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道精選：長峰醫院火災後24小時

4月18日下午1時，北京長峰醫院發生大火，導致29人死亡，當中不少是住院的失能老人患者。《三聯生活周刊》記者當天走訪多家接收火災死傷者和倖存者的醫院，接觸到久久未能等到家人消息的患者家屬，也通過消防從業人員了解這次火災事故為何如此嚴重。

《稜鏡》作者陳弗也則在短時間內，通過公開信息、招股書、法律文件等資料，整理出“長峰系”醫院的背景。作為一家民營醫院企業，“長峰系”通過在互聯網平台投入巨額推廣費用而發展壯大，但旗下多家醫院都曾經發生致命醫療事故。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4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長峰醫院火災後24小時

出品：三聯生活周刊

4月18日晚間，央視等官媒陸續發布“北京市長峰醫院火災致29人死亡”的消息，中國絕大部分民眾才知悉當日下午1時在首都曾經發生如此嚴重的一場火警。當時，距離火災事故已有七、八個小時。

住院病人的家屬，似乎沒有比一般人早多少收到消息。張平平（化名）的父親住在長峰醫院住院部七樓，今年已經76歲，是一位長期住院的失能老人。18日晚7時左右，張平平才接到護工的通知，說“醫院出事了”。當她趕到醫院，家屬招待室有人告訴她，患者已經分別被轉運到右安門醫院、301醫院、玉泉醫院等多家醫院。

直到19日凌晨1點半，張平平和其他一些病人家屬才接到12345的電話，讓他們趕往301醫院。去到醫院時，他們仍然需要等待下一步辨認，才能夠知道親人是否還倖存。當時，距離火災事故已有超過12個小時。

在距離長峰醫院12公里的右安門醫院，《三聯生活周刊》記者看到名單，顯示被送來的患者至少有十多位。急診科醫生告訴記者，有兩位患者被登記為“無名氏”，分別是一位約70歲的女生和一位約80歲的男性，均無生命跡象。

居住在長峰醫院後側靛廠錦園小區六層的住戶李峰（化名）表示，18日下午兩點左右，他站在家中陽台看到，醫院火勢似乎從五層開始，藍黑色的煙氣從電梯井和窗戶位置透出，最靠近的窗口有人藉助白色窗帘或床單樣繩索逃向兩層樓高處的彩鋼棚頂，後來都順着床單往下滑。記者在右安門醫院見到一位遇難者的遺體，她看起來70多歲、全身衣物整潔、面部完整，沒有明顯燒傷的痕迹。

在消防隊工作27年的孫午（化名），到此感到頗為心痛。根據傳出的現場視頻，他認為煙氣從起火位置蔓延到樓上的幾層的速度，反映醫院的排煙控煙措施都未有起到太大作用，譬如從目前既有的信息看來，醫院的常閉式防火門可能一直敞開。“如果煙灌滿了整個建築，會導致裡面的人窒息死掉。你看許多人從窗戶往外出，說明他們是從通道里出不來的。”

孫午認為，這次事故的嚴重情況，暴露了許多機構對消防管理的重視不足。

長峰醫院往事：曾每年千萬投放百度推廣

出品：稜鏡

《稜鏡》作者陳弗也指出，北京長峰醫院是一家以血管瘤治療為特色的專科醫院，其背後是在全國擁有十數家醫療機構的新三板上市公司——北京長峰醫院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公開資料，包括北京長峰醫院在內的“長峰系”多家醫療機構都曾經出現過致命的醫療事故。根據司法判決書記錄，2019年11月，一位患者因右下肢破潰來到北京長峰醫院住院治療，被診斷出下肢靜脈血栓、肺部感染、高血壓三級、陳舊性腦梗死等病症。15天後，患者卻出現喘憋、呼吸困難等癥狀，搶救無效之下死亡。

關於此次醫療事故的司法鑒定書寫道，長峰醫院對患者的搶救欠妥，未及時請會診、檢查措施不完善，搶救措施不到位，具體過錯包括對患者情況評估不充份、對手術風險評估不充份、違反無菌操作原則等。此外，長沙、廣州等多家長峰醫院也曾經出現過致命醫療事故。

陳弗也提到，長峰醫院作為一家民營醫院，很容易被外界將它與“莆田系”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兩者之間存在不小差異，但成長路徑相同的，是它們都通過在互聯網平台投入巨額推廣費用而發展壯大。

招股書顯示，長峰醫院於2014年向百度支付至少1016萬元人民幣，於2015年支付至少894萬元，2016年上半年則支付至少640萬元。

疫情爆發後，長峰醫院的經營受到了影響，出現了虧損，負債率也在快速提升。2019年時，長峰醫院的負債率還是35.3%，但是到了2020年，負債率已經達到了66.45%，去年上半年更是達到71.6%。

很抱歉，我還想在中國搞足球

出品：正面連接

留壩縣位於陝西省南部的秦嶺最深處，是一個被改革開放浪潮拋下的角落。大概廿年前，當地曾經出現過高考“全軍覆沒”，即全縣沒有一個高考生能考上本科。2014年，在這個有四萬人的小縣裡，貧困發生率超過三成，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四倍。

不過，就是從這樣一個貧困山區走出來的足球女隊和男隊，把陝西省各項比賽的冠亞軍拿到了手軟。不少“山裡娃”靠足球特長考上了 211 和 985，甚至踢進了省和國家少年代表隊，包括曾被稱作未來“中國女足的梅西”的師曉敏。通過足球，一些“山裡娃”實現了本來沒有希望實現的階級躍升。

這個鄉土中國的足球奇蹟始於15年前——初中數學老師張素洋受校長陳軍之託，建起了草台班子，帶着一批被認為是“垃圾”的學生踢上了足球。留壩縣人比其他人更早意識到，足球可以是出路，而足球也幾乎成為了他們唯一的選擇。

小學畢業前，師曉敏在留壩轉過兩次學，都是為了離四處打工的媽媽近一些。後來父母離異，家裡的事琢磨不透，她說：“只有足球在陪着我。” 2014年，師曉敏剛去省隊時，隊友們都很驚訝：一個踢球的，連 C 羅和梅西是誰都不知道？

跟大部分奇蹟一樣，實現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阻力。一些老師很反對張素洋搞足球，覺得是不抓高考、不務正業，甚至縣本地人也覺得張素洋搞球隊的方式上不了檯面。縣領導倒是很支持，但他們拿不出一分錢經費。後來，校長陳軍也被調職了，據說原因是“只抓足球，不抓教學質量和高考”。

最要命的是在2015年，教育部推出“校園足球夏令營”——學生球員只要在夏令營“表現出色”，就可以獲發運動員等級證。這意味着，打比賽不再是獲取足球特長生考試資格的唯一途徑；一些有資源、有人脈的學生，即便不踢一場足球比賽，也能通過夏令營渠道拿到等級證和單招考試資格。

2019年的亞足聯 U-16 女子錦標賽，中國隊和澳洲隊爭奪季軍。中國隊在第1分鐘已經落後一球，師曉敏在第78分鐘才為球隊扳平比分，同樣出身於留壩縣的鄒夢瑤在四分鐘後攻入反超的一球。最終，中國隊以二比一贏下比賽。賽後，她們回到留壩縣，領導、老師和同學們夾道歡迎。師曉敏把國家隊的大衣脫下，披在了啟蒙教練張素春的身上。張素洋告訴師曉敏——要踢下去，別半途而廢。

後來是防疫三年，各種足球比賽停擺。足球隊沒法打比賽、沒有名次拿，學生球員就沒證可打。2022年，央視拉張素洋他們到山上的基地拍鄉愁紀錄片，讓他們講講自己如何記住鄉愁，也談談鄉村振興。上山前，張素洋和其他教練諞了諞：“除了鄉愁，更多的是憂愁吧。”

2021年初，師曉敏在訓練時遭遇跟腱斷裂。這是一個足以摧毀球員職業生涯的傷病，有三成球員在手術之後依然無法重返賽場。師曉敏想過就此退役，但張素洋打電話把她勸了回來，說詞大概是“她有條件，不踢可惜”。其實，兩人都明白這一次受傷，可能預示着師曉敏職業生涯的上限。

留壩縣足球做成了、出名了，張素洋的酒錢也有了。“沒那種心情了。酒不香了，不好喝了。”

大學“心理干預”系統，為何越來越像“心理監視”系統？

出品：八點健聞

幾天前的一個晚上，李舜（化名）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則匿名發出的求助帖——想自殺，有沒有什麼方式推薦。

在國外主修心理學、歸國才不久的李舜，第一次面對跟專業高度相關的求助案例。他認定自己能幫助到發帖者，準備將從國外大學裡學習到的經驗應用在對方身上。他怎麼也想不到，試圖幫助別人心理健康問題的行為，最終會成了“舉報”。

李舜裝作也有自殺念頭，在帖文之下留言，慢慢地跟發帖的女孩取得了連繫。女孩是一位國內名校的大學生，因為抑鬱症導致情緒低落、悲觀厭世，也沒有動力就醫服藥。根據國外經驗，李舜告訴對方一般高校都會有成熟的心理干預流程，對有需要的學生給予治療建議、學業減免、免費心理諮詢等。

李舜問女孩是否願意讓幫忙“對接資源”。女孩同意了，把一些學生信息發給李舜，由他代為向學校的心理諮詢室彙報。

後來，女孩生氣地在微信里質問李舜，到底在跟誰“彙報”情況：“大半夜的，怎麼學校保衛處來了兩撥人找我？”

原來，學校的心理諮詢室接到李舜的彙報之後，通知了保衛處。保衛處向學辦主任報告了情況，學辦主任又通知了輔導員。輔導員不僅跟女孩的室友“核實情況”，還聯繫了女孩的家長，引用學校條例，表明“不建議”讓女孩繼續上學，讓她出去就醫：“如果就醫後需要住院就住院，不需要住院就建議休學。”

高校的心理健康干預系統建設得愈來愈健全，本來是一件好事。然而，在一些大學生眼裡，這個本意是“幫助”的系統，卻愈來愈像一雙無處不在的“眼睛”，一個覆蓋“學校－院系－班級－宿舍 / 個人”四個層面的“預警系統”。從開學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篩查量表開始，系統似乎就一直注視着每一個“狀況異常”的學生，關注着他們的情緒、變故、挫折。當狀況達到某個閾值，一些大學甚至會向學生髮出警報：“你的情緒一直不太好，是否該考慮休學了？”

有人發現，開學做的心理健康篩查量表，讓自己成為了輔導員的“重點觀察對象”；有人暴露出心理疾病，在不知情下被“叫家長”；還有人因為一時衝動在社交媒體上流露“自殺傾向”，而被學校保衛處輪番登門詢問——要麼休學，要麼陪讀⋯⋯

這讓一些學生感到疑惑和惶恐——在這個學校里，是心理問題要被解決，還是有心理問題的人要被解決？

一位高校心理健康系統的負責人員對《八點健聞》說，學校不是幫助學生解決心理問題，而是幫助學生度過校內生活：“只要確認這個人不出事，危機就解除了。”

難以狙擊的“勸死者 ”

出品：剝洋蔥 people

4月4日下午1時50分許，張家界天門山風景區的玻璃棧道上，四名遊客集體翻越安全護欄跳崖，其中三人墮斃，另一人雖然被攔下，但因早已服毒而身亡。四人留下遺書，稱輕生是他們自己的想法，跟他人無關。

事件引起了中國輿論的關注，也讓徐世海更忙碌。三年前，徐世海的兒小自殺身亡。自此，徐世海在網絡上擔當起另一個角色——勸生者。

“天門山四人自殺事件發生後，我當時就判斷這個是典型的網絡約死。”徐世海解釋：“四個不同年齡不同來歷的人，選擇了同一時間、地點、方式尋死，他們肯定是商量好了的。”

徐世海不停接到各種電話。有中學生的父母請他和孩子聊聊天、疏導一下；有成年人找到他，每天打數十分鐘電話傾訴內心苦悶，坦言：“快要撐不下去了。”

擔當“勸生者”以來，徐世海四處尋覓自殺者聚集的網絡群，假扮各種身份接近對方，獲取他們的信任，再慢慢開導。他也用過各種方式報警，試圖攔截已經付諸行動的輕生者。他甚至跟網絡上隱匿而活躍的“勸死者”拉扯過招，試圖把目所能及的求死者打撈起來。

徐世海表示，他並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仍然堅持着，就像是慣性，也像是以這種方式一次次地，為著當年未能挽救兒子而完成自我救贖。在他看來，近年整個社會對網絡尋死者的關注和認知愈來愈充份，救助愈來愈積極和迅速。

廣州康鷺制衣村：在“轉型”浪潮中沉浮的小老闆們

出品：北青深一度

康鷺城中村是廣州市最著名的制衣村，一平方公里的片區內聚集了超過10萬人口，當中逾八成來自湖北省。

“小單快返”的加工方式，讓康鷺城中村一度成為廣州市制衣業的神話。當時，有小制衣廠老闆曾經年收入百萬元人民幣，不到五年便在廣州市買了房。對於來自湖北省的工人來說，那裡是理想的“淘金地”——從制衣工人起步，任何人都有機會成為制衣廠老闆：“只要努力，就能掙到錢。”

去年10月，“康鷺速度”曾經按下暫停鍵。海珠區作為廣州市新冠疫情最嚴重的區域，感染者大多分布在人口、房屋高度密集的康鷺片區。去年12月1日，康鷺片區解封，但城中村治理問題在疫情期間被進一步放大。

今年2月的一紙“拆違”通知，令許多小制衣廠老闆從“淘金夢”中驚醒。在“拆違”過程中，有人一夜之間從老闆重新變回零工。焦慮和不安在小老闆們之間傳播：“現在只拆頂層，不知道以後會不會都拆了。”

對於康鷺片區城中村的改造，近些年他們聽到的傳聞不斷，而這次拆違，或許是這些在廣州服裝紡織行業浪潮中浮沉的人，經歷的第一次“退潮”。他們不願被留在岸上，但他們知道這場“退潮”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