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ers”指的是在幕后协助驻外记者的本地人。他们熟悉本地情况,所以经常被驻外记者聘为翻译,但他们的工作远不只是翻译,还包括订酒店、预约司机、寻找采访对象和约访等等。大部分fixers都做着我们看不见的工作,在最后发表的新闻中也没有署名。记者总是居功甚伟,但往往fixer才可能是影响了国际新闻报道的人。
11月17日,在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的“Fixer与记者”研讨会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报道中心的执行主管Peter Klein与其他两位资深记者谈起了这个编辑部甚少讨论的议题,并与大家分享了此前该中心关于“调解记者和fixer的关系:批判性地解读国际报道的实践发展”的研究。
这篇研究匿名采访了450名驻外记者和fixer,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受访者对自己和对方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和对国际报道的贡献的理解有巨大分歧。
相当一部分fixer受访者表示,他们从自己角色的“隐身”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一名有着25年协助报道美国新闻经验的fixer说:“很不幸的是,他们仍然把我们当做有着奇怪口音的”棕色“人种,尽管我为不少了不起的故事贡献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和努力。得到署名太难了,更不用说经验较少的新手,他们直接就放弃了署名。”
Fixer也有重现天日的时候——被当局当做罪犯逮捕,或者因为所报道的新闻身陷囹圄、被绑架、甚至被杀害。该如何理解fixers与其所服务的驻外记者的处境?深度网从三个角度梳理了这份研究。
收入
Fixer的工作存在巨大风险,报酬不一。研究报告表明,fixer每日的报酬从50美金到400美金不等, 他们自己对报酬没有话语权,但记者往往认为报酬对于fixer的贡献来说是合理的。
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fixer并不是合同制,追讨薪酬也成了一大难题。Nejc Trušnovec,一位斯洛文尼亚的fixer说,他要花一半时间追着客户付报酬,有时甚至长达几个月。“我要不停地给他们发信息,他们才会给我付款。很多记者都忘记付我们的薪水。”
这些分歧会造成记者和fixer之间关系紧张,尤其是在一些贫穷国家,fixer经常奔着报酬去帮外国新闻媒体取材。
署名
另外一个常年困扰他们的问题是署名。许多受访的驻外记者承认,他们几乎从不给fixer署名,或者在文章中说明他们的贡献,而大部分fixer说他们想要署名。
要解决署名的难题,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应如何定义“fixer”;以及他们对一篇报道的协助界限在哪儿。
当驻外记者被问及他们是否需要fixer为他们的报道角度提供意见,38%的人回答不需要,许多人更都把fixer的角色简单归为后勤人员。一位约旦的fixer表示,尽管他的报道经验非常丰富,也拿过不少奖,但当他给记者提供报道意见时,记者往往不会采取。“他们对我们意见不信任,“他说。
Fixer的政治立场在这个研究里是争议的重点。只有6.6%的fixer说他们“经常或总是”向记者坦诚他们的政治或民族立场,同样棘手的是,只有一半记者在调查中表示,他们经常询问fixer的政治立场,因为他们认为立场可能会影响报道的客观性,所以通常对这个点十分警惕。
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开始追求更大的报道透明度,包括新闻到底是谁采访、报道的。有的媒体则开始采用联合署名,或者在其他地方将fixer称为“当地记者和翻译”。《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看到这种改变,我感到很欣慰。当报道冲突变得越来越危险,我希望这些fixer的贡献和牺牲能为世人所知。”
有取代“Fixer”的报道模式吗?
人们在试验新的报道模式,所谓的“驻外记者”地位岌岌可危。最近个别在全球掀起巨大影响力的调查新闻,就是起源于ICIJ的一个不借助fixer帮助的项目。ICIJ把全世界的记者们聚集起来,共享数据和故事报道。
《南德意志报》的记者Bastian Obermayer说,他喜欢平等合作的报道方式,不存在谁高谁低,而是地位平等。非盈利媒体正在经历着报道方式的创新和变革,这向传统的“fixer-驻外记者”协作模式发出了挑战。
Round Earth Media给美国记者和本地记者分量相当的署名,所有人的重要性都会被认真对待,本地记者也不会被当作“fixer”。全球报道中心给索马里的记者派发可穿戴的相机,让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在现场记录,此举推动了“授权新闻”的发展,“授权新闻”即编辑帮助本地记者们用他们的角度去讲故事,省略了驻外记者这一环节。
Syria Direct是驻扎在约旦的非盈利机构,他们培训了超过100名叙利亚人在本国做报道,把外国记者难以取得的采访和影像资料传播到了全世界。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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