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爾時報》出版人 Kunda Dixit 分享了他關於尼泊爾內戰的攝影集。圖：Heino Ollin, GIJN
有時候，人們會把新聞定義為“匆忙地記錄下來的歷史”。《華盛頓郵報》前主席兼出版人格雷厄姆（Philip L. Graham）也曾經形容新聞報道是“歷史的第一份草稿”。
歷史學家會利用檔案文件（包括舊報紙）來了解幾年、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之前發生的事情。不過，情況有時恰好相反——記者才是挖掘在過去發生的、從未披露的事實、事件、檔案或證詞的人。被挖掘的這些舊事有時候極具分量，足以“重寫歷史”，或至少改變我們對某個事件或人物的了解及看法。
在第13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 #GIJC23 的一場研討會上，三位記者分享了他們調查歷史事件的經驗——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調查主編 José María Irujo 曾經追查“佛朗哥時期”恐怖分子從西班牙前往拉丁美洲的蹤跡，揭露了一段令人震驚的、許多西班牙人不願再記起的歷史；《紐約時報》記者 Catherine Porter 和她的團隊調查了一段令人不安的歷史，了解法國如何迫使海地承擔巨額賠償，後者至今仍然是西半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尼泊爾時報》出版人 Kunda Dixit 則以其三部曲攝影集，揭示了尼泊爾血腥內戰的情況，以及該國各地人民對這場戰爭的反應。
追隨你的直覺
時間回到2013年，當 José María Irujo 和調查記者同事 Joaquín Gil 開始調查1975年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去世之後在西班牙發生的連串犯罪活動時，根本沒有編輯委派他們調查這個故事。這些案件早已被西班牙當局結案和遺忘，媒體也根本沒有興趣進一步挖掘。“這項調查不在我們所屬報章的任務之列，卻是兩名想要追究責任的記者的首要任務。”Irujo 在 GIJC23 研討會上解釋。
獨自工作使他們不需要背負過高的期望。José María Irujo 說：“我們沒有告訴老闆關於這項調查，因此我們也沒有任何壓力。你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這種瘋狂的調查。”不過，兩人也因此未能專註於這項調查，正如 Irujo 憶述：“我們同一時間正在進行其他新聞故事的報道。”最終，這項具有開創意義的、揭示歷史的調查，成為了《國家報》的頭版故事，也是該報歷來閱讀量最高的報道之一。
簡單的、沒有答案的問題也可以是切入點
“海地‘贖金’報道項目本來並非《紐約時報》的調查任務。”Catherine Porter 憶述：“這個構思來自於，2021年海地發生毀滅式地震後，老闆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海地會遭受如此多的系統性問題。”由此，Porter 開始嘗試弄清楚這個國家在過去兩個世紀里到底欠了多少錢、欠了誰的錢、債務何時能償清等，而事實上她沒有找到任何明確的答案。為期一年的調查就此展開，她通過歷史學家、館藏檔案和書籍，嘗試揭開海地人民為了獲得自由而向法國支付的巨額“贖金”的金額，以及這項“交易”引發的後果。理論上，海地早於1888年正式償清最後一期債務，但《紐約時報》發現，跟這筆債務相關的金錢支付實際上持續到1957年。
深入挖掘檔案庫
要調查過去的事件，José María Irujo 建議“要明確目標”和“搞清楚要尋找什麼”，正如他和同事充份利用了《國家報》的可用資源：“我們所屬的報章有一個非常大的檔案庫。”他們回顧了1970和80年代的《國家報》及其他報章，還翻閱了成千上萬的文件來，找到了右翼恐怖襲擊的嫌疑幕後黑手的名字，由此建立起一份名單，指向一些身在拉丁美洲的逃犯。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 Catherine Porter（左）和西班牙《國家報》調查主編 José María Irujo。圖：Heino Ollin, GIJN
要有組織和紀律
Catherine Porter 指出：“但凡是持續超過一年的，而且是由幾位身在不同國家的記者合力處理大量檔案和數據的調查，你就需要妥善組織。”她強烈建議使用專案軟件 Workflowy，而不是使用 Excel 電子表格。此外，WhatsApp 群組、共享 Google 雲端硬盤資料夾、定期會議等對她的團隊來說也很有用。“當你做資料搜集時，你總會想——我肯定能記住這個。然後，一年過後，你就會忘記得一乾二淨。當你撰寫報道時，這些細節卻是十分重要的。”她強調在整個報道過程中，“紀律”是最重要的。
歷史迷和收藏家是你最好的朋友
在深入掘挖歷史事件時，你必須意識到可能有許多人研究過同一主題，並且好好利用這一點。“歷史學家在分享自己收集到的檔案、自己的研究所得，以至該跟誰交談、該看什麼書籍等心得方面非常出色。”Catherine Porter 表示：“這些‘癮君子’（註：玩笑話）基本上就是一群對歷史着迷的、不受薪的記者，他們有很多好東西。”
Catherine Porter 以她的海地調查為例，提到這些信源的一項關鍵貢獻：“他（信源人士）向我們提供了一份1825年馬考男爵（Baron of Mackau）的原初敘述。馬考男爵當時受法國國王查理十世的委派，向海地政府發出過最後通牒。”這份敘述顯示，假如海地當時不接受法國國王開出的條件——向法國支付1.5億法郎，並且大幅降低對法國貨物的關稅，馬考男爵就會下令宣布海地為“法國的敵人”，並且封鎖其港口。
不要忘記故事中的人文面向
當你回看歷史，你可能傾向關注事件和事實。不過，GIJC23 這一場研討會上的所有講者都強調，有需要在故事中為“人”留出空間——受害者、倖存者、家屬、後代等。這些人不僅可以為你帶來提示和信息，還肯定有助於展現你的調查所帶來的人文影響。
“跟恐怖襲擊的受害者家屬和他們的律師交談非常重要，因為他們也想要幫助我們的調查報道。曾經調查這些案件的前警員也是如此。”José María Irujo 表示。另外，在社交媒體上密切留意犯罪分子的家人和朋友，他們有時可以為追蹤犯罪分子本人提供線索。
前往拉丁美洲獲取恐怖分子居住地點的第一手證據，是追究他們責任的一種方法。“我們只會在確信可以找到他們的情況下才去。”José María Irujo 續道：“我們是一個非常小的團隊，沒有理由白花銀紙，去一趟什麼都找不到的愚蠢旅程。”通過實地考查，他們可以獲得數十年來從未在報章上亮相過的罪犯的最新照片。
反覆驗證你的故事
事實核查對於調查報道來說至關重要，對於歷史報道尤甚。你所得的事實和證詞距離今天愈遠，你接納它們可靠之前就愈應該謹慎考證。“你最好把事情查證清楚。”Catherine Porter 警告：“就海地‘贖金’的報道，每個事實都有雙重來源，而我們對所有事實都核查了至少兩遍。”在《紐約時報》對該項調查投入大量資源之下，調查經過了至少16位歷史學家的事實核查，而作為故事核心的贖金賬目則經過了20人的審核計算。調查報道最後階段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再次交由專家們作完整的“防彈檢查”。
爭取人們對報道的關注
歷史調查經過長時間的醞釀，記者當然希望它們在發表後能被盡量多的人閱讀。據 José María Irujo 介紹，他們的故事以三種不同的形式發表——在報章上、在報章網站上（包括收錄了與謀殺罪犯電話交談錄音的一段視頻），以及一部15分鐘的特別視頻紀錄片。
Catherine Porter 則提到，她的海地調查十分長篇，基本上可以寫成一本書。最終，這項報道分成四個部分發表，還包括歷史文獻、圖畫、參考書目，以至當今海地的一些照片。為了避免讀者因“閱讀疲勞”而錯過了整篇報道，《紐約時報》還撰寫了一篇文章來總結這項調查的主要發現。為了擴大影響力，這篇報道還被翻譯成法文，以及供免費閱讀的克里奧爾語版本，方便海地人閱讀。
你可以在此觀看這一場研討會的完整視頻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