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拭”不到的第三、第四世界
如何让采访对象开口？这是记者们永远会感兴趣的话题。这也是我在这次全球深度报道大会所听的第一个专题演讲的主题。
阿萨·厄尔兰德森（Åsa Erlandsson）
讲者阿萨·厄尔兰德森（Åsa Erlandsson）来自瑞典的《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她在2017年出书还原了震惊瑞典的特罗尔海坦（Trollhättan）的校园袭击案。这桩2015年的袭击造成了三死一伤。杀手是21岁的青年安东·皮特森（Anton Lundin Pettersson），在袭击事件中打扮成《星球大战》里黑武士的形象，针对移民下手。安东在袭击现场已被警方击毙，但他的名字和事迹在国际白人至上主义圈子里广为流传，甚至被2019年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的凶手所提及。
皮特森如何成为一个反移民的杀手？鉴于他已身亡，谁还能就这一点给出有效信息？厄尔兰德森最终说服了皮特森哥哥接受采访，还原了皮特森的成长过程。
以这个报道为例，她给出了一系列让难以开口的受访对象开口讲述的建议，较为笼统的像耐心和谨慎，非常具体则比如：1）将加害者也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来书写；2）逢年过节给采访对象发短信；3）在遭到拒绝后小心追问之后自己是否还能继续发短信；4）采访时尽量做笔记，录音需要对方同意以保持互信。
更精彩的是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出自一位阿富汗记者。他问到，在阿富汗的社会情景中不同的族群间往往互不信任，这时该如何突破。这一问题让厄尔兰德森有些始料未及：
是他们不信任媒体吗？厄尔兰德森问到。可这不是阿富汗记者所问，他耐心地解释，是不同的族群之间的不信任，他们甚至信仰也不一样。
这位阿富汗记者长着一张和东亚人神似的面孔，会议三天我几次遇到，最后忍不住好奇交谈了起来才知道他是哈扎拉人，是占阿富汗10%人口左右的少数族群。黑目黄肤的哈扎拉人不但外貌与阿富汗其他的主要族群（如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不同，他们信仰什叶派，在历史上屡屡收到其他族群屠杀和压迫，被赶入如今居住的阿富汗中部山区。他提到压迫在今日仍旧持续。塔利班当权后，哈扎拉人一直是塔利班和“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虐杀对象。而当全球媒体报道聚焦于阿富汗民众在性别等方便的权利的倒退，哈扎拉人的面目却在阿富汗这样统括性的大词后面愈加模糊。
聊到最后，我和阿富汗记者朋友在一种错位感上达成了一致。瑞典这样的第一世界国家仿佛一面太干净的镜子，稍经“擦拭”就能看到“真相”。深度报道就是这一擦拭的过程，虽然偶有顽固的污渍，但如“逢年过节给采访对象发短信”和“在遭到拒绝后小心追问之后自己是否还能继续发短信”这样的建议在这一镜面外的绝大空间都无法适用。那是广袤而斑斓的第三世界，而如果拨开阿富汗这样的第三世界内部的族群褶皱，还有哈扎拉人处境这样的“第四世界”。在其中，深度报道不仅仅意味着“如何让采访对象开口”或“让他们信任媒体”这样的“擦拭”工作，因为“擦拭”所要面对的不是一小块污垢，而是族群、信仰、历史的 山峦叠嶂，这些地景让许多被视作常规的报道操作和手册水土不服，是深度报道必须直面的情境乃至内容。
为什么是他们在教我们？这句带有些许情绪的话并无恶意，而是这些来自山峦叠嶂的记者朋友常常会冒出的念头。他们往往更有面对复杂社会和议题的经验和勇气。
原住民社群的问题意识
“第四世界”指的是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模型无法涵盖的原住民/少数族裔处境。让我颇为惊讶的是，深度报道大会的议程里能找到与这一处境对应的原住民报道（Indigenous Journalism）专题。
在当代社会的媒介消费里，原住民往往被贴上“能歌善舞”的标签。在我所参加的原住民报道圆桌讨论里，主持人是来自新西兰的著名毛利歌手默瓦娜·玛尼亚波脱（Moana Maniapoto）。她的部落乐团（The Tribe）以毛利传统的服饰、舞蹈和高歌知名，是毛利文化在全球文化景观内的重要推动者。
这样的文化消费结构中，原住民是被表述的对象。圆桌的参加者里，北美原住民基奥瓦部落的特里斯坦·阿赫同（Tristan Ahtone）和台东卑南族 Kasavakan 部落的 Tuhi Martukaw （洪简廷卉）都提到自己青年时期一度以表演和艺术为志向的经历。缺少默瓦娜的天赋，或者说以亲身经验戳破了原住民皆 “能歌善舞”的泡沫，他们最终在媒体的另一端找到了自己的志业——阿赫同现在是美国知名环保杂志《谷物》（The Grist）的主编，Tuhi 则在台湾原住民族电视台任主播和国际编译。近年来，默瓦娜也开始转向政论主持，不一而同地从原住民文化的表述者转向为议程设置者。
在不同语境，原住民新闻有着不一样的议程，但也有无法绕开的常量，比如当下社会中原住民和少数族裔遭遇的歧视与剥夺。
歧视与剥夺并不是多么复杂的概念。缺乏原住民和少数族裔经验的记者同样可以报道。但原住民记者会在这个问题上死磕。
2020年8月，“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还在不断燃烧 ，《全球深度报道网》转载了澳大利亚穆鲁瓦里族原住民记者阿兰·克拉克（Allan Clarke）的文章。这篇文章例举了他所报道过的一连串死于警察暴力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囚室内吃饼干而被警察压倒窒息而死，因3622澳元的罚款未缴而被关押、随后死亡，因在火车上睡着而被带到警察局、17天后离奇而死，因在警察面前唱歌而被捕、被打至肝脏破裂而死。对克拉克来说，这些暴力的现实并不是轻飘飘的歧视二字，他希望每个澳大利亚人都应该像他一样熟读这些事件。与此同时，经年累月的报道也损耗克拉克的心力，以至他决定暂时从一线报道岗位中退休——而一年前，克拉克还在2019年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的原住民圆桌的讲者之一。
普利策得奖报道《抢地大学》（Land-Grab Universities）
新一代的原住民记者们必须找到更加有效的策略来论述歧视与剥夺。今年的大会上，阿赫同分享的是他和他的团队完成的普利策得奖报道《抢地大学》（Land-Grab Universities）。这一报道调查了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的摩利尔法案（Morrill Act）如何将原住民的土地“赠予”一大批待建的大学，包括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今日的知名学府。与之类似的是另一位分享者，加拿大第一民族迪內苏林內（Dënesųłiné）的记者布莱特妮·古约特（Brittany Guyot）。古约特是原住民电视网络（Aboriginal 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的记者，通过爬梳法庭文件，她找到了146起针对加拿大天主教寄宿学校的指控。这一寄宿学校系统是加拿大原住民儿童的噩梦：体罚、性侵、乃至虐待致死。通过这些法庭文件，古约特得以找到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以还原他们的经验，并将若干当年的施暴者曝光。
原住民记者通过档案的梳理和受害人的采访，让歧视与剥夺不再抽象，而在具体的经验和历史中还原。这一策略的背后是原住民记者根植于当下原住民社群的问题意识，而非理论层面的去殖民。
《八尺门的辩护人》电影海报
这让我想起近期热映的《八尺门的辩护人》和其背后的原型汤英伸案。1986年，来自阿里山的邹族原住民汤英伸师专休学后前往台北谋职，却被台北的职业介绍所骗入一家洗衣店。在欠下职业介绍费、被雇主扣留身份证、超时工作、威胁克扣工资等一系列欺压后，汤英伸酒后与雇主发生冲突，杀害了雇主一家三口。汤英伸犯案后前往警局投案，后因杀人罪被判死刑，于1987年5月15日执行枪决，时年19岁，是台湾历史上最年轻的死刑犯。这一案件当年在台湾掀起了轩然大波，著名左翼杂志《人间》是报道汤英伸案的媒体先锋，以这一案件为出发点，在戒严时期的台湾掀起了关于少数民族权益的讨论。但在当代，如果再有汤英伸案，原住民记者会如何操作？
在问答环节，我就此向 Tuhi 提问。
她答到，比起就采访亲人和同学以还原汤英伸的形象与成长，及就单一事件来谈少数族裔权益，她希望能以此为契机对原住民犯罪的卷宗进行系统的研究，因为“一定不止有一个汤英伸”。只有在系统梳理之后，才知道法庭和警察系统是否存在针对原住民的系统性歧视，并就此进行下一步的赔偿、制度建设和社会教育。这一过程中，Tuhi 可能遭遇克拉克类似的失望与无力感。这也许会导向类似古约特的工作，找到这些原住民具体的姓名，甚至发现他们在漫长司法系统中遇到的不可见的陷阱和墙；也许会和阿赫同一样，完成具体的追责闭环——康奈尔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学府承认了从原住民圈地的历史，并开始设置针对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方案。但无论成败与否，由原住民主导的记者实践都是知识生产的重要修正。
Journal-ism：学界与新闻界的共振
写到这里，必须得承认记者所做的工作和学院中的田野社会科学愈发相近，尤其是人类学。这门直面自身殖民经验的学科尤其重视知识生产的公正性、处境化、和合作维度。将这一套反思转换进新闻的具体操作，我们应该不仅追问谁应该被采访，还有谁应该去采访。应该看到不利处境中的人不仅只是压迫的承受者，也掌握着特殊经验的提问和表达技巧。也应该积极寻求合作式的报道方式。
而大会让人动容的一点也在于，比起在象牙塔中被保护得更好的学者，记者更勇于投身在严酷的真实处境之中。比如本次大会好几场流亡媒体的讨论，在遭遇流亡、战乱、以至于无法面对面采访——更遑论进行田野调查——的场景里，来自乌克兰、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地的记者们探索出了诸如开源调查（Open-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众包新闻（Crowdsourcing Journalism）等。也包括和学界的有机合作，比如邀请学者进入编辑和审稿过程，而非只是作为观点文章的撰稿人。
在一场新冠报道的讨论中，分享者黛博拉·尼尔森（Deborah Nelson）关于科学家大流行预测的调查，得益于关于学界/新闻两种知识生产的合作。她分享的重要技巧即是如何利用谷歌学术查找相关论文，并在论文的注释和引用中查到可以进一步采访的蛛丝马迹。尼尔森在几十载的调查记者生涯后，现为马里兰大学教授，教授调查新闻，近年的报道实践已经转向了结合长线社科问题意识的调查。事后的交流中，我竟然发现她竟也曾在美国人类学学会的旗舰期刊《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发表过论文。
参会的过程中，我常常和朋友感慨，新闻工作（Journalism）和期刊论文（Journal）拥有共同的词源，即“即时的记录”（jour），而整场大会并不呈现为其乐融融的“思想盛宴”，也让我进一步明白了会议（conference）的本意是不同处境和技巧的交换和碰撞。
作者曾毓坤，密歇根大学博士后，关注新闻知识生产的人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