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車作為城市道路上的“常客”，每天穿梭於各條線路之間。作為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公交車承擔著運輸乘客的重要職能。很難想象，這個曾經滿足了多數基層出行需求的大眾運輸工具，現在正在面臨著巨大的時代困境。
2022年，河南周口鄲城縣公交車停運事件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客流量的急劇減少，政府財政的緊縮，以及近些年疫情的影響，都在加劇公交行業生存的壓力。而這樣的生存壓力，更是集中到了公交車司機身上。
公交車的現狀對司機有怎樣的影響？他們的收入有怎樣的變化？公交車站作為城市建設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必要性是怎樣的？懷着這樣的問題，記者傅一波赴現場進行了調查，最後寫成了《縣城公交停運調查：當民生工程遇到財政困難》一文，不僅挖掘了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並透過採訪專家，就當地的困局提出了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深度訓練營”的記者最近採訪了傅一波，他在採訪中分享了自己做前期準備工作的方法、現場突破的技巧，尤其是暗訪的倫理和方法。
以下是傅一波的自述：
這篇稿子最初的成稿應該是在去年10月份。
去年八、九月份，河南周口鄲城縣有個公交車停運的事件，當時在全國的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當時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最初其實希望聚焦於公交車司機個人的故事。由於疫情，當時很多二、三線城市的公交一直都處於一個虧損的階段。對於司機而言，他們的生存狀態是很掙扎的。這種狀態不是個例，而是他們普遍的共性。他們生活究竟受到了怎樣的影響？他們的收入有怎樣的變化？這些都是我想要深入了解的問題。
鄲城公交站
後來通過和其他老師的溝通，我們發現更值得關注的點是，拋開個人故事，這些二三線城市的公交車站生存狀況究竟是怎樣的？在疫情期間，政府究竟應不應該有補貼？公交車站作為城市建設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必要性是怎樣的？抱着這樣一系列問題，我們着手做了一些前期工作。
前期工作：就不熟悉的問題請教專家
有了一些前期的設想之後，我們開始去做一些案頭工作。其中有幾塊是比較重要的。第一個點是我們了解到，當地公司發不出司機的工資，其實並不是那一段時間的特例。在疫情之前，他們其實也有發不出工資的情況，有時拖欠一個月到三個月甚至是半年。這個事實背後實際上會帶出來幾個比較關鍵性的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為什麼會發不出工資？第二個問題是：在政府對公交公司有所補貼的情況下，為什麼這些錢沒有直接到公交車司機的手裡面？經過了解，我們得知這裡面涉及到了一個“中央轉移支付”的問題——在被政府扶持的產業中，公交其實是裡面佔比最輕的環節。所以我會向一些經濟領域的學者和專家請教關於中央補貼的問題。
我本身對於經濟方面的問題是很不敏感的，在做這篇稿子前，我其實對於所謂的“轉移支付”——中央財政分配問題，都只有模糊的概念。通過和專家的溝通，我們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河南鄲城公交車停運的事件背後，其實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縣域財政問題。
縣域的財政，它首先需要保證的是公務員，因為公務員需要去做一些行政工作。第二個是醫院，在當時的背景下，很多人要做核酸，所以需要保證醫療系統的運轉。第三個是教師。最後才是一些公共政策，比如說公交公司，比如說環衛工人，比如說基建。在過去財政資金充沛的時候，我們可以幾個方面都兼顧到。但在當時的背景下，財政有所緊縮，這些公共領域的部分只能後置。
有了專家給的一些指導意見，我明確知道了接下來要做的工作。第一，我需要找到事件中心的公交車司機，通過他們的描述來還原這件事情的經過。第二，通過這些公交車司機，我要順藤摸瓜摸上去，去了解公交公司的管理人員為什麼不給司機發工資，以及他們在事件發酵後都做了什麼。第三，我希望從當地人的口中，了解到他們坐車的頻率如何，以及他們對這件事究竟有什麼樣的看法。最後，這件事也涉及到交通局的相關部門，我也希望可以向他們了解到更多信息。我們希望把這整件事串起來，在最後給到一個解決方法。
暗訪：現場突破的重要方法
去到現場之後，其實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是我提前聯繫了一些人，他們說好了會為我帶路，去找到有效的採訪對象。起初我提前聯繫了三個人，但裡面只有一個人給我提供了比較有效的信息。他給我介紹了一個車站的保潔大叔，並且把我帶到了車站，幫我指明了方向。
到了車站後，我在現場住了三四天，但我發現我完全沒有辦法拿到司機的聯繫方式。我想到一個最笨的辦法就是，親自去坐公交車。在那三天里，我不停地坐公交，坐車的時間加起來總共有將近一天，我幾乎把縣城所有公交車都坐了個遍。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了幾個比較關鍵的信息。我了解到車站與車站之間的間隔、車站的人流、車站發車的班次、公交車走的整個的路線以及站台的設計等等。
鄲城到李樓的班車
在和司機聊天的過程中，我也得到了一些關鍵的信息。有些司機我在直覺上感覺是能夠突破的，所以我會告訴他們自己的記者身份。有些司機可能聊了幾句以後，我大概知道他只能夠說這麼多，到最後其實有些司機已經認出我的身份了，他會有防備意識。
有一件我有個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有一個師傅和我聊了很久，因為我坐他的車來來回回坐了四趟。他也知道我身份，也特別願意聊，只是他不太希望暴露自己的身份。到了晚上七點多，他的最後一班車到了，所以他要下班回家了。然後他突然問我，這麼晚了我怎麼還在工作。我們又聊了一會兒，後來他就邀請我去他家吃飯。當時我的第一反應是，覺得這是一件意外之喜，我覺得這是一次特別好的經歷，我可以和他在桌上聊這件事，可以事無巨細地聊。去他家裡之後，他一個人就把整個過程給我講的特別圓滿。我再通過跟其他司機的對話去互相佐證，交叉還原，其實就會發現已經捋的非常清楚了。
關於司機沒有拿到工資的問題，還需要找到一些上層人物進行求證，比如老闆，比如說管理人員，比如說相關部門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和公交車老闆的聊天是通過偽裝進行的，因為我當下其實試了很多，不管是給他發消息也好，給他媳婦發消息也好，或者說給他們公司的其他人打電話也好，各種方法都試了，但是都沒有成功。
在坐公交車的這段時間裡，我發現了一件事。雖然公交車的人流很小，但是時常會有公交車站的宣傳人員上來發廣告。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要上來發廣告，他說是公司安排的，他們公司和公交車有合作關係。於是我當時就想到，可以通過聲稱自己做廣告的方式，去接觸公交公司領導。
所以當時我就通過這樣的方式，跟老闆聊了很久。其實我會感到有點內疚，因為當時那個老闆還挺客氣的。我在他辦公室里喝了不少茶，也拿到了幾份關鍵性的資料。第一個是他們的廣告的報價單。第二是他們這幾年實際的經營狀況。他給了我一份清單，我抄了一下，但是沒好意思拍。然後他就跟我詳細地說了“不發工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第一個原因是，他們盈利非常困難，因為縣城裡面真的很少有人坐公交車。在下午四點到六點這個區間，至少有三班是空放的。也就是說公交車司機就開着這輛車在遛彎。這個情況並不是只在當時存在，而是這幾年幾乎都是這個樣子。第二個是補貼。其實從2019年公交車公司基本上就處於自負盈虧的一個狀態。其實他們的盈利方式其實總共有三種，第一種是賣票，第二種做廣告，第三種是車的租賃。就是說有些人會要包車，那把這輛車包出去一天也可以賺一些錢。即便在鼎盛時期，它的盈利其實也就是能夠平進平出。即便是在江浙這些富裕的地方，公交公司也並不是的一個盈利生意。
所以其實聊完之後，其實我就比較清晰的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了，也大致知道這件事我該怎麼去寫，怎麼去架構這些東西。
在寫稿的過程中，記者和編輯之間需要達到配合的狀態。因為有時候記者很容易被採訪對象帶着跑，沒有辦法將所有問題都準確地提出來。其中5萬字的數據，裡面就只有1萬字是能夠真正代表信息量的地方。但是很多其他的時間，我們都會聊一些有的沒的。但是如果在有編輯的情況下，通過和編輯的溝通，我就知道我的稿子應該怎樣寫，我需要再找哪些採訪對象去進行佐證。編劇會非常明確地和我說，這個東西有沒有用。比如說採訪對象和我說了一堆他過去的經歷，或者發一些牢騷，那編輯就會直接告訴我，這個東西和這篇稿子沒有關聯。有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試圖找到一種邏輯上的連接，其實你硬要找一些連接，還是可以找到的，但是這些連接是非常弱的，並沒有一個特彆強大的關聯 。所以就需要做一些捨棄，要以信息量為主。畢竟這是在做新聞，而不是像寫一篇回憶錄或者小說可以娓娓道來。在新聞的寫作中，還是需要給讀者一定的信息量，而不是做一些過多的展開。
問答環節
Q：從對人的描寫引入到一個大背景，這時候怎樣自然地把政策的部分插入？
A：我通常也覺得，如果在一個人的故事下面插一個政策的部分，會顯得非常生硬。通常我會試圖找到這個人和政策之間的聯繫。比如說我這段時間關注的一個類似安寧療護的話題，就是病人病患臨終的時候，他自己有權決定是否進行某些醫療干預。其實這件事會有一個比較強的政策的支持，那是因為深圳在2022年6月23日把“生前預囑”作為一個法律。在文章里我會描寫病患和家人有什麼樣的溝通，和朋友有什麼樣的溝通，以及他在關注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又做了些什麼，希望把人和故事之間做一個平衡，不然它可能會很硬。
當然就是硬性文會有硬性文的做法，但是在當下的環境當中，如果某篇文章滿篇都是特別硬，特別宏觀的東西，那作為讀者來說，可能看個四千字就會感到疲憊。
Q：在做暗訪的過程中如何偽裝自己的身份，不被識別出來？
A：你還是需要做好充分的案頭工作，不能讓別人看出來。但是我想說的另外一點，是關於暗訪的邊界。其實我不是第一次做這樣的暗訪，在這件事後我也有一些思考。
“暗訪”這個詞，本身就有一些違背新聞倫理的東西，容易產生一些邊界問題。至於我怎樣判斷是否要採取“暗訪”的手段呢？首先在和編輯以及其他幾個老師合計下來，我們發現這件事沒有其他突破方式，只能通過“暗訪”的方式才能進行。
我還可以舉一個暗訪的例子，就是剛剛提到的上海封城階段的一篇稿子。那篇稿子里有個外賣員小哥，我當時並沒有告訴他我是記者，但是我們在一個屋檐下一起住了三天。因為我知道寶山那邊有個外賣園區，溜達了一天其實到晚上十一點的時候已經很累了，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睡覺，所以當時我就在那邊的一個小的連廊下面過夜了。
最開始遇到這個外賣大哥的時候，他正在睡覺。然後我就進去問他，這裡還有沒有位置，我是否可以在那裡睡一會兒。他回答說有，並且同意我在那邊過夜。我記得我當時帶了一隻烤雞出來，於是我拿出烤雞，我自己吃了一半，分給了他一半。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聊天，大概從晚上十二點一直聊到了早上四五點鐘。
我想着好不容易出來一趟，總得送個外賣才行。等我送完一天外賣，回來差不多八九點了，發現他還在那裡睡覺，然後我又開始和他聊了起來。我突然間問了一句，為什麼他還在睡覺，不用賺錢的嗎？他說在當下那種情況下，就在那睡睡覺就覺得挺舒服的了。當時聽了這句話我心裡有點難受。
當天我們聊到了三四點鐘，第三天也是這樣。在聊完之後，我後來也向他坦白了，或者說他自己也意識到了我的身份。但是他並沒有表現出過多的介意，畢竟兩個人共患難了一段時間。其實我很多時候會有些猶豫，在不表明你在採訪的情況下，要如何處理一些問題。因為你通過這樣的手段拿到這些信息的時候，它的真實性是沒有第三者佐證的，這很容易出現問題。所以我在百分之九十的情況下，都會告訴別人我在採訪，甚至於成稿了以後，我會把其中的一些內容拿給對方進行確認，避免稿件刊發出來以後出現什麼問題。
Q：您是如何找到目標採訪對象並取得和對方的溝通的呢？
A：我記得很早以前我在尋找南京長江大橋上一個救人的大叔，那時候我並沒有找到能夠聯繫上他的人。然後我就不停地在網上看他的視頻，我記得在一個七八分鐘的紀錄片里，我看到了他門上的一個畫面，門上面出現了他的電話號碼。於是我就立馬把視頻畫面放大，抄下他的電話號碼後就立馬打了過去。
我覺得可以嘗試各種辦法找到需要找的人，要多一點點耐心，不要太着急。雖然也不是百分百能找到，但是要努力，努力嘗試各種辦法。有時候也會被人拒絕，但這也無所謂，要學會接受被人拒絕，自尊心不要那麼強。被拒絕以後我會想，那接下來我還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覺得給二十個人發私信，其中有一個人答應，命中率也就可以了。有那麼一點微弱的光，就可以照亮整個黑夜。每次有那麼一兩個人給到回應，其實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Q：您是如何維持做新聞的動力的？
A：有時候可能會給自己灌一些雞湯吧。有些採訪對象和他們的故事會帶給我自己很多的觸動。首先，現場的魅力真的非常大。你能夠在現場看到別人的故事，這是一件非常令人開心的事。第二就是，當你回頭看的時候，某些採訪對象的經歷其實會給你一些動力和指引。到目前為止我採訪的對象裡面，其中有兩位是已經去世了。偶爾我想到他們的時候，會覺得有很多感觸。
寫一篇稿子，首先必須得相信這個選題，相信你的採訪對象，也相信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作為個體而不是機構僱員的你，被一個故事打動，不管編輯同不同意，你都想去聽去寫，那麼這個故事就是有價值的。
我不止一次干過自費出差做題的事，僅僅只是因為我想和這個人聊，也不在乎它是不是能發出來，但我必須在關鍵節點上第一時間在場。
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靠專業取勝的人，更多時候打動採訪對象的是執着和真誠。相信很重要，質疑更重要，一切採訪，都是為了從不同面剝開洋蔥，為了能夠更真實、全面地去接近和理解一個人。
有時候太信任採訪對象，選題就會被帶偏，變成了正能量和宣傳式報道。曾經有人這樣形容狀態：一隻腳在內，一隻腳在外。採訪時，我們和採訪對象保持共情，彷彿與他一起經歷了人生，無論喜悅與痛苦；寫稿時，我們要抽離出來，站在半空中更客觀地去看。採訪時，儘管讓自己全力投入、沉浸其中就好了，等採訪完把所有的素材都拿回來，再重新思考分析理解，和身為局外人的編輯一起討論，也不要害怕和採訪對象發生衝突。
*文中圖片來源於受訪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