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废物到什么程度？李树（化名）不打工、不出门、不社交，积蓄用完了，干脆卖掉所有家当，搭了个帐篷，就住在一个垃圾场里。他如何以一种平静而认真的姿态，过着“废物”般的生活，却又让旁人看着感觉到体面？
五一假期，“寻亲家长”追赶着全国流量，都跑到了淄博。从请求网红主播让他们在直播间出一下镜，到自己学习运作直播、添加原创内容，为的就是博取广大网友关注他们失散孩子的信息，希望得到线索，最终与孩子团聚。
5月9日，中国首例“单身女子冻卵案”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这次开庭，距离当事人徐枣枣（化名）的第一次起诉已有四年。徐枣枣和她的卵子已经从31岁等到35岁，关于这次审讯，以至中国“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前景，她有什么看法？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5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一个人可以废物到什么程度？
出品：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图：李树
“本人暂时借住在这里，这堆东西是我的家，不值钱也卖不出去，请不要毁坏。如果想让我搬走，请拨打188xxxxxxxx。总之借住于此，如有冒犯，非常抱歉，我会立刻离开。”
李树（化名）在帐篷前贴了告示。帐篷是橙色的，扎在一个垃圾场里，在周围凌乱的砖块、碎石和杂草之间，显得特别鲜艳。“这堆东西”其实不多，400元人民币的二手帐篷已经是最值钱的资产，还有两身已经褪色的衣服，一个用坏掉的电热水壶改造的、用来做饭的小炉子，一个小铝锅，一堆从各处淘来的便宜食品。
“人，可以废物到什么程度？”李树在问答网站留言：“在出租屋躺了三四年，不打工，不出门，不社交，算废吗？但我还可以更废，去年积蓄用完，于是卖掉了所有的家当，搭个帐篷继续躺。”
李树的帖子，主要记录自己每天吃了什么。为了能“躺”得久一点，他把每天的支出控制在十块钱左右，晚上会掐着点儿去附近一个超市抢打折的肉类，在团购平台上抢菜。虽然食材品相不好，煮食工具也不利索，每次做饭都要花两三个小时，他却总能变着法儿捣鼓出不错的饭菜。有网友看了之后评论：“竟然吃得比我还好。”
记者张月每天追看李树的更新，好奇一个人在如此贫穷逼仄的环境，能为自己周旋出什么样的生活。记者渐渐意识到李树和别人的区别——别人大多是颓废的、痛苦的，却带着点呼救（或撒娇）的意思，但李树以一种平静而认真的姿态，过着这种“废物”生活，甚至让人感觉到体面。
很多网友问过李树，他是不是遭遇了重大打击，才一蹶不振彻底躺平。李树说不是，还说很多人是身不由己，而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选择。
今年4月，记者飞到了成都，通过当面采访，探究这样一个看上去一无所有的人，究竟仰赖何种心志，才能这样颓废又积极地活着⋯⋯
出品： GQ 报道
淄博火车站前排队领免费食品的队伍，和队伍旁的寻亲家长。图：GQ 报道
3月初，一位短视频博主发了条淄博探店视频，获得超过400万点赞。在这座时下最火热的城市，各路网红主播前来，捕获流量各凭本事。
张立花第一次见识到流量的凶猛，她捧着寻子信息牌过来，询问主播们能不能让她在直播间出镜，多数主播都会同意。
张立花今年50岁。1994年10月1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从山东省去云南省探亲，却遭遇拐卖，母子失散。她被拐卖到山村做媳妇，辗转多年才获警方解救。
广场上，有热心人领着张立花去找最火的主播，希望主播为张立花发布一条视频。主播拒绝了，争执声吸引了人群。人们举着手机，纷纷声援张立花。主播坚持没有答应。张立花跪在地上，一遍遍描述着孩子的信息。这条视频被转发到抖音上，获得了3000多个点赞。
对于要求主播帮助有可能被认为是“道德绑架”，张立花自我开解，形容这是“用冲突制造爆点”的引流方式。她坦承，只有下跪才能获得流量：“全国都关注了，越有流量，儿子很快就站出来了。”
张立花的下跪，给“寻亲家长”引了一波流量。第二天晚上，抖音红人“淄博鸭头小哥”找到张立花，专门为四位寻亲父母开了一场直播，吸引300多万人在线观看。
越来越多寻亲家长来到淄博，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显得微秒。寻子父亲何治生直播时，另一波寻亲家长来到，志愿者会刻意把他们拉到离何治生较远的地方，何治生过去时，他们也会躲开。“可能是怕分走流量，也无可厚非。”
何治生今年51岁。2009年1月15日，他的儿子何定涛在江西省乐平市双田镇上河村和同学一同走失。自此，何治生将唯一一张全家福印到寻子 T 恤的背面，去哪儿都穿着。寻子以来，开了十多年的手机维修店因为无人照看而生意惨淡，靠妻子在宁波打工的收入勉强支撑。
五一假期结束，这些寻亲家长又将奔赴不同的地方，下一个有热度的地方。在寻亲家长们聚集的房子里，临前走的晚上，张立花提议所有人都吃一个苹果，寓意平安团圆。
等待冻卵的四年，对话全国首例单身冻卵案当事人
“单身女子冻卵案”当事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每天在我评论里辩论
出品：剥洋葱 people
5月9日下午1点，冻卵案当事人徐枣枣（化名）来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等待开庭。图：徐雪飞
“好像当一个女性，你想先保存你的生育力，就会有人觉得你是没有人要，然后没有人愿意跟你去生孩子一样，但其实这两者是不同的。”
2023年5月9日，中国首例“单身女子冻卵案”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这次开庭，距离当事人徐枣枣（化名）的第一次起诉已有四年。庭审持续约两个半小时，法庭未有当庭宣判。
四年之间，一方面冻卵技术愈加成熟，另一方面中国的生育政策稍有放开，“单身女性生育权”等话题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关于“是否应该开放单身女性冻卵”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冻卵，即从健康适龄的女性身体中取出卵子并冷冻，待女性想要生育时再解冻卵子、复苏进而使其受精形成胚胎。2003年，中国卫生部（已撤销改组）修订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第三条第十三项禁止为单身女性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
2018年12月，徐枣枣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寻求冻卵服务。医院以徐枣枣单身，以及其需求并非医疗目的为理由拒绝。翌年3月，徐枣枣以“一般人格权纠纷”为案由，将医院告上法庭。
徐枣枣认为，拒绝对单身女性实施冻卵涉嫌性别歧视，违背了《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男女平等、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等相关规定，侵害了其一般人格权。北京妇产医院辩称，基于以推迟生育为目的的冻卵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生理以及社会问题，根据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而制定的法规规章、技术规范的要求，无法提供单身女性冻卵。
2022年7月，徐枣枣收到一审“驳回所有诉求”判决，立即提起了上诉。直到二审开庭，徐枣枣和她的卵子已经从31岁等到35岁。关于这次二审，《新京报》采访了徐枣枣和她的代理律师董晓莹。
新冠试药者，被“遗忘”刺痛
出品：极昼工作室
图：视觉中国
去年12月，中国各地进入新冠感染潮，辉瑞一药难求，价格在地下交易市场炒到1万到3万元人民币。外科医生刘参（化名）认为，国产药如果能够上市，肯定会比辉瑞便宜不少，假如能纳入医保，更加可以让普通家庭也负担得起，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于是，他和女友决定一块参加试药。
作为医务工作者，这是刘参第一次参与试药。尽管对制剂研发持谨慎态度，但这款“特效药”声称与已上市药的药理相似，内部消息也显示它的前两期数据还不错，刘参觉得可以一试。为了让新药能尽快上线，试药过程有点仓促，有些环节甚至不够规范。最终，新药于今年1月底上市，还是错过了应付去年冬天的感染潮。
中国的感染潮结束后，刘参的生活和工作似乎回到日常。5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遗忘”刺痛着刘参。尤其当城市似乎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好像大家一下子忘了那三年”的时候，刘参开始对工作提不起劲，生活的快乐也随之抽走了。刘参开始服用精神类药物，而他所在的科室，另有三位同事也在服用此类药物。
《极昼工作室》的这篇报道，引述了一项针对22家北京市属医院医务人员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及失眠状况比例分别达到32.51%、35.06%及18.92%。
另一篇题为《新冠疫情下某三甲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心理状态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的论文则提到，随着疫情结束，有相当数量医务人员的心理反应向慢性化发展，存在创伤后应激症状，并且出现抑郁、焦虑、物质滥用等不良结局。
回想起试药经历，刘参说：“其实我有时候做事情也挺冲动的，是因为生病难受的时候，做的决定不一定很理智，对吧？”五一假期，刘参跟女友去了一场音乐节，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刘参注意到大家都不戴口罩了，心头恍惚。
关停的天涯论坛，曾是我的大学
出品：真实故事计划
1990年代中社科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是混关天茶舍的必读书。图：真实故事计划
今年4月底，“天涯论坛”官网无法打开。天涯倒闭的传言，在网络上掀起一场集体怀念。在互联网走向中国大众的初期，天涯论坛聚集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活跃知识分子，他们灌水、创作、论战，集体地让天涯成为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源头之一。
“很多人怀念它，我也是。对于没有上过大学的我来说，天涯就是我的大学。”大概在2001年，才二十出头的彭远文南下广东省，在东莞市虎门镇的一家文具厂里打工。在《南方周末》的某一期报纸上，他知道了天涯社区，天涯就此在他的工厂生活之外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从此一点不寂寞，热闹得不得了。
彭远文常年混迹于天涯，与网友相识、学习、辩论，甚至成为线下的至交。后来，他逐步走出工厂，进入央视，成为了资深媒体人。他的个人故事，也是中国互联网“金色时代”的一部分。
天涯网站打不开的消息，让很多人感怀往事。彭远文认为，大家更多怀念的其实是人。他写道：“这些年，这里面最有勇气的人进了监狱。到现在，做媒体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媒体。还有人去了国外，最近的一个是慕容，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武汉疫情的书……更多人在苟延残喘，但仍未死心。”
五四青年节，有朋友把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拍了照发来，彭远文发了条朋友圈：“何谓青年，保持不服从就是青年。”
被作家性侵后，她如何夺回叙事权
出品：正面连接
插画：陈禹
最近，随着出版人范新、编剧史航、作家宗城等先后被指控涉嫌性骚扰，许多议题都被抛出和讨论，例如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何谓“同意”、文学艺术如何为男性带来优势地位和道德豁免权等。
2019年，一部八万字小说在法国文化圈引起关注。书中，作者瓦内莎・斯普林格拉（Vanessa Springora）讲述了她14岁时的一段往事——在一场文化圈晚宴上，比她年长30多岁的法国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Gabriel Matzneff）将目光有意无意投到她的身上，后来还一封接着一封的寄信给她，作出巧言令色的引诱、控制与侵犯。
马茨内夫是法国著名作家，1995年获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颁授勋章，2013年获得雷多诺文学奖，其手稿被保存在法国当代出版档案协会。
起初，瓦内莎认为自己陷入了爱情；直到很多年后，她才意识到当年遇到的是一位性捕猎者、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分手”后，瓦内莎发现她14岁时的照片出现在马茨内夫的官方网站上，作为他的众多“战利品”之一被陈列着。
此外，马茨内夫在其作品不断书写和美化这段“爱情故事”，还将自己塑造成改邪归正的回头浪子，而瓦内莎才是那个背叛“爱情理想”的人。
此间再次掀出这一个问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何谓“同意”？在马茨内夫看来，他已经取得了瓦内莎的同意，这是爱情。瓦内莎则说：“我的同意不能算数，它没有被说清楚。”
今年3月，《正面连接》通过视频连线，采访到了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本人，跟她讨论了《同意》这本书、她的经历、MeToo 运动与法国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