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多地發起突襲，以軍隨即炮轟加沙地帶以作反擊。這是數十年來最嚴重的一輪巴以衝突，網絡上充斥相關的誇張、虛假和未經驗證消息，不少人挪用這些信息來支持他們對巴以局勢的想像、甚至偏見，令客觀的新聞報道和事實核查變得更加重要。
《三聯生活周刊》整理了身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雙方平民的講述，試圖呈現他們在戰火、恐懼、傷亡之中的處境。《澎湃新聞》則利用數據、信息地圖等，重構本輪衝突爆發的頭12天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至於中國，媒體繼續關注老年工人、女性等邊緣群體的處境。一位身處社會較低層的、克盡職守的超齡環衛工人，因為冒認別人身份獲得工作，在工作崗位上遇事身故後如同消失了一樣，其家屬一直未能工傷賠償。一位曾經登上頂峰的電競女選手，因為對電競行業里的性別差異和不公平感到疑惑，現在已經不想打遊戲、甚至不再把自己當作職業選手。
全球深度報道網精選了10月份幾篇值得細味的深度報道。
巴以衝突10天以來，來自雙方平民的講述
出品：三聯生活周刊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2日，以色列 Kibbutz Beeri，以色列士兵在巡邏。圖：視覺中國
“我們安全了吧？”10月7日當地下午，大衛．布隆伯格（David Bromberg）與另外9個一同參加音樂節的年輕人已經在灌木叢中躲藏了7個小時，終於等到其中一人的父親開着大卡車、帶着手槍趕來營救。布隆伯格事後接受傳媒採訪，回憶那極其難熬的7個小時，稱不時聽到附近傳來機槍掃射的聲音，槍彈飛來飛去，周邊人們“驚恐、嘔吐、發抖”。他甚至聲稱，他認識的一位朋友親眼目睹了“襲擊者砍下人們的頭顱”。
據以色列官方稱，10月7日當地清晨，哈馬斯（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從加沙地帶發起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火箭炮襲擊，與此同時有數十名哈馬斯武裝分子潛入以色列境內，在多個地點發動突襲，包括一場吸引了3000多名世界各地參加者的音樂節。
最初，爆炸聲和槍聲淹沒在現場音樂里，許多人沒有察覺，依然手舞足蹈。隨着音樂停止，火箭炮彈爆炸聲變得清晰，現場擴音器喊着“紅色警報”，槍聲則愈來愈近，人群開始四處逃竄，但根本搞不清楚哪裡才是安全。倖存者奧爾特（Ault）對《三聯生活周刊》回憶，爆炸聲傳出後約半個小時，40至50名武裝分子乘坐一輛大型白色麵包車到場，開始近距離連發射擊，許多人背部中彈：“大家並不清楚武裝分子在哪兒，只是拚命逃跑，會不會碰上他們全看運氣。”
在事後發布的視頻里，一名參加派對的人用手機拍到，爆炸發生前天空中出現了幾個小黑點，這些黑點愈來愈近，後來被證實是哈馬斯武裝人員乘着滑翔傘降落在加沙邊境。以色列救援組織扎卡（Zaka）稱，音樂節現場至少有260具屍體，還有許多人被武裝分子劫持為人質、帶往加沙地帶。
有人形容，哈馬斯的這一次行動，擊碎了以色列許多居民的安全感。特拉維夫響起火箭炮警報後，住在市區的大衛．約瑟夫（David Yossef）與妻子、女兒一起躲進公寓2樓的“安全屋”。1992年，以色列引入住宅建築法規，安全屋成為了每棟樓宇的標準配置，每戶家庭都必須建有防空安全室，通常有帶加固鎖的鋼門、厚厚的混凝土牆、防碎玻璃製成的小窗戶。
約瑟夫事後對《三聯生活周刊》表示：“騷擾在所難免，但在這次戰爭之前，我們堅信以色列不會發生大的傷亡，因為有固若金湯的‘鐵穹’系統和世界一流的軍事武器。”他提到，作為以色列人，他們從小接收到的教育是，“如果一個恐怖分子出現在特拉維夫，他會在一分鐘內就被制服”。
據曾經旅居耶路撒冷的中國人林峰觀察，城市裡雖然會出現抗議事件和火箭炮襲擊，但“大家覺得真正發生危險的概率微乎其微。有點低估了哈馬斯，覺得哈馬斯沒有能力對以色列發起大規模攻擊，以色列也有實力保護生活在這裡的本國人和外國人”。
當地時間2023年10月15日，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南部拉法難民營進行軍事打擊後，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坐在廢墟上。圖：視覺中國
哈馬斯發起突襲後，以色列政府很快作出了反應，對加沙地帶發起了狂轟猛炸。外界通常以“巴以”來描述衝突雙方，事實是雙方武力極度不對等。在加沙，人們沒有防空洞、安全屋，更加沒有全球頂尖的“鐵穹”導彈防禦系統，接收預警的唯一方法就是認真聆聽街上鄰居的大聲呼喊。
生活在加沙城的記者薩娜．卡瑪勒（Sanaa Kamal）告訴《三聯生活周刊》，10月7日起的三天里，他們持續承受以色列數百次轟炸：“第一天轟炸時我出去做報道，當我回到自己的街區時，十分震驚，我們的街區幾乎完全被毀掉了！那是一個很漂亮的街區，有國際組織、國際機構的辦公室，還住了很多上班族、記者和工程師。這裡沒有武裝分子，為什麼要炸我們這裡？”
卡瑪勒外出報道時都會戴上頭盔、穿着印有“PRESS（記者）”字樣的背心，但這無法保障她的安全。“從2008年加沙戰爭開始，每一場（衝突）我都參與報道，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猛烈，死的都是巴勒斯坦的平民，不是武裝人員。”
阿伊莎．沙克法（Aisha Shaqfa）住在加沙南部的拉法市，家裡擠進了16個南來避難的親戚。《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對阿伊莎的採訪是在幾天里斷斷續續進行的，因為阿伊莎的手機經常沒電。加沙地帶的三分之二電力依賴以色列供應——10月7日，以色列能源部長宣布已經簽署命令，要求以色列電力公司切斷對加沙地帶的供電。
斷電命令讓加沙地帶的醫療系統陷入崩潰。加沙城希法醫院的醫生對半島電視台提到，醫院接收了大量燒傷患者，但無法給予及時救助，醫院也只能靠發電機來維持部分設備運轉。加沙地帶一位衛生官員稱，醫院太平間已滿，只能用冰激凌車來存放屍體。更糟糕的，是醫院不少工作人員不只已經筋疲力盡，他們當中還有很多人有家人遇害，自己也正在試圖保護家人的安全。
情況在10月13日進一步惡化——以色列軍方發表聲明，勒令加沙地帶北部的約110萬居民在24個小時內全面撤離至南部，因為以軍即將會對北部發動“重大軍事行動”。據國際傳媒報道，以軍未等撤離限期屆滿，已經對加沙北部持續發動轟炸。
住在南部的阿伊莎自認相對幸運：“真主保佑，如果未來幾天我能性命無虞，最終活了下來，那我希望能繼續自己的職業追求。”10月14日上午，阿伊莎告訴《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她必須關閉網絡了：“你可以給我留言，但我不一定能再回復，因為手機只有3%的電了，而充電寶也只有15%的電量。”
出品：澎湃美數課
圖：澎湃新聞
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境內發起突襲，以色列軍方隨即對加沙地帶發起報複式轟炸。據中國官媒央視新聞援引衝突雙方衛生部門的統計，截至10月18日下午，本輪巴以衝突已經造成雙方合共4940人喪生。其中，加沙地帶有3540人遇難、逾12000人受傷，相當於每小時有12人因戰火失去性命。
10月19日、即衝突第12天，澎湃新聞發表了數據報道，梳理了衛星遙感數據、歷次衝突傷亡數據、媒體公開報道等，試圖還原加沙地帶在本輪戰火中發生的事情。
其中，報道引用了 Sentinel 衛星數據，通過火勢識別來呈現出7日哈馬斯針對以色列境內的火箭炮擊範圍。報道還使用了夜間燈光圖，呈現出加沙地帶受以色列空襲和封鎖之後，該區入夜後的漆黑程度。報道提到，以色列的圍困導致加沙地帶出現物資緊缺、停水停電等問題，該區唯一的發電廠已於11日因燃料耗盡而停止運作。
今次是巴以數十年來最嚴重的衝突。澎湃新聞比對歷次衝突的傷亡數據，以數據圖表呈現了今次衝突相較過往幾次的嚴重程度。根據加沙地帶衛生部門於17日表示，傷者數量已經超過了醫療隊和救護車的能力。阿拉伯電視台於18日則引述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外交部長稱，當時加沙地帶已有超過1300名兒童在戰火中死亡。
64歲環衛工消失在清晨街頭
出品：極晝工作室
圖：極晝工作室
4月22日清早4點多，環衛工人“耿彬霞”如常起床、吃過早飯，騎着小電摩去到曲江大道上。“到得愈早，路愈好掃”，這是環衛工的常識。當城市尚未蘇醒，掃第一趟是最關鍵的，這時候路上什麼都有——煙頭、餅乾袋、塑料袋、紙箱子、啤酒瓶。上級檢查如果發現白垃圾、煙頭，每個要扣50塊錢。
車禍就發生在早上6點43分。一輛小轎車沿曲江大道輔路由北向南行駛，在區民政局南側300米處撞倒了工作中橫穿馬路的“耿彬霞”，隨後一輛小轎車又將她碾壓而過。司法鑒定顯示，巨大鈍性外力一次性作用損傷了心肺等重要器官，導致她短時間內死亡。
事故消息傳開，環衛工們一個傳一個說：“耿彬霞死了。”隔天，傳聞得到更正，死的是肖小玲。肖小玲今年64歲，早已超過招工限制年齡，找過繼出去的妹妹耿彬霞借了身份證，才獲得環衛工這份工作。
事發當天，耿彬霞不用送孫女上幼兒園，跟着親戚逛了一天車城，晚上九點多才回家。她已經五年沒有工作，跟子女一家六口同住，每天帶帶孫女，拾掇些花花草草。肖小玲的性格和際遇跟耿彬霞截然相反——剛從老家到西安時，她也幫忙帶孫輩，但等娃一上幼兒園，她就從女兒家搬了出去，自己住進城中村，找了個班兒上。她給的理由，是“你娃跑太快了，我追不上。”
2021年春天，肖小玲打電話給妹妹耿彬霞訴苦：“找不來活，人家都嫌我年齡太大了。”肖小玲的前一份工作是在雁塔區等駕坡村當環衛工。在第14屆全運會的契機之下，西安市完成了32個城中村（棚戶區）徵收。駕坡村啟動拆遷後，肖小玲沒了工作。耿彬霞勸姐姐別幹了，更提出讓她來家裡同住。肖小玲拒絕，還是那句話“人家嫌我年齡大”，更問妹妹借來了身份證。那一年，肖小玲62歲，耿彬霞58歲。
西安人都知道，曲江大道是一條迎賓示範路，大唐不夜城、大雁塔等知名景點都在附近。道路連接二環和三環，雙向各有四條快車道，主輔路各兩條。近20名環衛工在這裡上班，每人負責清掃六個路燈之間的距離。
為了整潔，環衛工具不能擺在街邊，也不能放在角落，而要藏在寫着“曲江新區保潔工具箱”、也可以讓行人倚坐的銀色長椅下面。每天早晨6點，肖小玲就從長椅里掏出苕帚，開始清掃。她動作麻利，再小的煙頭也塞進簸箕里。多數工友都知道，“耿彬霞”是個幹活利索的大姐，因為路掃得乾淨，沒有煙頭，常常受到表揚。
事故發生半年，肖小玲的家屬沒有收到任何工傷賠償。車禍事故認定書公布後，家屬到環衛公司處理後事，對方說：“我們這沒有你母親這個人。”家屬向媒體提供的一段錄音里，環衛公司法務人員稱，公司只有“耿彬霞”的用工合同和保險，家屬不認可的話，可以到法院起訴。整個溝通過程中，公司工作人員始終沒有說出“肖小玲”這個名字。
《極晝工作室》引述公開資料，發現老年勞動者因超齡而冒用他人身份入職，工作期間死亡的情況有先例——廣東省東莞市的一例，一審判決公司賠償工亡補助金約67萬；公司以清潔工虛報年齡為由，請求僅賠償20%，被二審駁回，維持原判。在遼寧省大連市，一名保安借用弟弟身份證，2017年於工作期間突發疾病死亡。法院判決顯示，死者雖然有冒用他人身份的行為，但畢竟實際提供了勞動，也接受勞動管理，屬於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者”，公司應向家屬支付工亡補助金。
代理律師告訴肖小玲的家屬，要想認定工亡，法律程序可能要走3到5年。“人是在工作崗位上沒的。我不在乎給多少錢，只想和公司坐下來好好談談，”肖小玲的女兒說：“希望他們可以承認我媽這個人，在這裡存在過。”
結婚之後，女性失去的120100元，及其它
出品：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
曾遍布農村牆壁上的計劃生育瓷磚宣傳畫“一個女兒一片天 老有所養享晚年”。圖：視覺中國
站在村莊的公告欄前，30歲的周宇（化名）舉起手機，拍下改變她人生的一紙公示——村莊去年被徵用了一塊村級留用地，19位村民代表中有16人投下“不同意票”，反對在冊的“出嫁女”參與此次土地徵用款分配，周宇因此失去了應得的120,100元。
這是周宇第一次被貼上“出嫁女”這個標籤。她赫然發現，原來“結婚”這件事還分“賣家秀”和“買家秀”。賣家秀是她決定走進民政局時對婚姻的理解——兩個人在自願平等的基礎上建立長期契約關係。至於買家秀，則是這張公示上給出的標籤“出嫁女”——即便周宇與丈夫在本地相識，結婚半年多來戶口並未遷出，仍住在父母家裡，此前也從未聽見有人如此稱呼自己。
“為什麼結婚了一定是出嫁？”她感覺到作為“人”沒有被尊重，而這僅僅是因為自己是個女的？還是個結了婚的女的？那麼有出嫁男么？她想，沒聽說過，男的好像怎樣都行。在這個村子裡，任他單身、結婚、離婚，是否獨生子，都不必被分類，都能平等地獲得一份土地徵用款。
周宇由此踏上了維權之路。在街道，她遇到了村裡同樣定標籤為“出嫁女”的、更年長一些的阿姨們。阿姨們來吵一次，回去就病了，有人打幾天點滴，養好了又繼續來吵。阿姨們告訴周宇，工作人員曾用方言說：“出嫁女還爭這個錢，你還要不要臉？”這句話刺痛了周宇。她在網上發帖求助，紹興市一位有同樣經歷的姐妹回復道，她去維權時，工作人員在電話中說：“誰叫你們投胎成女的？”
周宇決定循法律途徑甩掉“出嫁女”這個身份，維護自己的權利。與此同時，她決定自行學習和武裝，把《婦女權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至一些勝訴、敗訴的類似案例判決書都找來閱讀、整理和總結。然而，她的案子一審敗訴，二審也敗訴。
二審敗訴兩個月後，她等來了判後答疑的通知，終於獲得了說話的機會。兩個多小時里，周宇訴說自己接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教育，卻也曾聽到身邊的人說“你爸爸媽媽的東西以後都不會留給你”、“你爸媽有了弟弟就不喜歡你了”。她擔心，法官覺得女性來爭娘家的錢是個不好的事，她就給他們科普——女性如今“兩頭空”的失權狀況有多嚴重。她講述自己村莊的歷史，又講到在浙江溫州和麗水，中院已經在出台意見解決類似的問題。最後，她表白自己上訴的決心。
法官最後對周宇說，他們也開始重視起此類問題了。走出法院，周宇終於覺得花了那麼多訴訟費和律師費，又花時間學了那麼多知識，是值得的。
對於周宇來說，比維權更重要的，是她睜開眼睛看到了世界，此後便再也不會忘記，性別意識和公民意識一起覺醒了——為什麼只有女人有產假？這既是對女性的壓迫，也是對男性工作上的剝削。為什麼孕婦去面試就得被拒絕？為什麼男女在一家公司做同樣的工作，報酬卻不相同？
記者問周宇，睜開眼睛看到了不公，還擁有了憤怒的能力，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周宇想了想，沒有給出答案：“不知覺讓我更快樂，看着權益被侵害讓我更痛苦，哪個才是正確答案呢？”
申請強制執行之後，我為什麼還是帶不回被藏匿的孩子？
出品：北青深一度
徐露接孩子放學，只帶回兩隻書包。圖：北青深一度
徐露（化名）去接兩個孩子放學，帶回來的卻只有一黃一藍兩個書包。
2022年11月21日，在離婚並獲得撫養權後不到一周，徐露的兩個孩子被前夫帶人搶走並藏匿。監控視頻顯示，在徐露停車的間隙，兩名男子尾隨孩子進入小區，並且控制住了他們；孩子試圖掙脫，並且伸手捶打對方；未幾，孩子父親帶着另一男子趕到，分別抱走兩個孩子。
這段視頻成為徐露能看到的關於孩子的最後影像，“每看一次心痛一次”。分別只有6歲和5歲的兩個孩子自此像是消失了一樣，她無法與孩子取得聯繫，更加無法弄清楚孩子的行蹤。這場搶奪，更加是在保護令生效期內發生的——徐露此前兩次獲得法院發出保護令，內容顯示前夫在雙方離婚訴訟期間，以探視孩子為理由，滯留徐露及其近親屬的住所門外長達20餘小時，期間使用過威脅性語言。
搶奪孩子後，前夫兩次上訴要求變更撫養權，但法院都維持了原判——撫養權歸徐露。判決書顯示，前夫對於帶走孩子一事的解釋，是兩個孩子與他取得聯繫，經過周折，他找到兩個孩子被控制的地點，在解救孩子過程中遭遇了徐露的阻撓。他更稱，徐露報警是“謊報警情稱有人綁架她的孩子”。
法院作出判決後，前夫一直沒有將孩子帶回給徐露。徐露申請了強制執行，但經曆法院組織的數次執行，她至今仍然沒能將孩子帶回身邊。法院調查材料顯示，前夫為躲避法院的執行，曾帶着兩個孩子輾轉廣東、三亞、貴州等地，直到今年5月才回到天津。
這段期間，發生了徐露最不願看到的結果。在法院組織下，徐露於今年2月在海南陵水見到了孩子。那是孩子被帶走後第一次與她相見，但大兒子看見徐露說的第一句話，卻是：“你都不找我，不要我。”另一次，她被安排在貴州大方縣當地法院跟孩子見面，但孩子對她的態度變化再一次讓她憂心：“我們家老二見我第一面做了豎中指的動作。”
在前夫發佈於網上的一段視頻（由徐露記錄提供，現已被前夫刪除）中，前夫詢問兩個孩子是否有挨（媽媽）打，孩子回答“經常挨打”；前夫又問“幾根棍子打？”，孩子回答“四根”。兩個孩子還稱，因為成績不好，媽媽不讓他們上學。
徐露無法接受這種詢問方式和孩子的說法。“我保留着這麼多孩子參加課外活動的照片和視頻，孩子是否上學的情況也隨時都能到學校查證。”徐露在網上給大兒子報了英語培訓課，一直到孩子被帶走幾個月後，仍在續費：“我怕他哪天回來了跟不上了，不交費上不了課。”
由於經過多次拘留，前夫仍未送回孩子，目前法院以前夫涉嫌“拒執罪”將案件移交給公安，已由公安正式立案。拒執罪指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即“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行為”。不過，《北青深一度》引述律師和專家稱，拒執罪本身有時難以執行。
《北青深一度》報道指出，徐露的經歷指向一個極端困境——離婚後獲得了撫養權，卻帶不回被另一方搶奪和藏匿的孩子。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撫養權執行“死結”沒有單一的解決路徑，需要細緻的司法解釋和積極案例去指引執行落實，還需要鏈條上每一個人能真正認知並保障孩子的權益，包括不以“家務事”來定義搶奪藏匿孩子的行為。
電子競技不相信女性
出品：正面連接
蔣雨珂在比賽。圖：互聯網
本文作者最後一次見到蔣雨珂時，她已經不想打遊戲了。中國3億女玩家（佔中國玩家總數的46.2%）里，蔣雨珂曾經是站在頂端的那一個——在王者榮耀的巔峰榜上，她的最高排名是全國第三，是當時前十名里唯一的女生。
不到兩年前，女子電競行業幾乎無人不識她的遊戲 ID“甜甜珂”。2021年，她所在的女隊在第一屆王者榮耀女子公開賽上奪冠。那是中國第一個由遊戲官方舉辦的女子職業比賽，甜甜珂被認為“實力吊打所有女選手”，是“女子職業天花板”和“碾壓級的存在”。
如今，她已經不再把自己當作職業選手，甚至快半年沒有碰過王者榮耀。早在成為職業選手前，蔣雨珂是虎牙直播王者榮耀區的主播，粉絲超過60萬。然而，她已經三個月沒有直播。微博超話里每天都有粉絲問：珂在做什麼？她為什麼消失了？
作者記得，她第一次見到蔣雨珂是在2021年冬天。那時候，蔣雨珂剛剛拿到女子賽的第一個冠軍，卻沒有選擇和女隊續約。當時，蔣雨珂坐在宿舍的木板床上，清楚地告訴作者：“我想去打男隊。”
蔣雨珂在王者榮耀年度頒獎盛典。圖：互聯網
跟其他競技體育不同，電競不區分參賽者的性別，也沒有一條規則寫過“禁止女選手參賽”。在傳統體育中被認為導致性別差異的生理因素，例如肌肉、骨骼、激素等，在電競中的影響也微乎其微。
然而，即便女玩家佔據了中國遊戲產業的近一半，女選手極少出現在職業電競賽場上。和平精英項目女選手蔣嘉棋是杭州亞運會電競項目所有候選運動員中唯一的女性，但她最終沒有以隊員身份入選國家集訓隊；國內知名度最高的女選手諸如 Miss、小蒼、Mayuki 等，都只能在專門的女子比賽上拿到國際冠軍；在最主流的 MOBA 類遊戲里，沒有一位女選手和男選手一起站上過頂級賽事的舞台。
作者疑問，如果說“競技體育，菜是原罪”，那麼是否有一個性別生來就比另一個性別更不擅長打遊戲？一位女選手如果想站上和男選手一樣的賽場，她要面對的到底是什麼？又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在女子賽奪冠的那一年，蔣雨珂在王者榮耀年度頒獎盛典上，對着麥克風發表獲獎感言：“我想證明電子競技只有強弱之分，沒有男女之別。”現在，她不再想證明這件事了：“可以有另外一個苦苦珂去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