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原刊于“深度训练营”（微信公众号：shenduxunlianying），原标题是《“有据核查”主理人魏星：公共讨论应该建立在事实之上》，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
翻看手机的信息通知栏时，我们时常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在短短几个小时甚至数十分钟内，专业媒体推送的新闻出现了反转。假新闻与辟谣新闻呈现在同一屏幕中，这一现象近年来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专业媒体的一大顽疾。
如何避免这种现象？近年来，事实核查（fact-checking）的重要性不断被学界和业界强调，并一度被视为根治专业媒体假新闻疾病的解药。
新冠病毒流行，新闻又增变数。曾经做过较长时间国际新闻的魏星，发起一项国际新闻事实核查计划“有据”——“有据核查”正式诞生。
它的名字取自“有理有据”，与一批批志愿者专注对中文国际资讯进行事实核查，以对抗中文世界的虚假信息。它努力连接大学、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三方力量，也通过工作坊、训练营等形式提升公众媒介素养。
“有据核查”节
轻松的志愿模式，严谨的编辑流程
Q：「有据核查」的创办契机是怎样的？
魏星：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其实是因为疫情。在2020年3、4月份的时候，中国的疫情刚刚得到控制。但与此同时，国外疫情开始扩散。从伊朗到意大利，然后是欧洲、美国，疫情在全世界逐渐蔓延开来。
那段时间从朋友圈或微信群里看到很多信息，觉得资讯很多，但是质量不怎么样，很多东西看起来非常假。
还有个人原因，我本人之前曾经在平面媒体做过长时间的国际新闻，所以养成浏览国外媒体的习惯。我发现中文网络上关于外国疫情的一些报道，很多是相当不准确的。但这些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大量转发，自己身边的父母、亲戚、朋友、同事群里也有转发分享，与我自己看到的相对真实的信息大相径庭。这是最直接触动我的地方。
所以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严重，我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
2020年3、4月份的时候想法还只是雏形，到了8月份的时候，就想到了现在的运作模式——基于自愿的网络协作模式。当时也考虑了很多种方法，但觉得在当下国内的现实情况下，也只有这种方式能够让项目真正开始并且持续下去。
Q：目前团队有多少名志愿者呢？是如何招募到这些志愿者的？
魏星：前后一共有100多位志愿者参与过这个项目，但因为是志愿模式，所以流动性大。志愿者中有不少优秀的大学生，他们往往面临实习、毕业、升学、考研的现实压力，陆续有人退出。当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新力量补充进来。现在一共有40多位活跃志愿者。
许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育课里面虽然会提到核查虚假信息，但更多地是一些理论或找国外案例，国内其实真正可持续地让同学们去做事实核查的实践几乎没有。南京大学“核真录”是做得比较早也比较好的。
2020年，我和上海几所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们聊了想做事实核查的想法，他们特别支持，也给予我很多帮助。他们会问学生有没有兴趣参与，当然是遵循自愿原则，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第一批志愿者。
第一批志愿者热情很高涨。这些大学生外语相当不错，对互联网很熟悉，也受过新闻学的基本的训练，上手比较快。
后来慢慢坚持下去，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除了大学生，还有一些已经参加工作的志愿者，他们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
有一位来自美国读生物医药专业的志愿者，他在2020年底到2021年上半年，帮我们做了大量疫苗和疫情方面的核查。有很多论文在我看来如同天书，但对他来说就了如指掌。志愿者团队就这么一步一步扩大开来。
魏星在TEDxChengdu2021年度大会分享
Q：公众号核查新闻、推送文章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魏星：我们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模式，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对自己的信息消费有很高的质量要求，对事实核查有兴趣，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会使用一些常用工具等，就可以承担志愿者的工作了。
但同时这个开放不是无节制的开放。比如我们每天出一篇核查类文章，不是说一个志愿者核查完以后直接就发出来了，期间还要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编辑流程。坦白说，我们的标准比一般新闻报道还要高一点。因为是事实核查的文章，我们要直接判定信息是真还是假，看上去权力挺大，可这也意味着责任很大，一定要以更高的标准来对待。
我们不存在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编辑部。团队里几位有媒体经验的成员，现在是在媒体做记者或编辑，他们会贡献出时间，对志愿者提交的稿件进行一个很严谨的二次核查。有没有犯致命的错误？有没有逻辑上的问题？有没有漏掉很关键的元素？有没有另外的重要证据他没有找到等。
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会打回去重新再做。提交以后，如果达到了事实核查层面的标准，就进入很简单的文本编辑的流程，让它达到可推出的标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结构其实是统一的，不要求志愿者在事实核查的文章中体现出文采。事实核查的文章，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准确和逻辑，而不是抒发感情。
事实核查需要标准化
Q：“有据核查”的定位是做中文国际资讯的核查，为什么不直接做中文资讯的事实核查？
魏星：不得已而为之吧。新闻专业大学生上第一课老师应该就会教新闻的接近性，这是新闻的很重要的原则之一。中国人肯定最关心中国的事情，但是坦率地说，我们目前很难触碰国内话题。
首先，如果触碰国内的热点话题，风险是不可控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其次，可用于事实核查的资源不足。中国的信息公开在过去40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很遗憾，它离我们想象中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甚至说是挺大的差距。
我相信各位同学写论文可能会经常有比较沮丧的体验。当你想去查找某一个数据或某一份报告的时候，会遇到打不开的网站。同时，这些年我们的机构媒体受到种种冲击，发展都不是特别景气，现在能够放心援引的机构媒体不多。这些问题也就意味着志愿者很难依据公开的信息去获取有用的信息来证实或者证伪。
还有一点是，虚假新闻的制造者或传播者在涉外的新闻上更加肆无忌惮。设想一下，如果你发布了一条关于国内某地的谣言，你基本上会付出很沉重的现实代价，但反过来说，发一条关于日本或俄乌的消息，不管如何夸张或造假，只要不涉及到特别重大的角度，比如外交问题，其实风险是比较低的。这种环境下，只要符合某些风格，就会获取极高的流量。所以目前在简体中文的互联网上，关于国外的虚假信息的泛滥程度要超出国内新闻或国内事件。
Q：哪些国际新闻适合去核查，哪些不适合去做？
魏星：第一个是符合公共利益原则。但因为监管限制，这种类型的题目在我们做国际新闻核查中并不多。我们从创办到现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选题，主要是与疫情和疫苗相关的。
第二个是我们实践中最多运用最广泛的——热点事件。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件事的时候，也是虚假信息或谣言最多，最需要事实核查的时候。比如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从北京时间早上十点钟左右突然间说要开战，到当天下午的几个小时里，互联网上流传了大量的信息。有很多人其实很迫切地想了解这些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印象很深刻，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后台有人留言问“今天的核查好了没有，等着转发呢”。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真实信息非常地渴求。这个时候要填补这个真空期，效果是最好的，当天在一些志愿者协助下，我们还算及时地完成了一些核查。
第三个就是可核查性，即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或者证伪一个事，我们希望尽量给出一个肯定的结论，而不是似是而非的结论，让本就复杂的事件更绕。如果有一个事，虽然我明知道它肯定是假的，但是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把这个链条理清楚，那也只能遗憾放弃。
Q：核查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魏星：首先核查有很多种，选题的类型有很多种。有的选题核查的过程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它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了，所以效果也非常好。
比如说冬奥会期间有一个明星选手谷爱凌，她的表现非常优秀，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运动员。她夺了第一块金牌以后，网上就很多关于她父亲的传言，说是有一位谷歌公司的第五号员工，名叫 Ray Sidney，是谷爱凌的父亲。现在网友的英语能力很强，就会去查，发现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人，跟谷爱凌妈妈互动很频繁。但是仅仅在公开的社交网络上互动比较频繁，或者有合影，是否就能够证实或者证伪他是不是谷爱凌的父亲？其实很难。
这条消息传播最火是在当天下午，我们预计到当事人 Ray Sidney 极有可能会对这个传言做一些回应，就用了一个很笨但很简单的方法，定期频繁刷新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就每隔半小时或者十五分钟去刷新，结果却是在北京时间晚上十一点四十几分的时候发现对方的Facebook帐号有活动，显示正在输入中，正好刷到他对这个传说做了澄清。
0时40分左右我们就推送出来。其实过程很简单，但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关心这个事儿，第一个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出来，就会收到比较好的反馈。（[《核查| 谷爱凌父亲是谷歌第5号员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3OTgzNzg3MA==&mid=2247499416&idx=1&sn=5414ab0b3cf6b03f2ca029283b89904c&chksm=fd62b459ca153d4f1b0bff942eadd927ec110f11d379f82c59d5094eba4de5116b07a7253147&scene=21#wechat_redirect)）
还有一些例子核查起来是比较复杂的，要做很多研究。比如说那条乌克兰是否承认双重国籍的推送，起因是传言说因为乌克兰承认双重国籍，所以八成乌克兰的高官有美国护照，从俄乌开战以后这个说法就开始流行。
这个选题相对来说就会复杂一些。首先它涉及到法律问题，并且是另一个国家的法律问题，还涉及不同的语言。正好乌克兰最近几年又在试图修改关于双重国籍的法律规定，这些全部理清楚是很难的。
所以核查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多的功夫来研究这个话题，从这篇文章后面所列的长长的参考资料的清单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要找到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关于国籍的宪法、公民身份法的文本，以及议会官方网站上的法律草案的文本等等。看上去确实很枯燥，但是没办法，这就是事实，我们只能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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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者”越多越好
Q：“有据核查”基本是每日一更，如何保持高频率、高质量？
魏星：做事实核查一定要持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绝对一个月都坚持不了。所以我们就给自己下了一个死命令，自我加压，无论怎么样至少我们在工作日的时候必须每天发一篇，休息或节假日的时候有突发事件或大事的话，也随时即刻更新。
我们不能保证每一篇内容一定是很成功的，但一定要坚持这种压力训练。哪怕有一篇没有太多人看，我们认为它同样是有意义的，至少对于志愿者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有据核查」既是一个事实核查项目，也是一个培训项目或者说教育项目。当志愿者亲身做了一个或两个核查以后就会了解更多，对虚假信息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此外，我们文本结构相对固定，不需要谋篇布局。只需要摘要、一个背景与核查的部分；如果核查过程比较复杂，123小标题区分一下。如果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对还是错以外，还想让大家知道更多的背景，也可以加一段背景知识。这种结构化的文本给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
Q：目前新闻界的事实核查行业竞争是否激烈？和其他核查媒体（自媒体）相比，“有据核查”有怎样的独特性？
魏星：我觉得谈不上竞争吧，现在国内事实核查组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做事实核查的人、组织或机构越多越好；关心事实核查的人越多越好，因为关心这件事的人多了，客观上对于信息质量的提高能起到作用。
比如俄乌战争，当然战争都是坏的，如果说仅有的一点点所谓的积极因素，可能就是让更多人了解到虚假信息的危害以及事实核查的重要性。当然，事实核查也成为一张牌，除了战争双方在有意识地发布一些利于己方、打击对方的不实信息以外，也有一些方面以核查事实为名，去达成其他的目的，这种情况下事实核查也会沦为一种工具、一种武器，这是需要警惕的另外一个话题。
对于「有据核查」来说，我们是一个独立运作的项目，这里的“独立”不是说我们什么都能做，而是它不隶属于一个媒体、一所大学、一个NGO、一家互联网平台，或一个政府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我们背负的东西就会少一点。
Q：会不会担心时间久了，事实核查员的操作变成一套机械“发现它-推翻它”的流程？会在这个漫长枯燥的过程中磨灭掉动力和热血吗？
魏星：我觉得最理想的状况是两者都有。只有热情肯定是不行的，事实核查必须量产，要用可复用的方式去做，这样才能够取得效率的最大化。
至于担心会不会特别机械地去实现这个过程，有可能会。但我始终觉得，不仅是事实核查，新闻业的一大问题就是还不够标准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人力、精力、智力都不能够复用。比如每一次都要投入大量的能力、精力去做一个采访的话，当下次再做第二个选题的时候，之前积累的东西都不能用。
如果新闻业永远只是停留在一个手工艺人的层面，当然不否认可以做出很好的报道，但是它对于整个新闻业的发展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新闻是一种工业，个人认为新闻工业并不意味着我们变成复读机，而是意味着新闻业也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这样才能做到性价比最高，更具有可持续性。
事实核查也是这样，应该要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在流水线上生产的汽车也不意味着它的质量就差，也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质量控制。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工业化，一定要可复用。
用爱发电，什么时候是头
Q：有据核查完全是非营利性的吗？
魏星：我们是非营利性的。
要感激所有参与的志愿者，因为他们无偿地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
既然打出事实核查的旗号，意味着身上责任还挺大的，我们不愿意与钱联系太紧。事实核查是非常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每次谈一些比较撕裂的问题，总有一方不满意，会挑毛病。那如果他在事实上挑不了毛病的话，就会找其他的方法来挑毛病。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要去接广告，就会被指摘说原来是为了钱。
Q：不管是对于事实核查发展本身，还是团队长期生存，您有没有想过转变模式？
魏星：我们当然很感激志愿者的付出，但它确实也会面临可持续性的问题。一直用爱发电，到底发到什么时候呢？这是个问题。
目前国外的事实核查有几种生存方式：
依附于媒体的事实核查，例如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内部都有事实核查小组或部门，他们当然没有生存问题。
独立的第三方事实核查组织，主要有两种运营模式，一种是国外的互联网平台，例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尤其是Facebook，它受到来自公众、NGO、政客等各方的压力非常大，要求对自己平台上的虚假信息作出反应，它们就会去邀请经过认证的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来帮助核查平台上的虚假信息，这是一些第三方事实核查组织主要的资金来源。
第二种是依靠捐赠，既有大额捐赠，也有小额捐赠来维持生存。当然全世界的事实核查组织肯定都不是以赚大钱为目的。
目前，国内的互联网平台不太可能以投入资金预算的形式来资助第三方的事实核查组织。我们与一些平台也有部分有限度的合作，主要还是停留在分发上。它们偶尔有选题会交给我们来做，还有来自互联网平台的广告分成和流量补贴，以及一些平台支付的稿费，这是目前我们的收入组成。我们会把收到的这些补贴存起来，用来搞线下活动。
像我们这种“师出无名”的组织，从风险考虑来说，平台也很难跟我们进行有建制化的合作，它们基本只与政府、知名大学、权威医院等合作。所以走国外互联网平台补贴的路其实是蛮难的，没有形成特别成熟的生态。
Q：有文章称，事实核查受到“将公共讨论简化为事实真假判断”的批评，您是如何看待的？
魏星：这当然是个很善意的担心，但坦率说，我们有公共讨论吗？我们没有。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到可以谈公共讨论的地步。当很多人接收到的信息完全是假的时，你指望有什么有质量的公众讨论？
所以我觉得，国内事实核查只是一个萌芽状态，而且面临着各种挑战，暂时还不太存在这种有些奢侈的问题。
Q：您近期对公众号有什么规划或者是期待？
魏星：就公众号而言，因为最近俄乌战争其实比较特殊，所以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关注点可能还是这个，当然也还要看战事的发展了。
其次，之前我们的公众号功能比较简单，只是每天发布一篇文章。而这段时间因为战争的关注度比较高，用户跟我们的互动欲望也渐涨，所以未来可能会在公众号上完善一些平台功能。
去年12月份我们做了线下活动，现在疫情的反复让这种线下活动更难举办了，但我们还是希望尽量做一些讲座培训，工作坊等等，让大家可以实现线下的连接。我觉得对于维持激情还是蛮有用的。日常更新当然是必须的，但同时，我们可以进行很多其他合作，更多的跨界，做一些好玩的东西，不断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