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在如今硝烟不断、动荡加剧的阿拉伯世界,调查性报道走过了怎样的一段历程?在阿拉伯调查新闻记者协会十周年纪念之际,其执行总监Rana Sabbagh回顾了协会的初创经过,其为推动阿拉伯地区的自由言论、独立报道和问责制度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以及阿拉伯记者们如何在种种困难前顽强求生,无畏地追求与捍卫真相。
本文首发于GIJN成员组织——阿拉伯调查新闻记者协会(ARIJ)网站,GIJN经授权转载,较原文有删减。
2004年8月一个酷热难当的日子,一群阿拉伯和丹麦记者坐在大马士革某个古代院落的喷泉旁,啜饮着新鲜的柠檬汁解暑。
当时,他们对会在未来几年蚕食这个地区的战争、杀戮及动荡一无所知。
但他们的脑海里有一个新项目,企望能为阿拉伯地区带来平稳的改变。那是一个如同在沙漠建造绿洲般的大胆设想——通过由丹麦资助的调查报道项目,推动阿拉伯地区的问责制度、自由言论和独立媒体的发展。
几轮筛选后,记者们定下“ARIJ”作为项目的名字——即Arab Reporters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阿拉伯调查新闻记者协会)的首字母缩写,同时,在阿拉伯语中的含义是“花朵的芳香”。
两个月后,他们在安曼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会议决定,ARIJ将通过传播新的调查报道技能,分阶段在阿拉伯新闻媒体和新闻院校中推动调查报道文化。
ARIJ还将协助记者报道公众关注的社会议题,尤其是民主和法制相关内容。但他们会谨慎地推动项目实施。在媒体受到严重钳制的国家里,他们会更专注于如健康、教育、消费、女权和环境等较为“安全”的话题。
有了丹麦议会的资助,ARIJ将为记者提供培训、指导、资助及报道发表前的法律援助,以减轻报道风险。另外,协会还将设定一套标准来评估优质调查报道。
在进一步拓展项目前,理事会聘任了一名执行总监来管理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项目。这三个国家彼此相邻,但各自的政治和媒体环境迥然不同。在一段时间里,一些积极的变化似乎触手可及。
在约旦和叙利亚,继任的统治者承诺会进行改革。在一个愈发开放的社会氛围中,新生的私人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从安曼的一间小办公室,ARIJ开始扎根阿拉伯地区并逐渐开枝散叶。到2008年,项目拓展到了埃及,随后是巴林、伊拉克、巴勒斯坦、也门和突尼斯。
如今,ARIJ在九个国家里庆祝着它的十周年纪念日。在接下来的几年,ARIJ计划进一步扩大与记者个人及当地调查网络的合作。
不过,ARIJ最核心的成就已然达成,那便是为阿拉伯地区带来了调查性报道的传统。从2006年初正式运营起,ARIJ已为超过1869名记者和媒体专家和学生提供培训,催生出400余篇展现了专业调查技巧的揭黑性报道。这些报道或透过广播节目发布,或在本地、区域性甚至国际媒体上发表,大部分——有的甚至是在一瞬间——引发了社会改革。
在读了一篇ARIJ资助完成的报道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召开了一次部长级委员会,要求以国际标准巩固与保障有智力障碍儿童的权益,使他们免受护理人员的暗中侵害。
在突尼斯,政府开始关闭当地一些正把儿童培养为伊斯兰圣战者的幼儿园。这项两年前就应开展的行动,也是因为记者曝光才得以推动——一名女记者把隐藏摄像机绑在自己身上,冒着极高风险,卧底幼儿园做调查。
阿拉伯七所顶尖大学都开设了ARIJ的调查报道课程——该课时长三小时,可计入学分。还有其他20所学校正在使用《故事基础上的调查:调查性报道记者手册》(以下称“《手册》”)(Story-Based Inquiry: A Manuel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这门课程的大纲和《手册》都由Mark Lee Hunter编写,Hunter是常驻巴黎的调查记者,曾获多个新闻奖项,目前任INSEAD社会创新中心(INSEAD Social Innovation Centre)的媒体教授。自2009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以来,《手册》已被翻译成12种语言,供全球记者参考,其中包括阿拉伯语。而ARIJ对国际调查报道实践的影响还不止这些。
在过去两年里,ARIJ的MENA研究与数据中心(MENA Research and Data Desk)帮助了几十位阿拉伯和国际记者调查该地区及全球的诈骗案。在今年一项涉及国际贸易的大型跨国调查中,ARIJ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至少十名阿拉伯记者参与到该项目中,揭露该地区的铁腕人物与他们的商业伙伴共同牵涉到的灰色交易。他们大多数选择用化名在外媒上发表报道。其中一名记者揭露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他的盟友,如何通过在塞舌尔这样的避税天堂注册空壳公司,来避免国际制裁。另一份报道则详细曝光了也门高级官员和商人的巨额财富。
这是头一次,由阿拉伯而非西方的记者,对自己地区的独裁者穷追不舍。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突破。
在IT专家和一笔欧盟资金的援助下,ARIJ正在整合一个阿拉伯地区数据库,包含18国的企业记录、政府招标项目、地契等信息。这些数据收集自政府网站,大多数在原网页上已被抹去。ARIJ保存下来的,有望成就阿拉伯世界最全面、最易检索的公共记录数据库。而每个月,ARIJ研究员平均能收到18条来自阿拉伯及国际记者的援助请求。
过去五年里,阿拉伯媒体的自由度直线下降,陷于一片黑暗。而上述成就,是能穿透黑暗的光亮。
在整个阿拉伯地区,通过调查报道来使政府官员对自己行为负责,已成为一项越来越复杂和危险的任务。到处都有记者被监禁或遭杀害,审查制度正严厉打压着独立报道。
埃及成了全球关押记者人数第二多的国家,极端团体也把矛头指向媒体。去年,ISIS抓了一名叙利亚自由记者。这名记者当时正在一所学校里拍摄。他的摄影师遭到了审讯,一周后他自己在镜头前被恐怖分子割喉。
今年春天,ARIJ资助的一名记者,Mostafa Marsafawi,因调查埃及中央安全部队官员的死亡、酷刑与虐待案件,被他所供职的报社解雇。
BBC播放了他的调查后,遭到了至少四名亲政府的脱口秀主持人的攻击。ARIJ自然也未能幸免。推特话题#BBC#plots against Egypt (BBC对埃及的阴谋)占据了一天的热门话题。
然而,记者需要操心的不仅是政府。对那些冒着牺牲生命与自由的风险、投身于调查报道的记者来说,来自公众的支持少得惊人。他们常常发现,为了换取政客对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虚假承诺,普通阿拉伯民众宁可放弃他们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权利。
他们发现,相对于政权“正常的”压制,人们更惧怕混乱。人们开始接受独裁统治的局限性,并能与之和谐共处。
因此,自由和独立新闻成为社会的次要选项也就不足为奇。
为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难道阿拉伯调查记者应放弃挑战这个不支持其行动的社会,而等待更好的时机?许多记者都在调查报道这条路上走了太远,以至于不能回头了。然而,继续走下去的代价之大,不得不让人却步。
埃及、约旦、突尼斯、阿联酋和巴林现正推行的新反恐法和网络限制法规,已对这些地区的调查性报道造成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叙事占据了公共言论空间,政府官员能轻易逃避问责。
此外,经济现实让记者的工作雪上加霜。调查性报道一向不赚钱,尤其是当它依赖政府或非盈利基金组织的支持之时。但现在,提供给调查性报道的资金越来越少,调查成本则不断上升。
捐助人会有新的侧重考量,像是逐渐加剧的全球性难民危机或去激进化。这个世界需要为六千万因冲突和贫穷流离失所的人找回家园,给予支持。而我们记者迟早要学会支撑自己。
然而,应当铭记于心的是,我们在言论自由和诚实报道上不能有丝毫退让——这两者是民主社会里是必不可少的元素,是防止独裁、暴政与法治缺失等侵害的保障。
我们拼尽全力使两者在阿拉伯地区生根,也会尽全力捍卫它们。我们不会放弃。
编译/梁思然
编辑/Ivan Zhai
Rana Sabbagh是ARIJ执行总监。她从事新闻行业30余年,曾任记者、专栏作家和媒体培训师,在推动自由言论、独立媒体和“问责”新闻等方面做出许多贡献。ARIJ是阿拉伯地区领先的非盈利组织,致力于在阿拉伯国家推动调查性报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