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ter Robinson在2016亚洲深度报道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很多媒体认为调查报道是一件他们无力负担的奢侈品。他们错了，调查报道是我们无法放弃的必需品。”奥斯卡金奖影片《聚焦》原型、前《波士顿环球报》“聚焦”调查小组编辑、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沃尔特·罗宾逊（Walter V. Robinson）2016年在亚洲深度报道大会上的一段发言，鼓舞了大批新闻工作者，也道出了调查报道所面临的困境。
调查报道在当今的新媒体环境下面临诸多挑战，相对于政策边界而言，在新技术引爆多样化媒介形态的市场中所面临的价值回报与自身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下各大机构逐年收缩调查报道板块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第二次普查提到，六年来中国内地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降幅达58%。
针对现状，全球优秀的传媒机构认为，新媒体时代调查报道既面临挑战，也迎来机遇。2017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在内容生产模式创新、扩大影响力、探索商业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讨论给传媒界带来诸多启发。
一、新技术是驱动力还是扰乱者
调查报道领域对技术价值的讨论由来已久。OCCRP（一个致力于报道世界各地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行为的非营利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德鲁·沙利文等认为新技术是双刃剑——尽管技术是未来调查报道的关键，但也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特别是来自社交媒体和少数非理性监管方的打击。
因此持相似观点的调查机构近来采取的方式是隔离式地应用技术尤其是互联网通讯类技术，增强对关键处理环节、自身及线人的保护，在信息收集和处理等方面，克里斯·沃克尔（Chris Walker）提出以下具体建议：谨慎登录网址以避免恶意软件和网络钓鱼、使用复杂的密码、启用双重身份验证、加密设备上的数据、重要内容远离手机私下沟通。
关于技术，ICIJ的杰拉德·赖尔的看法则是“我们能够以过去无法想象的规模完成数据挖掘和分析，我们需要变得更聪明去使用那些没有被利用好的信息”。更多像杰拉德这样的传媒工作者认为调查报道应该率先对新技术进行尝试。
二、调查报道的数据应用趋势
近年来的技术应用中，广义上的数据新闻无疑是与调查报道结合最紧密的方向之一。越来越多的传统调查记者团队中出现了数据专家的身影，而在不断实践中，新闻机构逐渐发现，数据新闻可视化能够较好地完成数据呈现这一提升读者直观感受的环节，而对调查报道而言，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更有助于完成富有“影响力”的调查报道。
例如，新媒体时代发达的社交网络和公开资料库对于追踪商业和贪腐报道而言可以大幅提高内容生产效率。“跟着钱走”是调查记者经常说的一句话，Mintz集团的创始人James Mintz更是总结了贪腐的主要环节：拿钱、藏钱、转移、网络、掩盖、享受。离岸公司的海外账户、群体成员在享受等环节出现的蛛丝马迹等成为了不同于以往的数据挖掘渠道。
Mintz集团推出一款模拟贪腐官员转移资产方式的手机游戏。
通过与包括《金融时报》的Jane Pong和ProPublica的Lena Groeger等在内的数据新闻记者的讨论，笔者和同行总结了数据新闻发展的几个趋势：
（一）善用开放资料库、工具，包括地图
大量优秀的调查记者都很善于利用互联网的公共资料库和开源工具帮助完成信息挖掘的工作，例如start.me总结的开源调查工具集合。其中，近年来对地图等位置信息的使用成为重要趋势之一。
包括谷歌地图在内的地图工具近年来在国内报道中的应用越来越频繁，例如我们的团队在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天津大爆炸、深圳山体垮塌、古雷PX爆炸及广东重金属废料掩埋红树林等报道中都充分利用地图工具监测事发地历史数据，以还原灾害及事故经过或寻找事故成因，并通过地图的直观方式进行直观丰富的可视化呈现。
Groeger以《华盛顿邮报》为阐释驾照新规制作的《驾照地图》，Tim Wallace根据美国大选投票制作的《美国看起来像什么》为例说明数据可视化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谷歌地图。如ArcGIS Online Platform、Open Street Map、Serving tiles、QGIS等开放工具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地图可视化支持。
（二）定制数据集
调查报道普遍追求独家性，Pong提到开放数据的数量提升为其带来挑战，可视化设计师开始建立自己的数据集，例如合并多个已有的数据集、将“不规则数据”整理成可用的数据集，同时她以《金融时报》推出的中国熊猫外交的数据可视化故事为例，提出个性化定制的效果更为出色。
（三）吸引读者动手参与互动
技术的发展，包括电脑终端、手机和VR等穿戴式设备都在为读者的参与和互动提供有力支持。常常逻辑复杂的调查报道在呈现阶段也有了更多选择。《纽约时报》的一则数据新闻报道要求读者绘制一条能体现家庭收入与大学出勤率关系的折线，之后相应的真实数据就会呈现给读者，最终根据数据分析立体讲述家庭收入如何影响孩子上大学机会。如Groeger所表达的：“动手绘制使得读者不再只是漫无目的地浏览各个小数据，而是通过录入的过程主动思考数据代表的意义”。
（四）终端协同
如今，移动终端已成为流量的主要入口，数据新闻由于技术和复杂呈现等原因往往将终极版本设定在电脑终端。因此，如何协同终端呈现，实现充分导流也成为研发趋势之一。
《金融时报》制作的“一带一路”报道电脑版本把屏幕垂直分割成两部分，左侧地图随着阅读器的滚动而改变。移动端地图则固定在屏幕的顶部，随着阅读器的滚动而变化。
（五）自主动态元素
应用少数重复图片、动图、视频和VR等自主动态可视化手段，可以持续黏合读者的注意力。我们的团队和财新数字说合作曾将VR与数据新闻结合制作了《2016·洪水暴至》，原计划将互动均置入虚拟现实空间。《纽约时报》关于足球运动员脑部损伤的可视化的报道捕捉并呈现了110名足球运动员的大脑图片连播，让受众能很快捕捉到要点。
（六）探索区块链报道
从追踪利用区块链洗钱的个案到冷静观察这个新生的互联网底层技术，去中心化、开放的、分布式的分类账，有效地记录并可追溯每一笔交易，永久性的方式对交易做记录不可篡改的特性与记者们的调查需求不谋而合。同时，类似PressCoin等机构提出对抗假新闻模型：将媒体人和用户所有互动记录作为交易，在生产内容的过程中，每笔“交易”都会被追踪和记录。在应用中，NextElection监控世界各地的选举情况，覆盖所有议题和选举举措，让真实信息完全透明且被全数记录。
（七）数据还是故事
无论在选题、完稿和传播阶段，数据都很难独立驱动完成一篇“有影响力”的调查报道。包括美联社的普利策奖获得者Martha Mendoza、《金融时报》的Tom Burgis等一批数据掌握能力极强的记者都说，发现和讲好故事才是报道的核心。
三、新影像时代下的调查报道
在视频和其他更丰富形式的影像化内容逐渐成为大众日常信息交流的主流介质的同时，调查报道也在探索与影像结合。
与传统的视频或电视新闻报道保持迭代，应用如无人机、移动直播、无人船（监利沉船报道）、隐藏拍摄等手段增强报道效果相比，越来越多的机构和记者开始探索报道产品化，例如与新闻纪录片或纪录片的跨界生产。
来自菲律宾新媒体Rappler的全媒体记者Patricia Evangelista，在菲律宾大扫毒期间，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了被杀者的故事以及家庭。从一名文字记者变为多媒体记者，Evangelista做了很多冲突和灾难报道，也跟进记者被害的故事。2009年菲律宾马京达瑙省省长候选人曼古达达图的家人、律师及随行的30多名记者遭到选战对手安帕图安家族的私人武装劫持，并被集体屠杀，至今大屠杀的主谋仍未被定罪。Evangelista在加入Rappler之前，制作了纪录片《58》以纪念在大屠杀中死去的人。
Patricia Evangelista报道菲律宾禁毒战争中受害者家庭的故事。
来自Radio Television Suisse的Jean-Philippe Ceppi分享关于应用调查性纪录片商业模式的技巧，包括：随时了解调查纪录片市场动向；向电影委员会或相关机构申请基金或赠款以获得写作支持；早期接触影视机构或视频平台；找到纪录片专业人士或团队；设定合理的预算、时间表，并保证资金到位立即启动拍摄；全程参与报道；传播和客户服务等全过程；抓住市场推广的一切机会。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市场稳步向好，人口结构调整、活跃的互联网使用率以及院线的模式调整，让相对小众的纪录片内容有了更多的市场化回报空间，良性的市场动力让本就属于纪录片题材富矿的社会现实主题与传统调查报道找到了结合点。
政策范围内的题材除了按照传统电影节评奖转战国内发行以外，也在探索更多的回报模式。如直接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形成话题IP，或如东山提案大会等活动在国内的落地也促进了更多早期纪录片的良性孵化。同时，海外渠道类机构也变为可以参与纪录片发行的重要力量之一。
四、调查报道的可持续发展
通常，调查报道都会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而效果又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不违背新闻报道原则的前提下，调查报道的商业模式与自身可持续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
除了以股权融资、财政支持或传统广告、会议、咨询、定制等维持运转的媒体自身出资外，目前支持调查报道的方式还包括如公共资金、非盈利机构与基金会无偿支持、盈利性机构无偿支持与合作（包括技术公司在内的商业机构，以无偿支持调查报道带来的品牌影响力带动分隔的商业收益）、大型在线平台合作、扩充产品线（如数据产品、视频类产品变现）、垂直内容专业服务或媒体垂直领域平台化、会员制、调查报道跨境合作降低成本（如台湾报道者与印尼Tempo Magazine合作的年度调查报道《血泪渔场》）等多种方式。
其中，在内容产品化的路上，新闻人和电影人正在联手以适应当今的大众市场。来自美国的MDIF自1996年起为39个国家的113个独立新闻项目投入1.64亿美元，在参与《聚焦》电影的制片工作后，开始引入电影基金，鼓励将新闻故事转化为电影的模式以支持调查性报道。
在中国，经典IP消耗殆尽，新生IP高成本堆积。近年来如《战狼2》《人民的名义》《湄公河行动》《烈日灼心》等根据真实题材改编的影视作品票房上均取得不俗成绩。但根据观察，传统的真实事件改编由于无法知悉事件的全貌及深度细节，现象级影片的高质量剧本产生只是个案，且生产不规律，产能无法量化。因此，电影业对独家调查报道所代表的真实题材宝库的需求巨大。
（文章部分内容及资料援引或编译自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Poynter及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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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邱嘉秋，真实影像创始人，界面新闻视频直播负责人（兼）， 原财新视频总监。原文首刊于《中国记者》杂志2018年第2期封面专题《这几年，我和我们所做的调查报道：变革、趋向与问题》，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