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可以廢物到什麼程度？李樹（化名）不打工、不出門、不社交，積蓄用完了，乾脆賣掉所有家當，搭了個帳篷，就住在一個垃圾場里。他如何以一種平靜而認真的姿態，過着“廢物”般的生活，卻又讓旁人看着感覺到體面？
五一假期，“尋親家長”追趕着全國流量，都跑到了淄博。從請求網紅主播讓他們在直播間出一下鏡，到自己學習運作直播、添加原創內容，為的就是博取廣大網友關注他們失散孩子的信息，希望得到線索，最終與孩子團聚。
5月9日，中國首例“單身女子凍卵案”在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這次開庭，距離當事人徐棗棗（化名）的第一次起訴已有四年。徐棗棗和她的卵子已經從31歲等到35歲，關於這次審訊，以至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的前景，她有什麼看法？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5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一個人可以廢物到什麼程度？
出品：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圖：李樹
“本人暫時借住在這裡，這堆東西是我的家，不值錢也賣不出去，請不要毀壞。如果想讓我搬走，請撥打188xxxxxxxx。總之借住於此，如有冒犯，非常抱歉，我會立刻離開。”
李樹（化名）在帳篷前貼了告示。帳篷是橙色的，扎在一個垃圾場里，在周圍凌亂的磚塊、碎石和雜草之間，顯得特別鮮艷。“這堆東西”其實不多，400元人民幣的二手帳篷已經是最值錢的資產，還有兩身已經褪色的衣服，一個用壞掉的電熱水壺改造的、用來做飯的小爐子，一個小鋁鍋，一堆從各處淘來的便宜食品。
“人，可以廢物到什麼程度？”李樹在問答網站留言：“在出租屋躺了三四年，不打工，不出門，不社交，算廢嗎？但我還可以更廢，去年積蓄用完，於是賣掉了所有的家當，搭個帳篷繼續躺。”
李樹的帖子，主要記錄自己每天吃了什麼。為了能“躺”得久一點，他把每天的支出控制在十塊錢左右，晚上會掐着點兒去附近一個超市搶打折的肉類，在團購平台上搶菜。雖然食材品相不好，煮食工具也不利索，每次做飯都要花兩三個小時，他卻總能變着法兒搗鼓出不錯的飯菜。有網友看了之後評論：“竟然吃得比我還好。”
記者張月每天追看李樹的更新，好奇一個人在如此貧窮逼仄的環境，能為自己周旋出什麼樣的生活。記者漸漸意識到李樹和別人的區別——別人大多是頹廢的、痛苦的，卻帶着點呼救（或撒嬌）的意思，但李樹以一種平靜而認真的姿態，過着這種“廢物”生活，甚至讓人感覺到體面。
很多網友問過李樹，他是不是遭遇了重大打擊，才一蹶不振徹底躺平。李樹說不是，還說很多人是身不由己，而他覺得現在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選擇。
今年4月，記者飛到了成都，通過當面採訪，探究這樣一個看上去一無所有的人，究竟仰賴何種心志，才能這樣頹廢又積極地活着⋯⋯
出品： GQ 報道
淄博火車站前排隊領免費食品的隊伍，和隊伍旁的尋親家長。圖：GQ 報道
3月初，一位短視頻博主發了條淄博探店視頻，獲得超過400萬點贊。在這座時下最火熱的城市，各路網紅主播前來，捕獲流量各憑本事。
張立花第一次見識到流量的兇猛，她捧着尋子信息牌過來，詢問主播們能不能讓她在直播間出鏡，多數主播都會同意。
張立花今年50歲。1994年10月1日，她帶着3歲的兒子從山東省去雲南省探親，卻遭遇拐賣，母子失散。她被拐賣到山村做媳婦，輾轉多年才獲警方解救。
廣場上，有熱心人領着張立花去找最火的主播，希望主播為張立花發布一條視頻。主播拒絕了，爭執聲吸引了人群。人們舉着手機，紛紛聲援張立花。主播堅持沒有答應。張立花跪在地上，一遍遍描述着孩子的信息。這條視頻被轉發到抖音上，獲得了3000多個點贊。
對於要求主播幫助有可能被認為是“道德綁架”，張立花自我開解，形容這是“用衝突製造爆點”的引流方式。她坦承，只有下跪才能獲得流量：“全國都關注了，越有流量，兒子很快就站出來了。”
張立花的下跪，給“尋親家長”引了一波流量。第二天晚上，抖音紅人“淄博鴨頭小哥”找到張立花，專門為四位尋親父母開了一場直播，吸引300多萬人在線觀看。
越來越多尋親家長來到淄博，他們之間的關係有時候顯得微秒。尋子父親何治生直播時，另一波尋親家長來到，志願者會刻意把他們拉到離何治生較遠的地方，何治生過去時，他們也會躲開。“可能是怕分走流量，也無可厚非。”
何治生今年51歲。2009年1月15日，他的兒子何定濤在江西省樂平市雙田鎮上河村和同學一同走失。自此，何治生將唯一一張全家福印到尋子 T 恤的背面，去哪兒都穿着。尋子以來，開了十多年的手機維修店因為無人照看而生意慘淡，靠妻子在寧波打工的收入勉強支撐。
五一假期結束，這些尋親家長又將奔赴不同的地方，下一個有熱度的地方。在尋親家長們聚集的房子里，臨前走的晚上，張立花提議所有人都吃一個蘋果，寓意平安團圓。
等待凍卵的四年，對話全國首例單身凍卵案當事人
“單身女子凍卵案”當事人：有人支持，有人反對，每天在我評論里辯論
出品：剝洋蔥 people
5月9日下午1點，凍卵案當事人徐棗棗（化名）來到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等待開庭。圖：徐雪飛
“好像當一個女性，你想先保存你的生育力，就會有人覺得你是沒有人要，然後沒有人願意跟你去生孩子一樣，但其實這兩者是不同的。”
2023年5月9日，中國首例“單身女子凍卵案”在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這次開庭，距離當事人徐棗棗（化名）的第一次起訴已有四年。庭審持續約兩個半小時，法庭未有當庭宣判。
四年之間，一方面凍卵技術愈加成熟，另一方面中國的生育政策稍有放開，“單身女性生育權”等話題開始受到更多人的關注，關於“是否應該開放單身女性凍卵”的討論也越來越多。
凍卵，即從健康適齡的女性身體中取出卵子並冷凍，待女性想要生育時再解凍卵子、復蘇進而使其受精形成胚胎。2003年，中國衛生部（已撤銷改組）修訂發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第三條第十三項禁止為單身女性提供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幫助。
2018年12月，徐棗棗向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尋求凍卵服務。醫院以徐棗棗單身，以及其需求並非醫療目的為理由拒絕。翌年3月，徐棗棗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為案由，將醫院告上法庭。
徐棗棗認為，拒絕對單身女性實施凍卵涉嫌性別歧視，違背了《中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對男女平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等相關規定，侵害了其一般人格權。北京婦產醫院辯稱，基於以推遲生育為目的的凍卵可能導致的一系列生理以及社會問題，根據為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而制定的法規規章、技術規範的要求，無法提供單身女性凍卵。
2022年7月，徐棗棗收到一審“駁回所有訴求”判決，立即提起了上訴。直到二審開庭，徐棗棗和她的卵子已經從31歲等到35歲。關於這次二審，《新京報》採訪了徐棗棗和她的代理律師董曉瑩。
新冠試藥者，被“遺忘”刺痛
出品：極晝工作室
圖：視覺中國
去年12月，中國各地進入新冠感染潮，輝瑞一葯難求，價格在地下交易市場炒到1萬到3萬元人民幣。外科醫生劉參（化名）認為，國產葯如果能夠上市，肯定會比輝瑞便宜不少，假如能納入醫保，更加可以讓普通家庭也負擔得起，滿足更多人的需求。於是，他和女友決定一塊參加試藥。
作為醫務工作者，這是劉參第一次參與試藥。儘管對製劑研發持謹慎態度，但這款“特效藥”聲稱與已上市葯的藥理相似，內部消息也顯示它的前兩期數據還不錯，劉參覺得可以一試。為了讓新葯能儘快上線，試藥過程有點倉促，有些環節甚至不夠規範。最終，新葯於今年1月底上市，還是錯過了應付去年冬天的感染潮。
中國的感染潮結束後，劉參的生活和工作似乎回到日常。5月4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遺忘”刺痛着劉參。尤其當城市似乎恢復到從前的樣子，“好像大家一下子忘了那三年”的時候，劉參開始對工作提不起勁，生活的快樂也隨之抽走了。劉參開始服用精神類藥物，而他所在的科室，另有三位同事也在服用此類藥物。
《極晝工作室》的這篇報道，引述了一項針對22家北京市屬醫院醫務人員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疫情期間醫務人員焦慮情緒、抑鬱情緒及失眠狀況比例分別達到32.51%、35.06%及18.92%。
另一篇題為《新冠疫情下某三甲綜合醫院醫務人員心理狀態及相關影響因素分析》的論文則提到，隨着疫情結束，有相當數量醫務人員的心理反應向慢性化發展，存在創傷後應激癥狀，並且出現抑鬱、焦慮、物質濫用等不良結局。
回想起試藥經歷，劉參說：“其實我有時候做事情也挺衝動的，是因為生病難受的時候，做的決定不一定很理智，對吧？”五一假期，劉參跟女友去了一場音樂節，成千上萬的人聚在一起。劉參注意到大家都不戴口罩了，心頭恍惚。
關停的天涯論壇，曾是我的大學
出品：真實故事計劃
1990年代中社科出版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是混關天茶舍的必讀書。圖：真實故事計劃
今年4月底，“天涯論壇”官網無法打開。天涯倒閉的傳言，在網絡上掀起一場集體懷念。在互聯網走向中國大眾的初期，天涯論壇聚集了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活躍知識分子，他們灌水、創作、論戰，集體地讓天涯成為中國互聯網文化的源頭之一。
“很多人懷念它，我也是。對於沒有上過大學的我來說，天涯就是我的大學。”大概在2001年，才二十齣頭的彭遠文南下廣東省，在東莞市虎門鎮的一家文具廠里打工。在《南方周末》的某一期報紙上，他知道了天涯社區，天涯就此在他的工廠生活之外打開了一扇窗，讓他從此一點不寂寞，熱鬧得不得了。
彭遠文常年混跡於天涯，與網友相識、學習、辯論，甚至成為線下的至交。後來，他逐步走出工廠，進入央視，成為了資深媒體人。他的個人故事，也是中國互聯網“金色時代”的一部分。
天涯網站打不開的消息，讓很多人感懷往事。彭遠文認為，大家更多懷念的其實是人。他寫道：“這些年，這裡面最有勇氣的人進了監獄。到現在，做媒體的大部分人已經離開了媒體。還有人去了國外，最近的一個是慕容，他出版了一本關於武漢疫情的書……更多人在苟延殘喘，但仍未死心。”
五四青年節，有朋友把王怡的《不服從的江湖》拍了照發來，彭遠文發了條朋友圈：“何謂青年，保持不服從就是青年。”
被作家性侵後，她如何奪回敘事權
出品：正面連接
插畫：陳禹
最近，隨着出版人范新、編劇史航、作家宗城等先後被指控涉嫌性騷擾，許多議題都被拋出和討論，例如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何謂“同意”、文學藝術如何為男性帶來優勢地位和道德豁免權等。
2019年，一部八萬字小說在法國文化圈引起關注。書中，作者瓦內莎・斯普林格拉（Vanessa Springora）講述了她14歲時的一段往事——在一場文化圈晚宴上，比她年長30多歲的法國作家加布里埃爾・馬茨內夫（Gabriel Matzneff）將目光有意無意投到她的身上，後來還一封接着一封的寄信給她，作出巧言令色的引誘、控制與侵犯。
馬茨內夫是法國著名作家，1995年獲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頒授勳章，2013年獲得雷多諾文學獎，其手稿被保存在法國當代出版檔案協會。
起初，瓦內莎認為自己陷入了愛情；直到很多年後，她才意識到當年遇到的是一位性捕獵者、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分手”後，瓦內莎發現她14歲時的照片出現在馬茨內夫的官方網站上，作為他的眾多“戰利品”之一被陳列着。
此外，馬茨內夫在其作品不斷書寫和美化這段“愛情故事”，還將自己塑造成改邪歸正的回頭浪子，而瓦內莎才是那個背叛“愛情理想”的人。
此間再次掀出這一個問題——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何謂“同意”？在馬茨內夫看來，他已經取得了瓦內莎的同意，這是愛情。瓦內莎則說：“我的同意不能算數，它沒有被說清楚。”
今年3月，《正面連接》通過視頻連線，採訪到了瓦內莎・斯普林格拉本人，跟她討論了《同意》這本書、她的經歷、MeToo 運動與法國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