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拭”不到的第三、第四世界
如何讓採訪對象開口？這是記者們永遠會感興趣的話題。這也是我在這次全球深度報道大會所聽的第一個專題演講的主題。
阿薩·厄爾蘭德森（Åsa Erlandsson）
講者阿薩·厄爾蘭德森（Åsa Erlandsson）來自瑞典的《每日新聞報》（Dagens Nyheter）。她在2017年出書還原了震驚瑞典的特羅爾海坦（Trollhättan）的校園襲擊案。這樁2015年的襲擊造成了三死一傷。殺手是21歲的青年安東·皮特森（Anton Lundin Pettersson），在襲擊事件中打扮成《星球大戰》里黑武士的形象，針對移民下手。安東在襲擊現場已被警方擊斃，但他的名字和事迹在國際白人至上主義圈子裡廣為流傳，甚至被2019年新西蘭清真寺槍擊案的兇手所提及。
皮特森如何成為一個反移民的殺手？鑒於他已身亡，誰還能就這一點給出有效信息？厄爾蘭德森最終說服了皮特森哥哥接受採訪，還原了皮特森的成長過程。
以這個報道為例，她給出了一系列讓難以開口的受訪對象開口講述的建議，較為籠統的像耐心和謹慎，非常具體則比如：1）將加害者也作為有血有肉的人來書寫；2）逢年過節給採訪對象發短信；3）在遭到拒絕後小心追問之後自己是否還能繼續發短信；4）採訪時盡量做筆記，錄音需要對方同意以保持互信。
更精彩的是提問環節。第一個問題出自一位阿富汗記者。他問到，在阿富汗的社會情景中不同的族群間往往互不信任，這時該如何突破。這一問題讓厄爾蘭德森有些始料未及：
是他們不信任媒體嗎？厄爾蘭德森問到。可這不是阿富汗記者所問，他耐心地解釋，是不同的族群之間的不信任，他們甚至信仰也不一樣。
這位阿富汗記者長着一張和東亞人神似的面孔，會議三天我幾次遇到，最後忍不住好奇交談了起來才知道他是哈扎拉人，是占阿富汗10%人口左右的少數族群。黑目黃膚的哈扎拉人不但外貌與阿富汗其他的主要族群（如普什圖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不同，他們信仰什葉派，在歷史上屢屢收到其他族群屠殺和壓迫，被趕入如今居住的阿富汗中部山區。他提到壓迫在今日仍舊持續。塔利班當權後，哈扎拉人一直是塔利班和“伊斯蘭國呼羅珊省”的虐殺對象。而當全球媒體報道聚焦於阿富汗民眾在性別等方便的權利的倒退，哈扎拉人的面目卻在阿富汗這樣統括性的大詞後面愈加模糊。
聊到最後，我和阿富汗記者朋友在一種錯位感上達成了一致。瑞典這樣的第一世界國家彷彿一面太乾淨的鏡子，稍經“擦拭”就能看到“真相”。深度報道就是這一擦拭的過程，雖然偶有頑固的污漬，但如“逢年過節給採訪對象發短信”和“在遭到拒絕後小心追問之後自己是否還能繼續發短信”這樣的建議在這一鏡面外的絕大空間都無法適用。那是廣袤而斑斕的第三世界，而如果撥開阿富汗這樣的第三世界內部的族群褶皺，還有哈扎拉人處境這樣的“第四世界”。在其中，深度報道不僅僅意味着“如何讓採訪對象開口”或“讓他們信任媒體”這樣的“擦拭”工作，因為“擦拭”所要面對的不是一小塊污垢，而是族群、信仰、歷史的 山巒疊嶂，這些地景讓許多被視作常規的報道操作和手冊水土不服，是深度報道必須直面的情境乃至內容。
為什麼是他們在教我們？這句帶有些許情緒的話並無惡意，而是這些來自山巒疊嶂的記者朋友常常會冒出的念頭。他們往往更有面對複雜社會和議題的經驗和勇氣。
原住民社群的問題意識
“第四世界”指的是第一、第二、第三世界模型無法涵蓋的原住民/少數族裔處境。讓我頗為驚訝的是，深度報道大會的議程里能找到與這一處境對應的原住民報道（Indigenous Journalism）專題。
在當代社會的媒介消費里，原住民往往被貼上“能歌善舞”的標籤。在我所參加的原住民報道圓桌討論里，主持人是來自新西蘭的著名毛利歌手默瓦娜·瑪尼亞波脫（Moana Maniapoto）。她的部落樂團（The Tribe）以毛利傳統的服飾、舞蹈和高歌知名，是毛利文化在全球文化景觀內的重要推動者。
這樣的文化消費結構中，原住民是被表述的對象。圓桌的參加者里，北美原住民基奧瓦部落的特里斯坦·阿赫同（Tristan Ahtone）和台東卑南族 Kasavakan 部落的 Tuhi Martukaw （洪簡廷卉）都提到自己青年時期一度以表演和藝術為志向的經歷。缺少默瓦娜的天賦，或者說以親身經驗戳破了原住民皆 “能歌善舞”的泡沫，他們最終在媒體的另一端找到了自己的志業——阿赫同現在是美國知名環保雜誌《穀物》（The Grist）的主編，Tuhi 則在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任主播和國際編譯。近年來，默瓦娜也開始轉向政論主持，不一而同地從原住民文化的表述者轉向為議程設置者。
在不同語境，原住民新聞有着不一樣的議程，但也有無法繞開的常量，比如當下社會中原住民和少數族裔遭遇的歧視與剝奪。
歧視與剝奪並不是多麼複雜的概念。缺乏原住民和少數族裔經驗的記者同樣可以報道。但原住民記者會在這個問題上死磕。
2020年8月，“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還在不斷燃燒 ，《全球深度報道網》轉載了澳大利亞穆魯瓦里族原住民記者阿蘭·克拉克（Allan Clarke）的文章。這篇文章例舉了他所報道過的一連串死於警察暴力的澳大利亞原住民：在囚室內吃餅乾而被警察壓倒窒息而死，因3622澳元的罰款未繳而被關押、隨後死亡，因在火車上睡着而被帶到警察局、17天後離奇而死，因在警察面前唱歌而被捕、被打至肝臟破裂而死。對克拉克來說，這些暴力的現實並不是輕飄飄的歧視二字，他希望每個澳大利亞人都應該像他一樣熟讀這些事件。與此同時，經年累月的報道也損耗克拉克的心力，以至他決定暫時從一線報道崗位中退休——而一年前，克拉克還在2019年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的原住民圓桌的講者之一。
普利策得獎報道《搶地大學》（Land-Grab Universities）
新一代的原住民記者們必須找到更加有效的策略來論述歧視與剝奪。今年的大會上，阿赫同分享的是他和他的團隊完成的普利策得獎報道《搶地大學》（Land-Grab Universities）。這一報道調查了1862年林肯總統簽署的摩利爾法案（Morrill Act）如何將原住民的土地“贈予”一大批待建的大學，包括康奈爾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等今日的知名學府。與之類似的是另一位分享者，加拿大第一民族迪內蘇林內（Dënesųłiné）的記者布萊特妮·古約特（Brittany Guyot）。古約特是原住民電視網絡（Aboriginal 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的記者，通過爬梳法庭文件，她找到了146起針對加拿大天主教寄宿學校的指控。這一寄宿學校系統是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的噩夢：體罰、性侵、乃至虐待致死。通過這些法庭文件，古約特得以找到寄宿學校的倖存者以還原他們的經驗，並將若干當年的施暴者曝光。
原住民記者通過檔案的梳理和受害人的採訪，讓歧視與剝奪不再抽象，而在具體的經驗和歷史中還原。這一策略的背後是原住民記者根植於當下原住民社群的問題意識，而非理論層面的去殖民。
《八尺門的辯護人》電影海報
這讓我想起近期熱映的《八尺門的辯護人》和其背後的原型湯英伸案。1986年，來自阿里山的鄒族原住民湯英伸師專休學後前往台北謀職，卻被台北的職業介紹所騙入一家洗衣店。在欠下職業介紹費、被僱主扣留身份證、超時工作、威脅剋扣工資等一系列欺壓後，湯英伸酒後與僱主發生衝突，殺害了僱主一家三口。湯英伸犯案後前往警局投案，後因殺人罪被判死刑，於1987年5月15日執行槍決，時年19歲，是台灣歷史上最年輕的死刑犯。這一案件當年在台灣掀起了軒然大波，著名左翼雜誌《人間》是報道湯英伸案的媒體先鋒，以這一案件為出發點，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掀起了關於少數民族權益的討論。但在當代，如果再有湯英伸案，原住民記者會如何操作？
在問答環節，我就此向 Tuhi 提問。
她答到，比起就採訪親人和同學以還原湯英伸的形象與成長，及就單一事件來談少數族裔權益，她希望能以此為契機對原住民犯罪的卷宗進行系統的研究，因為“一定不止有一個湯英伸”。只有在系統梳理之後，才知道法庭和警察系統是否存在針對原住民的系統性歧視，並就此進行下一步的賠償、制度建設和社會教育。這一過程中，Tuhi 可能遭遇克拉克類似的失望與無力感。這也許會導向類似古約特的工作，找到這些原住民具體的姓名，甚至發現他們在漫長司法系統中遇到的不可見的陷阱和牆；也許會和阿赫同一樣，完成具體的追責閉環——康奈爾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等學府承認了從原住民圈地的歷史，並開始設置針對原住民的轉型正義方案。但無論成敗與否，由原住民主導的記者實踐都是知識生產的重要修正。
Journal-ism：學界與新聞界的共振
寫到這裡，必須得承認記者所做的工作和學院中的田野社會科學愈發相近，尤其是人類學。這門直面自身殖民經驗的學科尤其重視知識生產的公正性、處境化、和合作維度。將這一套反思轉換進新聞的具體操作，我們應該不僅追問誰應該被採訪，還有誰應該去採訪。應該看到不利處境中的人不僅只是壓迫的承受者，也掌握着特殊經驗的提問和表達技巧。也應該積極尋求合作式的報道方式。
而大會讓人動容的一點也在於，比起在象牙塔中被保護得更好的學者，記者更勇於投身在嚴酷的真實處境之中。比如本次大會好幾場流亡媒體的討論，在遭遇流亡、戰亂、以至於無法面對面採訪——更遑論進行田野調查——的場景里，來自烏克蘭、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等地的記者們探索出了諸如開源調查（Open-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眾包新聞（Crowdsourcing Journalism）等。也包括和學界的有機合作，比如邀請學者進入編輯和審稿過程，而非只是作為觀點文章的撰稿人。
在一場新冠報道的討論中，分享者黛博拉·尼爾森（Deborah Nelson）關於科學家大流行預測的調查，得益於關於學界/新聞兩種知識生產的合作。她分享的重要技巧即是如何利用谷歌學術查找相關論文，並在論文的注釋和引用中查到可以進一步採訪的蛛絲馬跡。尼爾森在幾十載的調查記者生涯後，現為馬里蘭大學教授，教授調查新聞，近年的報道實踐已經轉向了結合長線社科問題意識的調查。事後的交流中，我竟然發現她竟也曾在美國人類學學會的旗艦期刊《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發表過論文。
參會的過程中，我常常和朋友感慨，新聞工作（Journalism）和期刊論文（Journal）擁有共同的詞源，即“即時的記錄”（jour），而整場大會並不呈現為其樂融融的“思想盛宴”，也讓我進一步明白了會議（conference）的本意是不同處境和技巧的交換和碰撞。
作者曾毓坤，密歇根大學博士後，關注新聞知識生產的人類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