 罗和梅西是谁都不知道？

跟大部分奇迹一样，实现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阻力。一些老师很反对张素洋搞足球，觉得是不抓高考、不务正业，甚至县本地人也觉得张素洋搞球队的方式上不了台面。县领导倒是很支持，但他们拿不出一分钱经费。后来，校长陈军也被调职了，据说原因是“只抓足球，不抓教学质量和高考”。

最要命的是在2015年，教育部推出“校园足球夏令营”——学生球员只要在夏令营“表现出色”，就可以获发运动员等级证。这意味着，打比赛不再是获取足球特长生考试资格的唯一途径；一些有资源、有人脉的学生，即便不踢一场足球比赛，也能通过夏令营渠道拿到等级证和单招考试资格。

2019年的亚足联 U-16 女子锦标赛，中国队和澳洲队争夺季军。中国队在第1分钟已经落后一球，师晓敏在第78分钟才为球队扳平比分，同样出身于留坝县的邹梦瑶在四分钟后攻入反超的一球。最终，中国队以二比一赢下比赛。赛后，她们回到留坝县，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夹道欢迎。师晓敏把国家队的大衣脱下，披在了启蒙教练张素春的身上。张素洋告诉师晓敏——要踢下去，别半途而废。

后来是防疫三年，各种足球比赛停摆。足球队没法打比赛、没有名次拿，学生球员就没证可打。2022年，央视拉张素洋他们到山上的基地拍乡愁纪录片，让他们讲讲自己如何记住乡愁，也谈谈乡村振兴。上山前，张素洋和其他教练谝了谝：“除了乡愁，更多的是忧愁吧。”

2021年初，师晓敏在训练时遭遇跟腱断裂。这是一个足以摧毁球员职业生涯的伤病，有三成球员在手术之后依然无法重返赛场。师晓敏想过就此退役，但张素洋打电话把她劝了回来，说词大概是“她有条件，不踢可惜”。其实，两人都明白这一次受伤，可能预示着师晓敏职业生涯的上限。

留坝县足球做成了、出名了，张素洋的酒钱也有了。“没那种心情了。酒不香了，不好喝了。”

大学“心理干预”系统，为何越来越像“心理监视”系统？

出品：八点健闻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李舜（化名）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则匿名发出的求助帖——想自杀，有没有什么方式推荐。

在国外主修心理学、归国才不久的李舜，第一次面对跟专业高度相关的求助案例。他认定自己能帮助到发帖者，准备将从国外大学里学习到的经验应用在对方身上。他怎么也想不到，试图帮助别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行为，最终会成了“举报”。

李舜装作也有自杀念头，在帖文之下留言，慢慢地跟发帖的女孩取得了连系。女孩是一位国内名校的大学生，因为抑郁症导致情绪低落、悲观厌世，也没有动力就医服药。根据国外经验，李舜告诉对方一般高校都会有成熟的心理干预流程，对有需要的学生给予治疗建议、学业减免、免费心理咨询等。

李舜问女孩是否愿意让帮忙“对接资源”。女孩同意了，把一些学生信息发给李舜，由他代为向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汇报。

后来，女孩生气地在微信里质问李舜，到底在跟谁“汇报”情况：“大半夜的，怎么学校保卫处来了两拨人找我？”

原来，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接到李舜的汇报之后，通知了保卫处。保卫处向学办主任报告了情况，学办主任又通知了辅导员。辅导员不仅跟女孩的室友“核实情况”，还联系了女孩的家长，引用学校条例，表明“不建议”让女孩继续上学，让她出去就医：“如果就医后需要住院就住院，不需要住院就建议休学。”

高校的心理健康干预系统建设得愈来愈健全，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在一些大学生眼里，这个本意是“帮助”的系统，却愈来愈像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一个覆盖“学校－院系－班级－宿舍 / 个人”四个层面的“预警系统”。从开学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开始，系统似乎就一直注视着每一个“状况异常”的学生，关注着他们的情绪、变故、挫折。当状况达到某个阈值，一些大学甚至会向学生发出警报：“你的情绪一直不太好，是否该考虑休学了？”

有人发现，开学做的心理健康筛查量表，让自己成为了辅导员的“重点观察对象”；有人暴露出心理疾病，在不知情下被“叫家长”；还有人因为一时冲动在社交媒体上流露“自杀倾向”，而被学校保卫处轮番登门询问——要么休学，要么陪读⋯⋯

这让一些学生感到疑惑和惶恐——在这个学校里，是心理问题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一位高校心理健康系统的负责人员对《八点健闻》说，学校不是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而是帮助学生度过校内生活：“只要确认这个人不出事，危机就解除了。”

难以狙击的“劝死者 ”

出品：剥洋葱 people

4月4日下午1时50分许，张家界天门山风景区的玻璃栈道上，四名游客集体翻越安全护栏跳崖，其中三人堕毙，另一人虽然被拦下，但因早已服毒而身亡。四人留下遗书，称轻生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跟他人无关。

事件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关注，也让徐世海更忙碌。三年前，徐世海的儿小自杀身亡。自此，徐世海在网络上担当起另一个角色——劝生者。

“天门山四人自杀事件发生后，我当时就判断这个是典型的网络约死。”徐世海解释：“四个不同年龄不同来历的人，选择了同一时间、地点、方式寻死，他们肯定是商量好了的。”

徐世海不停接到各种电话。有中学生的父母请他和孩子聊聊天、疏导一下；有成年人找到他，每天打数十分钟电话倾诉内心苦闷，坦言：“快要撑不下去了。”

担当“劝生者”以来，徐世海四处寻觅自杀者聚集的网络群，假扮各种身份接近对方，获取他们的信任，再慢慢开导。他也用过各种方式报警，试图拦截已经付诸行动的轻生者。他甚至跟网络上隐匿而活跃的“劝死者”拉扯过招，试图把目所能及的求死者打捞起来。

徐世海表示，他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仍然坚持着，就像是惯性，也像是以这种方式一次次地，为着当年未能挽救儿子而完成自我救赎。在他看来，近年整个社会对网络寻死者的关注和认知愈来愈充份，救助愈来愈积极和迅速。

广州康鹭制衣村：在“转型”浪潮中沉浮的小老板们

出品：北青深一度

康鹭城中村是广州市最著名的制衣村，一平方公里的片区内聚集了超过10万人口，当中逾八成来自湖北省。

“小单快返”的加工方式，让康鹭城中村一度成为广州市制衣业的神话。当时，有小制衣厂老板曾经年收入百万元人民币，不到五年便在广州市买了房。对于来自湖北省的工人来说，那里是理想的“淘金地”——从制衣工人起步，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制衣厂老板：“只要努力，就能挣到钱。”

去年10月，“康鹭速度”曾经按下暂停键。海珠区作为广州市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区域，感染者大多分布在人口、房屋高度密集的康鹭片区。去年12月1日，康鹭片区解封，但城中村治理问题在疫情期间被进一步放大。

今年2月的一纸“拆违”通知，令许多小制衣厂老板从“淘金梦”中惊醒。在“拆违”过程中，有人一夜之间从老板重新变回零工。焦虑和不安在小老板们之间传播：“现在只拆顶层，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都拆了。”

对于康鹭片区城中村的改造，近些年他们听到的传闻不断，而这次拆违，或许是这些在广州服装纺织行业浪潮中浮沉的人，经历的第一次“退潮”。他们不愿被留在岸上，但他们知道这场“退潮”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