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亚洲调查报道年会特别开设了#MeToo亚洲报道专场，座无虚席。当日本记者伊藤诗织（Shiori Ito）走向麦克风时，台下一片寂静。与会者与大大小小的摄像机紧盯着这个身形瘦小的女孩，闪光灯闪个不断。
伊藤诗织是BBC纪录片《日本之耻》的女主角。她去年公开指控，2015年实习结束时遭遇了日本TBS电视台长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御用记者”山口敬之（Noriyuki Yamaguchi）的迷奸。
“我发现自己作为被性侵犯的受害者很无力，但如果自己不敢面对事实，不能说出真相，我有什么资格做记者呢？”伊藤诗织拿出做记者的勇气和调查能力，成为了行动者，自己对强奸案进行调查、举证、提起诉讼。
举证无疑是艰难的。各国法律对“强奸”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在多数国家，强奸是刑事重罪，一但坐实，面临牢狱之灾。所以，证实强奸罪的证据必须十分完整而有力。亚洲国家的法律更是要求受害者/幸存者拿出有力证据，证实嫌疑人使用了“违背意愿”、“使用暴力”等强迫手段强行发生性行为。
伊藤诗织在第三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MeToo报道专场上。
因此，伊藤诗织去医院做法医验验证，拿到DNA证据；她找到了目击者，当晚的司机；她获取了酒店的监控视频。然而，即便证据看起来相对充足，面临权威有关方的压力，日本警方最后并未刑事立案。案子要被撤诉的时候，伊藤诗织知道公开讲述几乎是唯一的渠道了。于是，她公开真名，开记者会指控对方。
伊藤诗织说，维权过程她意识到，自己挑战的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强奸逻辑，是女性不应公开讲述的性耻感，是性侵犯背后的权力不对等以及性别歧视，“没有权力的人毫无缚鸡之力，有权势的人可以肆意妄为。”再一次在会上面对大众讲述被强奸以及报案后的抗争历程，伊藤诗织仍不太适应，尤其回忆警方让她“躺在床上，与一个人形木偶重演那一屈辱的一刻”，她更是多次哽咽。
不难看出，#MeToo运动流布的讲述中，各自的细节与过程或许存在差异，但受害者/幸存者的感受是相似的，尤其在亚洲千年的父权压迫、传统的男尊女卑文化以及极度缺乏的性教育之下，受害者/幸存者的控诉几乎都饱含了压迫、羞辱、委屈、耻感以及无力和不同形式的抗争。
中国的情况亦不意外。
本文作者，自由记者黄雪琴在#MeToo专场上分享。
前《纽约时报》编辑、法学教授、律师Doreen Weisenhaus的分享指，全球84个国家参与了#MeToo运动，带着#Metoo标签的新闻浪潮里没有中国。多位他国记者也问过我，“中国有#MeToo运动吗？”深入参与中国#Metoo报道，我当然理解，国内#Metoo总是刚起头就被消声。所以，国内的风风火火在外人看来是风雨不起波澜不惊。其实，在极度窄小的报道空间里，中国聪明地把#Metoo变成了“米兔”进行脱敏。
事实上，中国的反性骚扰已有多年基础。2018年的1月1日新年伊始，北航博士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持续多年性骚扰门下学生，正式拉开了中国#MeToo的序幕。报道发布第三天，3000多名学生联名写信给学校；一个星期内，94家高校的8000多位学子参与了联署，向全国学校倡议出台校园长效的反性骚机制。
同时，北大、清华等十多家高校也纷纷爆出性骚扰案件。随着北大沈阳案引发的信息公开风潮，中国#MeToo报道开始被删帖，相关学生被约谈，风风火火的#MeToo遭到第一次的打击，从高峰沉寂下来。
到6月份，中山大学爆出了谭姓教授以及长江学者张鹏性骚扰五名学生的新闻，又一次把全国目光吸引到#MeToo。当晚的新闻虽然遭到全网审查，但是越挫越勇的网民用不同的形式对抗禁声，把文章做成图片，放上区块链，继续传播。
很快，一度沉寂的#MeToo从高校烧到公益行业、媒体圈、甚至寺庙，各领域的性侵犯受害者讲述密布，分享那段屈辱、委屈无助的生命经历。NGOCN曾统计，仅仅在7月份，包括教授、专家、公益人、作家、运动员在内的22位中国内地知名人士被指控性骚扰/侵害，中国米兔终于与全球#MeToo产生共鸣。
不过，在中国，对#MeToo反扑也接踵而来。央视名主持人朱军反告指控者弦子和帮助传播的麦烧名誉侵权；免费午餐发起者邓飞一边否认性骚扰指控，一边发出声明将发律师函，一边还各种公关。被指控者低调一段时间逐渐复出，而受害者/幸存者则面临承担名誉侵权诉讼。因此，伊藤诗织如今在其个人的讲述中，亦不能提到对方名字。
其实，不管是相关法律相对完善的欧美国家，还是在反性骚扰法还存在空白的发展中国家，性骚扰都存在隐秘性和突发性，取证一直是难题。没有完善的证据链，无法诉诸法律时，通过公开讲述几乎是唯一寻求正义和支持的渠道。
而在中国，#MeToo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公开讲述面对并传递那段隐秘、屈辱的人生经历，以寻求社会共鸣和支持，更是在一个反性骚扰法缺失、空白的情况下，呼吁长效的反性骚扰机制和反性骚扰法的出台。这些机制和法律的出台，需要更多的行动者。伊藤诗织说，她现在已经变成反性暴力的推广者、行动者，她自我赋权成了平台，帮助更多的性侵犯受害者/幸存者讲述和维权。
第三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MeToo专场，来自不同国家的与会女性记者相互安慰鼓励。
问答中，来自巴基斯坦的记者哽咽着讲述，“你三年后还记得那酒店房间，而我24年了，还记得被强奸那时的味道。是的，我24年前被强奸了，我无法出来指控，我的父母不理解，我的朋友不支持，我的环境不允许。”
会场气氛更加沉重。在很多人的看来，记者更有话语权、更有资源，也更勇于、善于发声。但是，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性侵害时，都一样惊慌、无助和不知所措。尤其无奈的是，时常为弱势群体维权发声的记者人群，到了自己，也纷纷失声。
香港大学陈婉莹教授分享了两组调查数据，一组是中国高校性骚扰调查，一组来自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前者显示超过7成的被调查大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后者显示，83.7%的被调查女记者遭受过程度不一、形式不同的性骚扰，42.4%遭遇的性骚扰还不止一次，18.2%遭遇了5次以上的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当事人中，57.3%选择了沉默/忍耐/躲避，只有3.2%的人报告单位上级领导、人事管理部门。
资深传媒人陈婉莹教授展示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报告。
74.4%的受访者认为，工作单位有必要开展防治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讲座，并出台相关规定。然而，调查显示，84.3%的受访者所在的媒体单位并没有提供预防性骚扰相关的培训/课程/讲座。
这份报告还对32家国内报社、杂志社和网络媒体以及13家境外驻华媒体机构进行了了解，至今为止，没有一家媒体单位明确表示在预防职场性骚扰方面有任何具体措施和方法，也没有明确的反性骚扰培训、规定和机制。
伊藤诗织说，她维权以后发现，只有报道是不够的，只有受害者/幸存者站出来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人给以一种支持，更多的人说#MeToo，更多的人采取行动，形成一个社会支持体系。
正如陈婉莹教授观察，中国#MeToo开启了一种“受害者/幸存者自主讲述，公民社会积极参与，记者、行动者、学者共同发文推动”的报道模式，“很多时候，记者就是行动者。”
会议最后，有记者呼吁，媒体反性骚扰不应该止于报道，更应该推动行业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和出台。唯有建立有效机制，才能帮助更多人免受伤害。
编辑/Ivan Zhai
相关阅读：
