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多地发起突袭，以军随即炮轰加沙地带以作反击。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轮巴以冲突，网络上充斥相关的夸张、虚假和未经验证消息，不少人挪用这些信息来支持他们对巴以局势的想像、甚至偏见，令客观的新闻报道和事实核查变得更加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整理了身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双方平民的讲述，试图呈现他们在战火、恐惧、伤亡之中的处境。《澎湃新闻》则利用数据、信息地图等，重构本轮冲突爆发的头12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至于中国，媒体继续关注老年工人、女性等边缘群体的处境。一位身处社会较低层的、克尽职守的超龄环卫工人，因为冒认别人身份获得工作，在工作岗位上遇事身故后如同消失了一样，其家属一直未能工伤赔偿。一位曾经登上顶峰的电竞女选手，因为对电竞行业里的性别差异和不公平感到疑惑，现在已经不想打游戏、甚至不再把自己当作职业选手。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10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巴以冲突10天以来，来自双方平民的讲述
出品：三联生活周刊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2日，以色列 Kibbutz Beeri，以色列士兵在巡逻。图：视觉中国
“我们安全了吧？”10月7日当地下午，大卫．布隆伯格（David Bromberg）与另外9个一同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已经在灌木丛中躲藏了7个小时，终于等到其中一人的父亲开着大卡车、带着手枪赶来营救。布隆伯格事后接受传媒采访，回忆那极其难熬的7个小时，称不时听到附近传来机枪扫射的声音，枪弹飞来飞去，周边人们“惊恐、呕吐、发抖”。他甚至声称，他认识的一位朋友亲眼目睹了“袭击者砍下人们的头颅”。
据以色列官方称，10月7日当地清晨，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从加沙地带发起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火箭炮袭击，与此同时有数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潜入以色列境内，在多个地点发动突袭，包括一场吸引了3000多名世界各地参加者的音乐节。
最初，爆炸声和枪声淹没在现场音乐里，许多人没有察觉，依然手舞足蹈。随着音乐停止，火箭炮弹爆炸声变得清晰，现场扩音器喊着“红色警报”，枪声则愈来愈近，人群开始四处逃窜，但根本搞不清楚哪里才是安全。幸存者奥尔特（Ault）对《三联生活周刊》回忆，爆炸声传出后约半个小时，40至50名武装分子乘坐一辆大型白色面包车到场，开始近距离连发射击，许多人背部中弹：“大家并不清楚武装分子在哪儿，只是拼命逃跑，会不会碰上他们全看运气。”
在事后发布的视频里，一名参加派对的人用手机拍到，爆炸发生前天空中出现了几个小黑点，这些黑点愈来愈近，后来被证实是哈马斯武装人员乘着滑翔伞降落在加沙边境。以色列救援组织扎卡（Zaka）称，音乐节现场至少有260具尸体，还有许多人被武装分子劫持为人质、带往加沙地带。
有人形容，哈马斯的这一次行动，击碎了以色列许多居民的安全感。特拉维夫响起火箭炮警报后，住在市区的大卫．约瑟夫（David Yossef）与妻子、女儿一起躲进公寓2楼的“安全屋”。1992年，以色列引入住宅建筑法规，安全屋成为了每栋楼宇的标准配置，每户家庭都必须建有防空安全室，通常有带加固锁的钢门、厚厚的混凝土墙、防碎玻璃制成的小窗户。
约瑟夫事后对《三联生活周刊》表示：“骚扰在所难免，但在这次战争之前，我们坚信以色列不会发生大的伤亡，因为有固若金汤的‘铁穹’系统和世界一流的军事武器。”他提到，作为以色列人，他们从小接收到的教育是，“如果一个恐怖分子出现在特拉维夫，他会在一分钟内就被制服”。
据曾经旅居耶路撒冷的中国人林峰观察，城市里虽然会出现抗议事件和火箭炮袭击，但“大家觉得真正发生危险的概率微乎其微。有点低估了哈马斯，觉得哈马斯没有能力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攻击，以色列也有实力保护生活在这里的本国人和外国人”。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5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难民营进行军事打击后，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坐在废墟上。图：视觉中国
哈马斯发起突袭后，以色列政府很快作出了反应，对加沙地带发起了狂轰猛炸。外界通常以“巴以”来描述冲突双方，事实是双方武力极度不对等。在加沙，人们没有防空洞、安全屋，更加没有全球顶尖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接收预警的唯一方法就是认真聆听街上邻居的大声呼喊。
生活在加沙城的记者萨娜．卡玛勒（Sanaa Kamal）告诉《三联生活周刊》，10月7日起的三天里，他们持续承受以色列数百次轰炸：“第一天轰炸时我出去做报道，当我回到自己的街区时，十分震惊，我们的街区几乎完全被毁掉了！那是一个很漂亮的街区，有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办公室，还住了很多上班族、记者和工程师。这里没有武装分子，为什么要炸我们这里？”
卡玛勒外出报道时都会戴上头盔、穿着印有“PRESS（记者）”字样的背心，但这无法保障她的安全。“从2008年加沙战争开始，每一场（冲突）我都参与报道，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猛烈，死的都是巴勒斯坦的平民，不是武装人员。”
阿伊莎．沙克法（Aisha Shaqfa）住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市，家里挤进了16个南来避难的亲戚。《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对阿伊莎的采访是在几天里断断续续进行的，因为阿伊莎的手机经常没电。加沙地带的三分之二电力依赖以色列供应——10月7日，以色列能源部长宣布已经签署命令，要求以色列电力公司切断对加沙地带的供电。
断电命令让加沙地带的医疗系统陷入崩溃。加沙城希法医院的医生对半岛电视台提到，医院接收了大量烧伤患者，但无法给予及时救助，医院也只能靠发电机来维持部分设备运转。加沙地带一位卫生官员称，医院太平间已满，只能用冰激凌车来存放尸体。更糟糕的，是医院不少工作人员不只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有家人遇害，自己也正在试图保护家人的安全。
情况在10月13日进一步恶化——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勒令加沙地带北部的约110万居民在24个小时内全面撤离至南部，因为以军即将会对北部发动“重大军事行动”。据国际传媒报道，以军未等撤离限期届满，已经对加沙北部持续发动轰炸。
住在南部的阿伊莎自认相对幸运：“真主保佑，如果未来几天我能性命无虞，最终活了下来，那我希望能继续自己的职业追求。”10月14日上午，阿伊莎告诉《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她必须关闭网络了：“你可以给我留言，但我不一定能再回复，因为手机只有3%的电了，而充电宝也只有15%的电量。”
出品：澎湃美数课
图：澎湃新闻
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境内发起突袭，以色列军方随即对加沙地带发起报复式轰炸。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援引冲突双方卫生部门的统计，截至10月18日下午，本轮巴以冲突已经造成双方合共4940人丧生。其中，加沙地带有3540人遇难、逾12000人受伤，相当于每小时有12人因战火失去性命。
10月19日、即冲突第12天，澎湃新闻发表了数据报道，梳理了卫星遥感数据、历次冲突伤亡数据、媒体公开报道等，试图还原加沙地带在本轮战火中发生的事情。
其中，报道引用了 Sentinel 卫星数据，通过火势识别来呈现出7日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境内的火箭炮击范围。报道还使用了夜间灯光图，呈现出加沙地带受以色列空袭和封锁之后，该区入夜后的漆黑程度。报道提到，以色列的围困导致加沙地带出现物资紧缺、停水停电等问题，该区唯一的发电厂已于11日因燃料耗尽而停止运作。
今次是巴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澎湃新闻比对历次冲突的伤亡数据，以数据图表呈现了今次冲突相较过往几次的严重程度。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于17日表示，伤者数量已经超过了医疗队和救护车的能力。阿拉伯电视台于18日则引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外交部长称，当时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300名儿童在战火中死亡。
64岁环卫工消失在清晨街头
出品：极昼工作室
图：极昼工作室
4月22日清早4点多，环卫工人“耿彬霞”如常起床、吃过早饭，骑着小电摩去到曲江大道上。“到得愈早，路愈好扫”，这是环卫工的常识。当城市尚未苏醒，扫第一趟是最关键的，这时候路上什么都有——烟头、饼干袋、塑料袋、纸箱子、啤酒瓶。上级检查如果发现白垃圾、烟头，每个要扣50块钱。
车祸就发生在早上6点43分。一辆小轿车沿曲江大道辅路由北向南行驶，在区民政局南侧300米处撞倒了工作中横穿马路的“耿彬霞”，随后一辆小轿车又将她碾压而过。司法鉴定显示，巨大钝性外力一次性作用损伤了心肺等重要器官，导致她短时间内死亡。
事故消息传开，环卫工们一个传一个说：“耿彬霞死了。”隔天，传闻得到更正，死的是肖小玲。肖小玲今年64岁，早已超过招工限制年龄，找过继出去的妹妹耿彬霞借了身份证，才获得环卫工这份工作。
事发当天，耿彬霞不用送孙女上幼儿园，跟着亲戚逛了一天车城，晚上九点多才回家。她已经五年没有工作，跟子女一家六口同住，每天带带孙女，拾掇些花花草草。肖小玲的性格和际遇跟耿彬霞截然相反——刚从老家到西安时，她也帮忙带孙辈，但等娃一上幼儿园，她就从女儿家搬了出去，自己住进城中村，找了个班儿上。她给的理由，是“你娃跑太快了，我追不上。”
2021年春天，肖小玲打电话给妹妹耿彬霞诉苦：“找不来活，人家都嫌我年龄太大了。”肖小玲的前一份工作是在雁塔区等驾坡村当环卫工。在第14届全运会的契机之下，西安市完成了32个城中村（棚户区）征收。驾坡村启动拆迁后，肖小玲没了工作。耿彬霞劝姐姐别干了，更提出让她来家里同住。肖小玲拒绝，还是那句话“人家嫌我年龄大”，更问妹妹借来了身份证。那一年，肖小玲62岁，耿彬霞58岁。
西安人都知道，曲江大道是一条迎宾示范路，大唐不夜城、大雁塔等知名景点都在附近。道路连接二环和三环，双向各有四条快车道，主辅路各两条。近20名环卫工在这里上班，每人负责清扫六个路灯之间的距离。
为了整洁，环卫工具不能摆在街边，也不能放在角落，而要藏在写着“曲江新区保洁工具箱”、也可以让行人倚坐的银色长椅下面。每天早晨6点，肖小玲就从长椅里掏出苕帚，开始清扫。她动作麻利，再小的烟头也塞进簸箕里。多数工友都知道，“耿彬霞”是个干活利索的大姐，因为路扫得干净，没有烟头，常常受到表扬。
事故发生半年，肖小玲的家属没有收到任何工伤赔偿。车祸事故认定书公布后，家属到环卫公司处理后事，对方说：“我们这没有你母亲这个人。”家属向媒体提供的一段录音里，环卫公司法务人员称，公司只有“耿彬霞”的用工合同和保险，家属不认可的话，可以到法院起诉。整个沟通过程中，公司工作人员始终没有说出“肖小玲”这个名字。
《极昼工作室》引述公开资料，发现老年劳动者因超龄而冒用他人身份入职，工作期间死亡的情况有先例——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例，一审判决公司赔偿工亡补助金约67万；公司以清洁工虚报年龄为由，请求仅赔偿20%，被二审驳回，维持原判。在辽宁省大连市，一名保安借用弟弟身份证，2017年于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法院判决显示，死者虽然有冒用他人身份的行为，但毕竟实际提供了劳动，也接受劳动管理，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公司应向家属支付工亡补助金。
代理律师告诉肖小玲的家属，要想认定工亡，法律程序可能要走3到5年。“人是在工作岗位上没的。我不在乎给多少钱，只想和公司坐下来好好谈谈，”肖小玲的女儿说：“希望他们可以承认我妈这个人，在这里存在过。”
结婚之后，女性失去的120100元，及其它
出品：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曾遍布农村墙壁上的计划生育瓷砖宣传画“一个女儿一片天 老有所养享晚年”。图：视觉中国
站在村庄的公告栏前，30岁的周宇（化名）举起手机，拍下改变她人生的一纸公示——村庄去年被征用了一块村级留用地，19位村民代表中有16人投下“不同意票”，反对在册的“出嫁女”参与此次土地征用款分配，周宇因此失去了应得的120,100元。
这是周宇第一次被贴上“出嫁女”这个标签。她赫然发现，原来“结婚”这件事还分“卖家秀”和“买家秀”。卖家秀是她决定走进民政局时对婚姻的理解——两个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建立长期契约关系。至于买家秀，则是这张公示上给出的标签“出嫁女”——即便周宇与丈夫在本地相识，结婚半年多来户口并未迁出，仍住在父母家里，此前也从未听见有人如此称呼自己。
“为什么结婚了一定是出嫁？”她感觉到作为“人”没有被尊重，而这仅仅是因为自己是个女的？还是个结了婚的女的？那么有出嫁男么？她想，没听说过，男的好像怎样都行。在这个村子里，任他单身、结婚、离婚，是否独生子，都不必被分类，都能平等地获得一份土地征用款。
周宇由此踏上了维权之路。在街道，她遇到了村里同样定标签为“出嫁女”的、更年长一些的阿姨们。阿姨们来吵一次，回去就病了，有人打几天点滴，养好了又继续来吵。阿姨们告诉周宇，工作人员曾用方言说：“出嫁女还争这个钱，你还要不要脸？”这句话刺痛了周宇。她在网上发帖求助，绍兴市一位有同样经历的姐妹回复道，她去维权时，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说：“谁叫你们投胎成女的？”
周宇决定循法律途径甩掉“出嫁女”这个身份，维护自己的权利。与此同时，她决定自行学习和武装，把《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至一些胜诉、败诉的类似案例判决书都找来阅读、整理和总结。然而，她的案子一审败诉，二审也败诉。
二审败诉两个月后，她等来了判后答疑的通知，终于获得了说话的机会。两个多小时里，周宇诉说自己接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教育，却也曾听到身边的人说“你爸爸妈妈的东西以后都不会留给你”、“你爸妈有了弟弟就不喜欢你了”。她担心，法官觉得女性来争娘家的钱是个不好的事，她就给他们科普——女性如今“两头空”的失权状况有多严重。她讲述自己村庄的历史，又讲到在浙江温州和丽水，中院已经在出台意见解决类似的问题。最后，她表白自己上诉的决心。
法官最后对周宇说，他们也开始重视起此类问题了。走出法院，周宇终于觉得花了那么多诉讼费和律师费，又花时间学了那么多知识，是值得的。
对于周宇来说，比维权更重要的，是她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此后便再也不会忘记，性别意识和公民意识一起觉醒了——为什么只有女人有产假？这既是对女性的压迫，也是对男性工作上的剥削。为什么孕妇去面试就得被拒绝？为什么男女在一家公司做同样的工作，报酬却不相同？
记者问周宇，睁开眼睛看到了不公，还拥有了愤怒的能力，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周宇想了想，没有给出答案：“不知觉让我更快乐，看着权益被侵害让我更痛苦，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
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我为什么还是带不回被藏匿的孩子？
出品：北青深一度
徐露接孩子放学，只带回两只书包。图：北青深一度
徐露（化名）去接两个孩子放学，带回来的却只有一黄一蓝两个书包。
2022年11月21日，在离婚并获得抚养权后不到一周，徐露的两个孩子被前夫带人抢走并藏匿。监控视频显示，在徐露停车的间隙，两名男子尾随孩子进入小区，并且控制住了他们；孩子试图挣脱，并且伸手捶打对方；未几，孩子父亲带着另一男子赶到，分别抱走两个孩子。
这段视频成为徐露能看到的关于孩子的最后影像，“每看一次心痛一次”。分别只有6岁和5岁的两个孩子自此像是消失了一样，她无法与孩子取得联系，更加无法弄清楚孩子的行踪。这场抢夺，更加是在保护令生效期内发生的——徐露此前两次获得法院发出保护令，内容显示前夫在双方离婚诉讼期间，以探视孩子为理由，滞留徐露及其近亲属的住所门外长达20余小时，期间使用过威胁性语言。
抢夺孩子后，前夫两次上诉要求变更抚养权，但法院都维持了原判——抚养权归徐露。判决书显示，前夫对于带走孩子一事的解释，是两个孩子与他取得联系，经过周折，他找到两个孩子被控制的地点，在解救孩子过程中遭遇了徐露的阻挠。他更称，徐露报警是“谎报警情称有人绑架她的孩子”。
法院作出判决后，前夫一直没有将孩子带回给徐露。徐露申请了强制执行，但经历法院组织的数次执行，她至今仍然没能将孩子带回身边。法院调查材料显示，前夫为躲避法院的执行，曾带着两个孩子辗转广东、三亚、贵州等地，直到今年5月才回到天津。
这段期间，发生了徐露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在法院组织下，徐露于今年2月在海南陵水见到了孩子。那是孩子被带走后第一次与她相见，但大儿子看见徐露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你都不找我，不要我。”另一次，她被安排在贵州大方县当地法院跟孩子见面，但孩子对她的态度变化再一次让她忧心：“我们家老二见我第一面做了竖中指的动作。”
在前夫发布于网上的一段视频（由徐露记录提供，现已被前夫删除）中，前夫询问两个孩子是否有挨（妈妈）打，孩子回答“经常挨打”；前夫又问“几根棍子打？”，孩子回答“四根”。两个孩子还称，因为成绩不好，妈妈不让他们上学。
徐露无法接受这种询问方式和孩子的说法。“我保留着这么多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的照片和视频，孩子是否上学的情况也随时都能到学校查证。”徐露在网上给大儿子报了英语培训课，一直到孩子被带走几个月后，仍在续费：“我怕他哪天回来了跟不上了，不交费上不了课。”
由于经过多次拘留，前夫仍未送回孩子，目前法院以前夫涉嫌“拒执罪”将案件移交给公安，已由公安正式立案。拒执罪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即“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不过，《北青深一度》引述律师和专家称，拒执罪本身有时难以执行。
《北青深一度》报道指出，徐露的经历指向一个极端困境——离婚后获得了抚养权，却带不回被另一方抢夺和藏匿的孩子。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抚养权执行“死结”没有单一的解决路径，需要细致的司法解释和积极案例去指引执行落实，还需要链条上每一个人能真正认知并保障孩子的权益，包括不以“家务事”来定义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
电子竞技不相信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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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雨珂在比赛。图：互联网
本文作者最后一次见到蒋雨珂时，她已经不想打游戏了。中国3亿女玩家（占中国玩家总数的46.2%）里，蒋雨珂曾经是站在顶端的那一个——在王者荣耀的巅峰榜上，她的最高排名是全国第三，是当时前十名里唯一的女生。
不到两年前，女子电竞行业几乎无人不识她的游戏 ID“甜甜珂”。2021年，她所在的女队在第一届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上夺冠。那是中国第一个由游戏官方举办的女子职业比赛，甜甜珂被认为“实力吊打所有女选手”，是“女子职业天花板”和“碾压级的存在”。
如今，她已经不再把自己当作职业选手，甚至快半年没有碰过王者荣耀。早在成为职业选手前，蒋雨珂是虎牙直播王者荣耀区的主播，粉丝超过60万。然而，她已经三个月没有直播。微博超话里每天都有粉丝问：珂在做什么？她为什么消失了？
作者记得，她第一次见到蒋雨珂是在2021年冬天。那时候，蒋雨珂刚刚拿到女子赛的第一个冠军，却没有选择和女队续约。当时，蒋雨珂坐在宿舍的木板床上，清楚地告诉作者：“我想去打男队。”
蒋雨珂在王者荣耀年度颁奖盛典。图：互联网
跟其他竞技体育不同，电竞不区分参赛者的性别，也没有一条规则写过“禁止女选手参赛”。在传统体育中被认为导致性别差异的生理因素，例如肌肉、骨骼、激素等，在电竞中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然而，即便女玩家占据了中国游戏产业的近一半，女选手极少出现在职业电竞赛场上。和平精英项目女选手蒋嘉棋是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所有候选运动员中唯一的女性，但她最终没有以队员身份入选国家集训队；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女选手诸如 Miss、小苍、Mayuki 等，都只能在专门的女子比赛上拿到国际冠军；在最主流的 MOBA 类游戏里，没有一位女选手和男选手一起站上过顶级赛事的舞台。
作者疑问，如果说“竞技体育，菜是原罪”，那么是否有一个性别生来就比另一个性别更不擅长打游戏？一位女选手如果想站上和男选手一样的赛场，她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在女子赛夺冠的那一年，蒋雨珂在王者荣耀年度颁奖盛典上，对着麦克风发表获奖感言：“我想证明电子竞技只有强弱之分，没有男女之别。”现在，她不再想证明这件事了：“可以有另外一个苦苦珂去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