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Leigh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英国调查记者和作家，曾任《卫报》调查编辑。他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长期成员，在1995年拍摄的纪录片《阿拉伯的乔纳森》中，他揭露时任英国内阁大臣Jonathan Aitken涉嫌向沙特阿拉伯销售军火。Aitken曾否认相关指控并反诉Leigh，但终因作伪证而锒铛入狱。
David Leigh2013年在里约的全球深度报道大会上。
2010年，作为小组成员之一，Leigh负责处理外泄的美国外交和军事文件。当时，维基解密已经获得该批文件，Leigh所在小组便于其创始人阿桑奇紧密合作。Leigh于2013年从《卫报》退休，现在是一名顾问。他同时还在伦敦城市大学教授调查新闻。
在2016年12月6至8日于亚美尼亚召开的“Tvapatum调查：媒体反对腐败”新闻大会上，亚美尼亚网络媒体Hetq对Leigh进行访谈。Leigh还就“跨境新闻合作”这一主题发表了讲话。
您最喜欢的调查报道是？
我最喜欢的，是最让我觉得害怕的那篇。我拍了一部关于英国政要的纪录片，他当时是武器销售部门部长，和沙特阿拉伯有腐败勾当，私下做着军火买卖。因为这部纪录片，这位部长以诽谤罪起诉我们。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了各种难听的话，比如，称我是“一个扭曲的新闻业毒瘤”，将会用真理之剑戳穿我。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诽谤诉讼。
我记得，在审讯期间我们差点输了。我夜不能寐，曾在凌晨三点把妻子叫醒，对她说，你要明白，我们这个案子就要输了，我以后都不能工作了，你要出去找份工作。
然而在最后一刻，我们在一间已经破产关闭的瑞士酒店的地下室找到一些文件。当时官司胜负的关键在于谁付了这位官员的酒店账单，他说是他妻子付的，但这些文件证明他妻子当时身在瑞士，根本没法帮他付账。当我们将这个证据呈堂，整个案件就逆转了。于是，他因作伪证被判入狱。那是我唯一一次将一位部长送进监狱，而他差点要把我干掉。
当您拿着所有文件去做报道的时候，难道不是很自信的吗？
过去，英国的诽谤法更严格，现在已经改革过了。对比之下，当时起诉一个人非常容易，作为被告你要证明，你所说的一切都真实无误 。现在英国的法律就很宽松。如果你可以证明你所做的是为了公众利益，而且你处理的手段小心谨慎，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就能为自己辩护。如果做到以上几点，你便无需用法律标准来证明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对于英国媒体人来说，现在是宽松了，但当时还是危险。
您花在每一个调查故事上的平均时间是多少呢？
这个不好说。一些故事你可以用一周、甚至是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我在《卫报》的时候做过一件令我自己十分自豪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成功指证了英国军火巨头BAE公司与英国政府勾结，贿赂其他国家以销售他们的飞机。一言蔽之，我们做了许多调查取证，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全国性丑闻，不过整个过程花了七年。
我并不是说七年里的每一天我们都在进行调查。当我们查到一些细节，我们就发表出来，然后就会有读者找到我们，说他们知道更多消息。或者是发表之后，发现其他人之前也做过相关调查。给报社而不是电视台工作的一点好处是，你可以一直发故事，而且每当我们发表什么，其他人常会跟进。然后你就继续写类似能激发他人关注的故事，大家读到会说，“啊，对此我也有话要说。”如果你幸运的话，这会带来新的信源。
当警方开始着手调查，事件就到了高潮点。英国首相认为我们的报道对国家安全有害，因此阻止我们继续进行调查。那时，七年已经过去了，由于丑闻已经够大，而且资料已经很充足，其他人都有料可写，这个被忽视已久的故事便引发了极大关注。从我们决定要尝试揭露真相开始，前后确实花了七年的时间。
对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媒体人来说，做调查报道有哪些风险呢？
我在大会上讲到，对于像我这样在西欧的记者而言，我们通常承担的风险并不是被袭击、谋杀或者蹲监狱，而是被起诉。打官司的费用是很高的，而且令人无法专心工作。我们刚刚谈及的那场诽谤官司耗费了我两年，在那期间，我满脑子只想着如何解决这个案子。有的时候，坏人知道他们能通过起诉记者让他们分心、无心工作，因为心思都花在了为自己辩护上。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你所知，现在新闻的发展趋势是，西欧和美国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正在消失，部分调查新闻工作由小型新媒体或依靠捐助的非盈利机构进行。小型机构的问题是，一件大官司就可以摧毁它，让它破产。我已见过类似的事情。
所以媒体人受保护的信心从何而来呢？
让英国媒体人好过一些的事情是，法律已经改革，对维护公共利益的调查记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除此之外，我参与创办了小型非盈利机构“新闻调查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在一开始，我就建议“调查局”的记者，无论他们挖到多大的新闻，都应该和大型媒体机构合作，像是大型的报社或者电视公司。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有更多资源，更是因为这些机构可以承担法律风险。所以，一家小型调查机构不会去做出版商，而是应该和出版商合作，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大型媒体公司对这类故事感兴趣吗？
由于资金不足（自己无法进行类似调查），大型媒体公司对这类故事会感兴趣。如果有人出面向这些公司提供一个故事，并表示有人出钱，有人调查，如果不用花一点钱就能得到这个故事，大公司会很感激的。
小型机构如何能解决资金问题？
你需要找到捐助人，有一些慈善家是愿意出钱支持新闻业的。我刚刚提到的“新闻调查局”，就是由金主资助。在美国有很多这样靠捐助维持运营的机构，如ProPublica。不过这一模式自身也有问题，因为依靠捐助的新闻本身就是个问题，金主只想让你做他们感兴趣的故事。几年前在美国，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就遇到捐助人想要他们报道有关烟草公司的故事。如果ICIJ想要调查烟草公司，他们可以一直调查，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总能获得资助。但是在其他故事上，由于金主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就显得捉襟见肘。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调查新闻很难筹钱。
这是否意味着新闻业，特别是调查新闻，它们的独立性岌岌可危？
是的，它们面临着危机。但是（在媒体行业），很多方面都面临危机，对于经营者、所有人等等来说都是如此。有很多次，英国的报纸还出现报纸老板和记者的兴趣相冲突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尝试成为一名独立记者会面对很多危险。
您曾在一个团队中工作过吗？团队调查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一直都很喜欢在小型团队工作。我曾在每周日发行的《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以及之后在《卫报》做调查新闻。在这两家媒体工作的时候，核心调查团队只有我和另一名记者。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大项目，我们会再找多一人加入，可能是自由记者，也可能是报社其他部门的同事。当调查结束，小团队就可以解散了。
我认为，组建一个大的调查记者团队很有问题。比如说，你招聘了一些人，对他们说，“好了，你们六个人以后就是一个调查小组了。”如此一来，你们团队就需要坐下来去想该调查什么。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其实应该由故事带动团队的组建。通常，你从知情者那里了解到他想揭发的丑闻或者想公开某些信息，你根据这些线索来考虑，这个故事需要什么？需要谁来做调查？你要围绕这个故事建立一个团队，而不是反过来。
记者和读者间的合作应该是怎样的？读者应该做什么？记得《卫报》曾做过一个项目，将读者带入到英国议员开销档案的研究中。
《卫报》数据可视化项目，展示议员的开销。（点击图片，即可查看该作品）
其实，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为什么呢？
它并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结果。和读者互动这样的想法很好，但在实践中，当你做调查的时候，这样做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调查是一项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你所举的那个案例就已表明，读者并不能真正为调查提供帮助。
Leigh先生，您做调查新闻已经很久了。这么多年来你见证了哪些变化？如今，新的数字工具业已成为许多报道的基础，您预测还会有哪些变化？
因为我年纪大了（微笑），在我还是个初出茅庐小记者时所学的每一项技能，现在都已过时。我当时还要学用打字机，现在，我的学生们都不知道打字机是什么；我要学怎么用街上的电话亭打电话，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没人再用公用电话。当然，整个纸媒行业也快要过时了，虽然这个比我们预想的时间要久。所以，现在我必须彻底重新思考我所做的事情。
我来给你一个例子。大约五六年前，当我们在《卫报》做关于“维基解密”项目的时候，我们拿到所有的资料，进行了大量检索，然后发现了一个故事：阿富汗战争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以事件顺序记载，炸弹爆炸的时间和地点，伤亡人数是多少，诸如此类。
我在《卫报》的上司说：“你需要一个可以做数据可视化的人帮忙，我给你找了一个。”就这样我认识了我们的数据可视化设计师。我当时还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职位。他处理了所有数据，将其变成一个移动地图，可以按时间展示战争中每一天的情况，如爆炸的地点和方式等等，就像一个动画图表一样。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可以这么做，而且这需要很多资源。
每年我都得学一些新东西。当然，现在我教的所有记者都得会做视频，他们都得线上工作。我们说，一个调查故事不再只要求以纸媒形式发表，而是需要通过多个路径。大家应该既能阅读文字，又能观看视频，查看照片，能点击超链接去阅读原始文件或相关文章。每一个细节都是个大工程，一整套系统，需要很大的工作量。
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Niels Bohr说（这其实是个笑话）：“预测是很难的，特别是有关未来的预测。”这就是我对未来新闻业的想法。十年之前，我们觉得五年内纸媒就会消亡。五年就这么过去了，纸媒还在，一两家报社选择停刊，转型做新媒体，不过大部分还是继续印刷报纸。他们中的许多还是有严重的问题，譬如《卫报》就面临着很大的财政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的五年内还会有纸媒衰落、停刊，也许有的也会转型为新媒体。
现在有其他的新媒体对手，像Buzzfeed、VICE News、《赫芬顿邮报》等等。但是，他们能否生存下来还很难说。如今，人们获取与消费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要预测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有谁可以预测未来趋势，他们能靠此赚很多钱。我很开心我已经退休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去当年轻记者既困难，又危险，你不知道是否有路可走。
新闻业中，永恒不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英国现代报业奠基人北岩爵士曾经说：“如果某人想把一条新闻压下去，那这便是一条真正的新闻。其余的都是宣传。”这就是我的工作口号，我时常会想到这一点。有人希望阻拦发布的消息才是新闻，不然那只是宣传。
Leigh先生，您同时也在伦敦城市大学任教。在第一堂课上，您通常会对学生提出什么建议？对亚美尼亚的新闻系学生，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我教授的是给研究生开设的调查新闻课程。每年约有23-24名学生。当他们第一次走进课堂的时候，我会对他们说，别想着结课时，你可以手持一张证书，走到雇主面前，说“我是一名调查记者，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因为他们不会给的，他们只会笑话你。你得说：“我学过如何做调查，掌握了一定技巧，并且懂得如何才能准确地做调查。”所以，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找到工作。
我觉得，耐心积累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编译/梁晨昱
编辑/Ivan Zhai，梁思然
本文原刊于Hetq Online的网站，深度网经授权转载。
Hetq Online自2001年起在亚美尼亚埃里温发行。其网站由全球深度报道网亚美尼亚调查记者成员运行，现已成为亚美尼亚独立媒体的主要信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