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Smaranda Tolosano
阿富汗新聞編輯 Zahra Nader 記得一位記者同事對她說過，她“永遠不會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因為她是一個女性”。肯尼亞記者 Purity Mukami 在初為人母時兼顧新聞工作，卻被要求在數據科學家和母親這兩個身份之間作出抉擇。
現在回看，這些都是她們職業生涯早期的軼事。不過，當下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女性仍然要跨過重重障礙和排除根深柢固的偏見，才能從事調查新聞工作。
“我們（女性）依然面臨著與男性不一樣的挑戰。”在瑞典哥特堡舉行的第13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 #GIJC23 上，在一場討論女性新聞工作者處境的研討會中，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副總監 Gabriela Manuli 如是說道：“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嘗試，看看如何能相互支持。”
在這一場研討會上，烏克蘭地區獨立出版商協會（AIRPU）行政總監 Oksana Brovko、Semafor 總編輯 Gina Chua、有組織犯罪與貪腐報道計劃（OCCRP）數據記者 Purity Mukami、匈牙利獨立調查媒體 Direkt36 記者 Kamilla Marton、瑞典媒體 HD-Sydsvenskan 記者 Jessica Ziegerer、以新加坡為基地的端傳媒的編輯 Hui (Lulu) Ning、關注阿富汗人權狀況的多媒體組織 Zan Times 的總編輯 Zahra Nader 及全球深度報道網行政總監 Emilia Díaz-Struck 分享了她們的經驗，強調了建立支援網絡和創建互助社群之重要。以下是她們給出的一些建議。
讓你的新聞編輯室更多元化
“決定我們關注哪些議題的那一群人，曾經都是男性，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Semafor 的 Gina Chua 表示。她分享了自己作為一位跨性別女性，身處於這個典型的男性主導行業的經驗。她的建議是媒體和新聞編輯室應該要多元化，才能對報道內容有更廣泛的集體知識基礎。“我們都有盲點。”她表示：“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是讓新聞桌上更多元化。”
勇往直前，並且支援正在掙扎的其他人
Zahra Nader 和 Oksana Brovko 分享了在烏克蘭和阿富汗從事新聞工作有多困難。對此，Gabriela Manuli 指出：“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要成為女性調查記者更加困難。” Oksana Brovko 的男性同事都走上了戰場，而她身兼母親和調查記者兩職：“我們都很難，感覺很受傷。不過，我們也有對策。”在烏克蘭調查新聞女性同業的相互支持下，Oksana Brovko 和其他女性記者得以堅持繼續工作。
至於 Zahra Nader，她談到了身在阿富汗的女性記者，以及那些被迫在國外報道阿富汗新聞的女性記者。她指出，女性記者們在報道塔利班重新掌權以來女性所面臨的悲慘處境時，都承受着很大的創傷。不過，她表示自己不知道如何放棄：“這就是我們繼續前進的理由。”
導師可以為你帶來改變
研討會講者們的一個共識，是擁有導師十分重要。Emilia Díaz-Struck 此前在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任職期間，參與過不少合作項目。她指出，女性事業要能蓬勃發展，有賴共同合作所產生的力量。她還稱，指導不僅可以成為個人成長的一種途徑，也可以是一個網絡的成長方式。
講者們提到，導師可以為你提供重要的指導、支持，甚至作為啦啦隊長，鼓勵你展開重要的調查報道項目。一些講者還指出了女性導師與男性導師的不同之處。Purity Mukami 表示，每一位導師都有用且重要，但擁有一位女性導師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經歷。據她分享，她在一次會議上偶遇了一位女性前輩，對方引領她進入了數據新聞事業，後來又促使她進入調查新聞行業。她形容，擁有這樣的導師，“就像站在某人的肩膊上，由她幫助你翻過柵欄”。
圖：Smaranda Tolosano
挑戰你的自我懷疑
Kamilla Marton 在匈牙利非營利調查新聞中心 Direkt36 工作。儘管在職涯初期已經取得成功，她在某段時間開始要與“冒名頂替綜合征”（註：一種對自我能力感到懷疑，不相信自己成就，或者認為自己不配獲得成功的心理現象）搏鬥。她給出的實用建議是，首先要承認問題——她意識上的關鍵時刻，來自某一天她步行去上班時，突然理解到自我懷疑已經幾乎毀掉她的職業生涯。她的另一個建議，是停止將自己與他人比較。假如對自己有一點懷疑，不妨尋求編輯和同事的反饋，並且跟他們好好討論這個問題。
Hui (Lulu) Ning 是端傳媒的編輯。她提到，當自己一夜之間晉陞到領導崗位後，需要克服認為自己不會、甚至不可能成功的恐懼。因此，她制定了一套自救策略：把所有事情拆解開來，包括你害怕的事情、你無法控制的，還有你能夠發揮影響力和作出改變的。她說：“這樣你就能認識到自己的恐懼，又不至於被它佔據你注意力的中心。”
自我反省和定立目標
早在一個世紀之前，瑞典首位調查記者 Ester Blenda 以卧底調查的方式，揭示了該國一個農場的內部狀況，取得了她職業生涯上的突破。百年之後，Jessica Ziegerer 和她的同事在複核她們機構的調查項目時，發現大多數項目都是與男性記者合作的。於是，她們制定了一套策略，並且設定了一個目標：在一年之內，跟女性展開的合作項目佔比必須提高到四成，達到她們的新聞編輯室本身的性別比例。“實現這個目標並不難。”她解釋，新聞編輯室的工作重點發生了一些變化，對社會服務、房地產市場、學校、甚至馬業等主題的調查報道開始出現在新聞網頁之上。“今天，這已經不是一個目標，而是我們日常工作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不要讓其他人定義你的能力
女性身處於高度父權社會中必須經歷的一種獨特體驗，是被告知她們可以做什麼和不可以做什麼。Zahra Nader 也曾被告知她不可能成為一個頂尖的記者，但就在那不久之後，她加入了《紐約時報》，成為首位在世界主要英語媒體從事報道工作的阿富汗女性。後來，她更加創立了自己的媒體網站“Zan Times”，報道來自壓迫最嚴重的地區的女性的故事。正如她所說：“因為我們能夠承載意義。”
軟技巧也有其價值
講者們指出，人們對調查記者應該具備哪些技能，有一套典型的期望，但女性記者不應該受這一套期望所約束，畢竟所謂的“軟技巧”也有其價值。Emilia Díaz-Struck 引用了一些主導國際頂尖調查項目的女性編輯和管理者作為例子，指出：“這（軟技巧）容許我們建立聯繫，並且促成合作。”Gina Chua 對此表示認同，指出女性有不同的溝通、聯繫和互相幫助的方法：“千萬不要喪失這些能力，它是我們擁有的最有價值的東西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