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大會上遇到的很多記者，剛見面時總會對我說一句話：“You look so young”。我有時不是很喜歡這句評價——“年輕”通常和不成熟、不穩重、缺乏經驗掛鈎，我當然不希望自己是那種看上去就沒什麼經驗的記者，但我的記者生涯確實是從2022年才開始的。
在被疫情隔離的日子裡，我的絕大多數採訪通過電話進行。我始終看不到受訪者們的臉，無法捕捉他們的情緒變化。和他們的聯繫始於也止於那個微信電話。無法線下採訪的原因，不止是那時許多城市正在執行嚴格的防疫措施，也因為許多突發現場難以進入。不單無法見到受訪者，我和同事們基本也只通過通訊軟件和在線會議交流。
在這樣的環境生活久了，我也慢慢習慣這些不合理的現象。我越來越惰於出門見人、也開始篤信：採訪是可以在線上完成的，見面與否沒什麼區別。等我反應過來時，我對自己的這種念頭感到恐懼。與人見面、交流、觀察、記錄，曾是我讀書時對記者這份職業的想象，三年疫情對人的改變讓我感到驚異。
去年12月，GIJC23 獎學金的申請通道開放後不久，我便迅速提交了申請表——我知道我必須見人。更重要的是，我想要見到一個活躍、熱情和開放的線下社群。我想，在那裡，一定會聚集許多和我擁有同樣職業、相似追求卻又不同背景的人。
於是在9月底，我來到了哥德堡。
別人在做什麼？
大會第一天，我去聽了瑞典電視台三位記者關於 Innovative Investigative Methods（創新的調查方法）分享。其中印象比較深的一個案例是，他們為了追蹤是什麼人偷走回收箱里捐贈的舊衣物，將一些 GPS 定位器放在幾袋舊衣物里，在附近蹲守偷竊團伙，並通過 GPS 跟蹤他們的軌跡，最後與他們當面對峙。
聽其他記者介紹他們做過的報道，我常常有那種靈魂被擊中的感覺：原來還有人這樣做報道啊。
大會上也有很多實操性很強的工具類分享。在線調查專家 Henk Van Ess 分享了許多使用Google 搜索的技巧，例如可以使用 Google Dorks 來檢索我們想要的信息，這是一種進階版的谷歌搜索，利用特定的查詢參數（像“site”可以篩選指定站點的結果）來找到普通搜索時不會出現的結果。此外，也可以用 ChatGPT 來幫我們撰寫 Dork 指令。
BBC 的在線調查專家 Paul Myers 則在 Finding & Investigating People（尋找和調查人物）的分享會上，分享了如何用網絡公開信息找到一個宣揚網絡欺詐的英國網紅。這個網紅在視頻中戴面具，且完全匿名，要如何確認他的真實身份呢？Paul Myers 說：一個人是不可能又想出名、同時又不透露自己的個人信息的。例如通過他發布在網絡上的視頻，把各種蛛絲馬跡的線索聚集在一起，他的職業、居住區域、公寓樓、車牌等等，慢慢就可以定位出一個真實的人。
Paul Myers。圖：Nina Weymann-Schulz for GIJN
這四天中，讓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重寫歷史：調查年代久遠的新聞事件”的分享。西班牙《國家報》的調查主編 José María Irujo 分享了他們在2013年開始追查1970年代犯下嚴重罪行的西班牙極右翼分子逃脫罪責、在海外生活的現狀。當時，這些案件已經被西班牙政府遺忘或結案，但《國家報》的兩名記者還是決定要調查這些長期被忽視的兇手——他們曾製造了1977年的阿托查大屠殺，也在1978年通過信件炸彈使得《國家報》多名工作人員受傷，一人死亡。
檔案是很重要的記錄。他們從《國家報》的檔案庫中找到了1970到1980年代的報紙，還翻閱了許多其他文件，找到了嫌疑人的名字，並列出名單。他們也利用了人脈網絡，儘管這些人逃到了拉丁美洲，但他們的家人和朋友是值得突破的角色，他們的社交媒體動態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此外，還有當年受害者的家屬和律師，都願意幫助這個調查。他們還假裝是推銷人員打電話給逃犯，以初步接觸對方。
《紐約時報》的 Catherine Porter（左）和《國家報》的調查主編 José María Irujo。圖：Heino Ollin for GIJN
《紐約時報》的記者 Catherine Porter 則分享了她們團隊如何調查200年前來自法國的巨款索賠對海地現狀造成的嚴重影響。在長達一兩年的時間裡，她們試圖弄明白一個系列問題：海地到底欠了多少錢？這些錢被誰拿走？什麼時候還清？她們的這個選題來源於2021年海地的一場地震：為什麼海地會如此貧困，遭遇這麼多的系統性問題？
她們團隊一共有4名記者、14名研究者，共採訪了至少165個人，諮詢了11處檔案館和圖書館，受到管理員們的熱情幫忙，翻閱200件以上的書和學術文章，投入大量精力。另外，她們的調查也經過16位歷史學家的事實核實，並請教了20位經濟學者，由他們對贖金的計算進行審核。
我能做什麼？
在來聽這個講座之前，我也想要報一些沒有時效性、年代久遠的選題。我喜歡歷史，也喜歡從集體記憶中挖掘故事。而我也相信，討論一個歷史事件的集體記憶，不止是講述過去，而是關於我們現在如何去理解它，與之建立聯繫。
但以前我常常猶豫，因為我知道編輯會問我“為什麼現在要做這個題”，而我不知道怎麼回應。有時我也無法說服自己：為什麼是這個題？為什麼是現在做？最終，我也沒有把一些題目的想法和編輯說。
對於編輯室來說，考慮要不要操作一個選題的因素會比記者更多，比如議題重要性、讀者有無興趣、人手是否充足、可以帶來的閱讀量等等。而作為記者，我通常是從我感興趣的點出發，去尋找選題。於是這兩者之間會產生一個隱形的衝突。可能我想要做的選題不是當下很熱點的事情，它們也許不會給媒體帶來很大的收益和流量，但我又確實相信這些選題是有意義的。
這場分享帶給我最大的啟發是，或許我們可以把“為什麼要做這個題”稍微往後放一放，而試着先從那些喚起記者本人興趣的問題開始：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麼？採訪、調查、追尋過去的過程中，一定會發現它與當下的聯繫，也一定能回答：那些當事人現在怎麼樣了？現在為什麼要報道他們？
“重寫歷史”的這場分享也勾起我對中國報道和選題的思考。
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非常依賴於從社交媒體上尋找有趣的選題，也習慣在“小紅書”上追索當下年輕人正關注什麼、流行什麼。除此之外，這些年，霸佔市場媒體版面的總是一些重複的熱點話題，從鶴崗到大理，從就業難到考研考公。這些議題是重要的，它們是展現當下中國的重要切面。但我也在想，當所有媒體都在翻來覆去反覆寫同樣的議題時，是不是有些太同質化了？我們是不是也陷入了一個怪圈，逐漸把自己的目光縮小到那條紅線之內？當然，這絕不能怪罪處於漩渦中的人和搖搖欲墜的行業，只是有時我們需要站遠一些，才看得到我們被迫妥協了多少。
見面，重聚
對我來說，這一趟旅程中最有意義的還是見面。
在一個離散的時代，和老朋友重逢是一件難事。我也認識了很多新朋友——聊得來的、有共同志趣的人，還有做了多年記者仍堅持這條路的前輩。
大家都在努力做些什麼。印度尼西亞最大的新聞廣播電台 KBR 的主編 Citra Prastuti 分享了她們製作的一個播客節目，探討印尼女性童婚現狀的調查報道。那時，印尼已將女性最低結婚年齡從16歲提高到19歲，但童婚現象仍然層出不窮。將播客作為調查報道的載體，不同於文字和視頻，Citra Prastuti 說，播客能讓她們能採用 narrative interview（敘事訪談）的方法來呈現報道，由當事人用聲音、也用自己的語言來講述她們的故事。
播客《強迫婚姻》（Dipaksa Kawin）的封面
我想起會議一周前剛看過的一部印尼電影《尤妮的婚途》（Yuni），講述了一名三次拒絕求婚的女高中生的故事。電影中，她積極地尋求自我，但最終仍然無法與環境抗衡。家人都在勸她接受別人的求婚，連學校的男老師也覬覦她。只有一位女老師讓她不要放棄進入大學，給她提供了能申請獎學金的大學的信息。在這之前，我對印尼的童婚現象並沒有那麼了解。那個國家的女性正遭遇着什麼，是從這部電影、這場講座開始，真正有衝擊力地進入我的視線。有時候，儘管我們來自不同地域，卻面臨著相似的議題——被漠視的女性權益。作為記者，眼光也不應該只局限和停留在自己的國界之內。
和其他國家記者聊天，也讓我更多了解了不同地區記者的工作狀態。和一位來自東南亞的記者吃早餐時，他告訴我，在過去七年中，他給很多國際主流英文媒體工作過，幫他們在當地採訪，但從來沒有自己在這些英文媒體上發表過報道。我問他，會不會覺得這樣很不公平，為什麼我們（來自不發達地區的記者）只能給他們（國際大牌媒體的記者）打下手？他笑了，點點頭。但又說，這是一個墊腳石，比如他已經拿到了美國一所很厲害的新聞學院的 offer，即將入學。但我對這個回答還是覺得有點沮喪，這並不能否認英文主流媒體主導着這個行業的事實。
面對這個事實，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其實我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進入這個行業後，像背後有人推着我走似的，大多時候我的關注重心自然而然地都是“中國發生了什麼”，“我能寫些什麼”。用中文寫作的我，和英文媒體不怎麼打交道的我，文章不會觸及到英文讀者的我，活在中文世界裡的我，過去似乎不需要去思考那個問題。
可是在這次大會上，我也遇到有記者建議我：試試英文寫作吧，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中文寫作里，太窄了。這些年，大家總是在哀悼我們自己的語言。的確，如果能進入英文媒體世界，那些我認為有意義的選題將會伸向完全不一樣、且更廣泛的群體；並且，我也許還能在那個主流媒體社會裡得到更多回饋。儘管我也想過：是啊，我可以試試英文寫作。可是為什麼呢？為什麼向英文世界靠攏就一定是種趨勢？我至今沒想通。我想，我會慢慢找到答案的。
和不同地區的記者交流中，我還是不斷感慨世界的廣闊，也傾聽大家當下正關切的問題是什麼。我從他們那收穫了許多建議，聆聽他們與受訪者打交道的經歷。那是一種互相取暖，也是為自己打氣。想起那些記者對我說過的“You look so young”，我也有了更多衝勁和底氣。是的，我還年輕，我還可以做很久。也許，也會迎來一個更好的時代吧。
作者李潔琳，關注性別與移民議題的記者，2023年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獎學金獲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